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認為，動脈粥樣硬化是由脂質積聚引發的疾病，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斑塊微環境在疾病進展中具體關鍵作用。本文將結合最新研究進展，探討斑塊環境中細胞和細胞外成分如何驅動動脈粥樣硬化，并重點探究如何將這些微環境因素作為治療冠狀動脈斑塊的新靶點。

圖1 動脈粥樣硬化的起始和進展

動脈粥樣硬化起始和進展

動脈粥樣硬化是一種進行性炎癥性疾病，始于富含膽固醇的載脂蛋白B（apo B）在中動脈和大動脈中的內皮下滯留[1-3]。根據對滯留的反應模型，脂蛋白在動脈內膜中的捕獲代表了動脈粥樣硬化發展的初始關鍵事件[4,5]。沉積的低密度脂蛋白（LDL）顆粒被修飾（例如，通過氧化、糖基化或聚集），并引發內皮細胞活化和功能障礙。內皮功能障礙的特征是通透性增加、一氧化氮生物利用度降低和黏附分子上調，建立了一個促進免疫細胞浸潤的促炎微環境[6-8]。單核細胞可黏附在活化的內皮細胞上，遷移到動脈壁，并在此分化為巨噬細胞，攝取脂質形成泡沫細胞[9]。脂質和促炎介質的持續積累也會損害巨噬細胞對死細胞的清除，導致斑塊中的凋亡后壞死和壞死核心形成[10]。該序列產生具有大壞死核心和薄纖維帽的不穩定動脈粥樣硬化斑塊，這些斑塊可能破裂或發生淺表斑塊滲出，增加血栓栓塞心血管事件的風險，如心肌梗死（MI）和卒中[11-13]。

針對炎癥的臨床試驗證實了病變炎癥與心血管事件之間的聯系。CANTOS試驗表明，白介素1β（IL-1β）抑制劑卡那單抗（Canakinumab）可減少復發事件，該事件降低與降脂無關，但與更高的致命感染發生率有關[14,15]。同樣，COLCOT試驗表明，低劑量秋水仙堿可減少缺血事件，盡管接受治療的患者肺炎略有增加[15]。這些里程碑式的試驗強調，雖然減少炎癥可以減輕動脈粥樣硬化，但保持宿主防御仍然至關重要。因此，在不廣泛抑制免疫力的情況下解決炎癥的療法是對抗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一種有前景的方法。

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微環境

斑塊微環境——包括細胞外基質（ECM）蛋白、生物力學力和可溶性因子——在動脈粥樣硬化形成中起著關鍵作用。在健康動脈中，內膜ECM主要由基底膜蛋白組成，如IV型膠原、層黏連蛋白、基底膜蛋白多糖和巢蛋白（nidogen），它們提供結構支持并維持細胞穩態[16,17]。

在動脈粥樣硬化中，ECM經歷了廣泛的重塑[18]。過渡基質蛋白在內皮下空間的沉積是最顯著的變化之一，可用促炎前視覺基質取代正常的基底膜。例如，纖維連接蛋白在斑塊形成之前就在積聚于紊亂血流的動脈粥樣硬化易發部位[19]。這種富含纖維連接蛋白的基質通過氧化LDL（oxLDL）等刺激“啟動”內皮細胞進行炎癥激活，這與健康動脈中層黏蛋白（laminin）和膠原蛋白IV引發的動脈粥樣硬化保護信號形成對比[2,18,20]。除外纖維連接蛋白，其他基質成分也可損傷微環境。蛋白多糖中帶負電荷的糖胺聚糖（如透明質酸、硫酸軟骨素等）可結合并隔離生長因子[如血小板源性生長因子（PDGF）、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等]，從而調節細胞的增殖和遷移[21-23]。

隨著動脈粥樣硬化的進展，病變細胞通過釋放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和代謝物來改變微環境，傳播慢性炎癥和纖維化反應的自我放大循環，從而驅動更多的炎癥和ECM重塑[23,24]。

