6月17號清晨,一則訃告在社交平臺上傳開。
陳彼得走了。
去世時間是三天前——6月14日上午9點46分。地點,是他熟悉的成都。
終年82歲。消息來自他的兒子,訃告發得很突然。很多人還以為是謠言,甚至有人留言問:“是不是賬號被盜了?”
畢竟,兩個月前他才剛剛發過一首新歌。今年1月,還有網友在成都偶遇他。
他穿著便宜的帆布鞋,在小區里散步,笑容慈祥,還跟路人聊了幾句,聲音洪亮得很。
他看起來,根本不像是馬上要離開世界的人。
可意外就是這么來得突然。仿佛昨天還在唱《一剪梅》的他,今天就永遠消失在了時間里。
這位曾經把華語樂壇“攪熱”的音樂教父,終究還是悄悄謝幕了。
他不是一開始就想當音樂人
1943年,陳彼得出生在四川成都,本名陳曉因。
他的祖籍是廣東潮陽,但從小就在成都長大。父親是軍人,母親說得一口四川話,一家人后來搬去了臺灣省。
那個時候,他才五歲。家里窮,條件不好。
但母親總是在飯桌上念叨成都的飯菜、院子、老梧桐。這些片段,成了他日后對家鄉最深的記憶。
按家里的計劃,他該當個工程師。所以他進了臺灣成功大學,學的是機械工程。
讀書很努力,成績也不錯。但他的心思,早就不在課堂上了。
他迷上了音樂。
在課余時間,他自學吉他,偷偷聽甲殼蟲,甚至自己做電吉他。
后來還跟陶喆的爸爸陶大偉一起搞了個樂隊,在歌廳駐唱。英文歌唱得特別溜,還給自己取了個藝名——陳彼得。
沒想到,這一唱,就唱進了臺灣樂壇的大門。
寫一首紅一人,他真行
1971年,陳彼得出了第一張專輯《玫瑰安娜》,正式出道。那年他28歲,算不算晚?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太會寫歌了。
他寫的第一首歌《含淚的微笑》就火了。
他把歐美的搖滾、R&B玩得爐火純青,又能跟華人耳朵喜歡的旋律融合起來,什么“甜美情歌”的老路他不走,自己開辟了一條路。
接下來,他的作品簡直像流水線一樣涌出來。《遲到》《一剪梅》《那天晚上》《無言的結局》《阿里巴巴》《一條路》……
數不清的金曲,一首比一首經典。
更神的是,他寫的歌,總能把歌手帶火。
劉文正唱《遲到》,第二天就成了天王。費玉清唱《一剪梅》,一夜之間封神。
鳳飛飛、高勝美、高凌風、楊鈺瑩……只要接過他的歌,基本沒有不紅的。
甚至連“高凌風”這個藝名,都是他起的。
所以,陳彼得成了當時樂壇最硬的金手指。
不過,他也不是那種只管自己名利的人。他創辦演藝工會,幫男藝人爭待遇,還天天勸大家別只想著賺錢,要有社會責任。
當時很多同行怕得要命,他卻從不退縮。
他曾抑郁崩潰,掉頭回大陸尋根
可天才也有低谷。
80年代末,陳彼得陷入了一場自我撕裂。
他為臺灣歌手寫了一首愛國歌,歌詞寫得特別真摯,結果被封殺了。他氣憤、委屈,又無力反抗。
再加上工會的事壓得他喘不過氣,創作也瓶頸了。他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
有一次參加節目錄制,唱到一半他直接跑了。后來別人說他“瘋了”,他自己心里明白,是自己的身體出了問題。他需要逃。
那時候,大陸終于放開探親。他第一時間訂票回家,回成都。
飛機落地那一刻,他一下子淚崩。走出機場,看見一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男人,那是他40年沒見的親弟弟。
兩個男人,就這么抱在一起,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那一趟,他哭著吃了想了半輩子的擔擔面。那晚,他決定要定居大陸。
他沒選擇復出,而是退居幕后
回大陸后,他沒有直接復出當明星。他租了個胡同,在北京開了個錄音棚,叫“喜鵲棚”。后來搖滾圈都知道,老陳是個貴人。
竇唯、崔健、謝天笑、汪峰、鮑家街43號……這些人都來找他錄過音。
他自己做飯,一鍋燉菜,一鍋面,招呼一群音樂人。他不圖什么回報,就想看年輕人玩音樂。
他成了另一個意義上的“音樂父親”。
但他沒忘音樂。他給古詩詞譜曲,唱《青玉案·元夕》,唱《我愛這土地》,唱杜甫唱辛棄疾,一首首把古人的靈魂拉回現代。
唱到激動時,他會哽咽,會抬頭看天,像在跟千年前的詩人對話。
他唱給孩子,也唱給這片土地。
情感隱秘,但始終深情
陳彼得這一生,感情的事很少對外說。人們知道他有兒子,叫陳與鐘,會在父親去世時發訃告。
也有人聽說他曾有段婚姻,但沒有確切資料。
他更愿意把“深情”放在音樂上。
他寫《一剪梅》,其實就是寫離別。他寫《無言的結局》,是在告別自己年少的夢。
他年輕時太狂,等年老了才懂,很多話,不能用嘴說,只能放在旋律里。
有人說他是浪子。也有人說,他是“俠客”,有點瘋,有點倔。
但不管是怎樣的他,都是實實在在愛過,活過,掙扎過。
最后的幾年,他笑著唱完
2023年,他登上央視晚會,自彈自唱。他那時候已經80歲,胡子白了,步子慢了。但琴一響,整個人立刻精神起來。
《我和我的祖國》唱到一半,他一度哽咽。他說,自己這輩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站在家鄉,唱給祖國聽。
2025年,他又寫了新歌。兩個月前,還在自己的賬號發布。
沒人知道,那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曲。
總結:他沒死,他在歌里
陳彼得不是一個簡單的音樂人。他是一個走過半生,兜了一圈,最后把生命獻給土地的人。
他把自己的青春給了歌壇,把自己晚年給了祖國。
他在巔峰時不戀戰,在低谷時不自棄。再出發的時候,選擇站在詩和故鄉之間,用歌聲安頓自己。
他不需要紀念碑。他最好的紀念,是那些旋律——
聽見《一剪梅》的時候,想起那個背影挺直、指尖有火的老人。
再聽《我和我的祖國》的時候,知道,那是他最深的情書。
他走了,可他沒真的走。
他的歌聲還在。他的故事,也剛剛開始被人重新讀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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