然而，動脈粥樣硬化中ECM去除的重要方面仍然知之甚少。控制從健康基底膜向促動脈粥樣硬化基質過渡的精確機制，以及改變的ECM成分如何維持慢性炎癥和疾病進展，仍需要進一步研究。由于斑塊微環境在調節細胞行為中起著核心作用，因此靶向微環境的治療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內皮細胞-白細胞串擾

1.內皮細胞活化

動脈粥樣硬化病變優先形成于動脈分支點和彎曲處，在此處受干擾的血流會產生低而振蕩的剪切應力。相比之下，高的單向層流通過驅動KLF2和KLF4的核定位來保護動脈粥樣硬化，這反過來又增強了內皮一氧化氮合酶（eNOS）的表達和一氧化氮的產生[25,26]。近期研究表明，動脈粥樣硬化保護性剪切應力誘導HEG1介導的KLF2和KLF4表達，在晚期動脈粥樣硬化患者中，內皮HEG1下調。相比之下，紊亂的血流抑制了動脈粥樣硬化保護性轉錄因子KLF2和KLF4，并激活了內皮細胞中的NF-κB和其他炎癥途徑[27,28]。

此外，內皮細胞還會分泌趨化因子，如CCL2（MCP-1）、CCL5和CX3CL1，這些趨化因子會擴散到血液中。一旦被內皮選擇素捕獲，循環單核細胞和其他白細胞就會通過整合素（如VLA-4和LFA-1）牢固黏附。這種多步驟黏附級聯可引導白細胞穿過內皮進入內膜。一旦轉移，單核細胞就會被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CCL2和其他驅動其分化為巨噬細胞的因子激活。然后，局部微環境將塑造巨噬細胞的表型。

2.對氧化LDL的反應

這些修飾的 LDL 通過激活核因子 κB（NF-κB）、增加血管通透性、減少一氧化氮生成、上調黏附分子表達以及促進白細胞浸潤來破壞內皮細胞功能（圖 1A）。

帶正電荷的apo B通過細胞旁或胞吞途徑穿過內皮[8]。一旦進入內皮下空間，LDL就會經歷氧化修飾，并被困在帶負電荷，富含蛋白多糖的內皮下基質中[8,29-31]。這些修飾的LDL通過激活NF-κB、增加通透性、減少一氧化氮產生、上調黏附分子和增強白細胞浸潤來破壞內皮細胞功能（圖1）[32,33]。

3. ECM調節的內皮反應

內皮下ECM的組成不僅能調節LDL滯留，還可通過向內皮細胞傳遞信號調節炎癥反應[34,35]。內皮細胞可通過整合素家族的細胞-基質受體與基底膜蛋白相互作用，傳遞動脈粥樣硬化保護信號。例如，內皮細胞通過整合素α2β1與基底膜蛋白相互作用，發出鈍性血流紊亂和ox-LDL誘導的炎癥信號[7,24]。然而，在早期動脈粥樣硬化中，隨著基底膜被纖維連接蛋白取代，內皮細胞轉而使用整合素α5β1進行黏附。纖維連接蛋白激活整合素α5β1會放大內皮細胞的活化狀態，在受干擾的血流區域形成正反饋回路[35,36]。因此，從生物力學力到基質組成的動脈微環境，在調節內皮細胞行為、動脈粥樣硬化中的白細胞募集等方面都起著至關重要的調控作用。

內皮細胞-平滑肌細胞串擾

內皮細胞和血管平滑肌細胞（vSMC）在動脈微環境中鄰近并通過多種機制通信，包括直接細胞-細胞接觸、旁分泌信號和細胞外囊泡[37]。在健康的血管中，這種內皮細胞-vSMC串擾有助于調節血管張力和結構。例如，血管舒張信號一氧化氮由內皮細胞釋放，內皮細胞作用于相鄰的vSMC以誘導舒張，從而保持適當的血管口徑和血壓。

在層流條件下，內皮細胞產生的一氧化氮量很高，vSMC保持收縮靜息狀態。但血流紊亂時，不僅會刺激內皮細胞，還會改變其向vSMC傳遞的信號。暴露于低/振蕩剪切力的內皮細胞可以表現出內皮細胞到間充質轉化（EndMT）表型，產生影響vSMCs的TGFβ2和IL-1β等因子。來自活化內皮細胞的TGFβ2可促使vSMC向合成型轉化（圖1B）。內皮衍生的IL-1β已被證明可以刺激vSMC遷移和增殖[38,39]。這些效應說明了內皮細胞的炎癥串擾如何促使vSMC遠離其收縮表型。

內皮細胞和vSMC之間的另一種關鍵通信模式涉及miRNAs，它們可以直接或通過細胞外囊泡轉移。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miR-143/145從vSMC轉移到內皮細胞。這些miRNA在vSMCs中高度表達，促進收縮SMC表型。當內皮細胞與vSMC直接相互作用時會產生TGFβ，從而誘導膜納米管形成，促進miR-143/145從vSMC轉移到內皮細胞。這些miRNA的攝取會抑制內皮血管生成的活性并穩定血管[40]。這種交換形成了一個保護性反饋回路，vSMC有助于建立動脈粥樣硬化保護性的靜息內皮狀態。

然而，在疾病狀態下，內皮細胞-平滑肌細胞串擾或有害。慢性炎癥的干擾會減少有益信號的傳遞（如miR-143/145），同時放大有害信號。例如，活化的內皮細胞可能會釋放驅動vSMC去分化的因子或囊泡，從而促進不太穩定的表型。同時，發炎的vSMC可能會分泌蛋白酶或細胞因子，進一步損傷內皮，加劇血管功能障礙[41]。由于這種動態相互作用，能破壞適應不良的內皮細胞-平滑肌細胞串擾，甚至恢復其保護功能，或成為一種有前景的動脈粥樣硬化治療策略。

斑塊微環境中血管平滑肌細胞的表型調節

傳統認為，vSMC是動脈壁的結構細胞，負責血管收縮和擴張[42]。在正常情況下，vSMC表現出收縮表型，其特征是在必要時收縮的可能性很高，增殖和遷移率低。vSMC收縮性相關基因，包括α-平滑肌肌動蛋白（ACTA2）、鈣蛋白酶（CNN1）、轉蛋白（TAGLN）、平滑肌蛋白（SMTN）和SM-MHC（MYH11）。這種收縮表型主要由肌球蛋白維持，肌球蛋白與血清反應因子（SRF）相互作用，驅動收縮基因的表達[43-46]。

在動脈粥樣硬化中，vSMC暴露于炎性細胞因子、生長因子和脂質介質，這些因子可以觸發表型調節，這是一個收縮標志物下調并獲得與其他細胞類型相關特征的過程。這種開關的驅動因素包括KLF4、NF-kB和叉頭盒蛋白O3a（FOXO3A），它們在vSMC中被致動脈粥樣硬化刺激激活并抑制心肌功能，從而導致收縮表型喪失，并出現合成、遷移和增殖表型。表型修飾的vSMC具有轉分化為類似巨噬細胞、間充質干細胞、骨軟骨生成細胞或成纖維細胞的潛力，單細胞RNA測序結合譜系追蹤研究表明，晚期斑塊中出現“巨噬細胞樣”或“泡沫細胞樣”的細胞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vSMC，而不是單核細胞衍生的巨噬細胞[47,48]。與良性巨噬細胞相比，這些來源于vSMC的泡沫細胞的膽固醇流出能力受損，或加劇動脈粥樣硬化斑塊中的脂質積聚。

vSMC通過整合素家族的細胞基質受體與ECM蛋白相互作用，整合素介導的信號傳導在決定vSMC表型和改變動脈粥樣硬化進展方面至關重要。例如，目前已證實，使用α5β1或αvβ3抑制劑破壞vSMC與基質蛋白（特別是纖維連接蛋白）的相互作用可以減小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大小。值得注意的是，抑制整合素αvβ3可減少纖維帽形成[7,35]。有趣的是，雖然耗盡纖維連接蛋白會阻斷內皮細胞活化，但同時可抑制vSMC的遷移和增殖，導致纖維帽變薄和ECM網絡組裝不良[19]。

vSMC是病變微環境中膠原蛋白的主要來源，有助于增強纖維帽及斑塊穩定性。然而，在炎性動脈粥樣硬化緩解中，巨噬細胞衍生的蛋白酶，特別是基質降解酶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會積極降解膠原蛋白，削弱保護性纖維帽，損害斑塊穩定性，增加斑塊破裂風險[49,50]。

值得一提的是，vSMC的表型轉換是把雙刃劍，在合成狀態下，可通過分泌炎性細胞因子和MMPS促進斑塊擴張和不穩定，但也能產生形成保護性纖維帽的ECM蛋白。病變微環境中的纖維連接蛋白可促進表型轉換，參與纖維帽的形成，而富含膠原蛋白的基質可以將vSMC推向更具收縮性、產生基質的表型，從而穩定纖維帽。這種動態變化強調了vSMC的復雜作用，并強調了了解動脈粥樣硬化組織微環境的重要性。

事實上，使合成型vSMC恢復到收縮表型的方法有助于穩定斑塊。例如，促進 vSMC收縮程序的 miRNA - 143/145 具有保護作用，刪除這些 miRNAs 可加速動脈粥樣硬化。同樣，TGFβ1 信號傳導通路可維持vSMCs分化狀態，增加膠原蛋白的產生[51,52]。相比之下，KLF4是動脈粥樣硬化過程中vSMC去分化的關鍵驅動因素。動物實驗表明，條件性刪除vSMC中的KLF4基因有助于縮小病變，增加纖維帽厚度，減少vSMC衍生的巨噬細胞和間充質干細胞樣細胞，同時增加αSMA+細胞[53,54]。

單細胞RNA測序（scRNA-seq）和譜系追蹤方法的進展揭示了動脈粥樣硬化形成過程中不同的vSMC表型[55]；基于標記物表達，可至少分為四種不同表型：收縮樣、成纖維樣、軟骨細胞樣和巨噬細胞樣。進一步研究表明，在動脈粥樣硬化過程中，巨噬細胞可通過IL-1β調節動脈粥樣硬化進展過程中的vSMC功能[55,56]。治療性地靶向 vSMCs 中的 KLF4 或 NF - κB 等通路，或增強促收縮信號（如心肌素 / SRF、TGFβ、miR - 143/145），可能會使 vSMCs 向穩定斑塊的表型轉變。

巨噬細胞在炎癥消退中的高效胞葬作用（efferocytosis）

胞葬作用是巨噬細胞結合、吞噬和消化凋亡細胞的過程，其可確保有效清除細胞碎片并維持組織穩態。

具有促消化凋亡功能的巨噬細胞在消除炎癥和預防凋亡后壞死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當巨噬細胞消耗凋亡細胞時，可通過抑制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和釋放抗炎和促分解介質來做出反應[57-59]。例如，胞葬作用會刺激分泌專門的促消退脂質介質（SPMs）和抗炎細胞因子，如 IL - 10、TGFβ 等。其中，IL - 10 對于炎癥消退至關重要，其可通過激活 PPARγ - LXR 通路增強膽固醇流出，上調膽固醇轉運蛋白 ABCA1 和 ABCG1，同時降低 TNFα、IL - 6 和 MCP - 1 水平[60-65]。IL-10抑制炎癥的一種機制是通過誘導轉錄調節因子Bcl-3，Bcl-3會干擾NF-κB信號，以減少Toll樣受體激活時IL-6的產生[66,67]。巨噬細胞在吞噬凋亡細胞后也會代謝這些細胞的內容物。例如，巨噬細胞對凋亡細胞衍生的精氨酸的代謝導致多胺（如腐胺和亞精胺）的產生，進一步促進溶解，亞精胺和亞精子胺可以抑制炎癥的一些激活和IL-1β的釋放[60,68,69]。此外，攝入的凋亡細胞中脂肪酸和膽固醇的分解會產生SPM和氧甾醇，它們與核受體（如LXR）結合，可增加關鍵凋亡細胞受體MerTK的表達[63]。

在晚期動脈粥樣硬化病變中，巨噬細胞的胞葬作用受損。當巨噬細胞被過多的凋亡細胞淹沒并暴露在發炎的微環境中時，其吞噬和處理凋亡細胞的能力就會降低[70]。

胞葬作用受損可導致未清除的凋亡小體積聚，這些凋亡小體凋亡后壞死，可將細胞毒性物質和促炎分子釋放到斑塊中，從而導致壞死核心擴大，炎癥程度加重，進而增加斑塊不穩定性[71]。

通過基因和藥物手段恢復胞葬作用，能增強斑塊穩定性相關特征，包括但不限于減小壞死核心、增加纖維帽厚度[72]。例如，用拮抗性抗體阻斷正常情況下通過 SIRPα 抑制巨噬細胞吞噬作用的 “別吃我” 信號 CD47，可恢復 胞葬作用，增強凋亡細胞的清除，減小壞死核心大小，使斑塊整體趨于穩定[73]。同樣，過表達抗切割的MerTK或靶向MerTK的負調節因子，如CAMKIIγ，可以改善斑塊穩定性的特征[74,75]。

最近發現，胞葬作用可觸發具有促消退表型的巨噬細胞的增殖爆發。凋亡細胞衍生的核苷酸激活DNA-PK–Akt–Myc通路，并通過“胞葬作用誘導的巨噬細胞增殖（EIMP）”過程驅動專門用于促進炎癥消退的巨噬細胞亞群擴增。這些巨噬細胞可產生高水平的IL-10和TGFβ，并能迅速吞噬額外的凋亡細胞，從而形成一個正反饋回路，以恢復體內平衡[58]。

然而，在炎性微環境中，這種有益環路很容易被破壞。在晚期動脈粥樣硬化中含量豐富的TNFα和IL-1β，可促進ADAM17依賴性的MerTK蛋白水解切割，從而顯著抑制胞葬作用[76]。因此，恢復有效的胞葬作用是穩定易損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一種有吸引力的治療策略。

巨噬細胞-平滑肌細胞串擾

斑塊內巨噬細胞和vSMC之間的相互作用顯著影響病變的發展方向（向不穩定or 愈合為穩定纖維斑塊），從而產生有益和有害的影響。

從有利方面來看，參與胞葬作用的巨噬細胞會釋放支持vSMC功能的介質。例如，IL-10減弱PDGF或LPS誘導的vSMC增殖和遷移，從而可能限制內膜增生[66,77]。如前所述，TGFβ促進vSMCs的收縮表型，同時也刺激膠原蛋白合成，還可抑制炎癥介質（如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IL-6的vSMC表達，進一步促進穩定的斑塊環境[78-80]。此外，巨噬細胞在胞葬作用過程中產生的代謝物是 vSMCs 的重要信號。近期研究表明，巨噬細胞代謝凋亡細胞產生的乳酸會促使vSMCs進入修復性、基質產生的狀態[81]。巨噬細胞在胞葬作用后產生的多胺可能對vSMCs具有類似的促纖維化作用[23,82]。這些相互作用共同表明，巨噬細胞的胞葬作用可促進vSMC介導的斑塊穩定性。

相反，促炎巨噬細胞可以驅動vSMC功能障礙，導致斑塊不穩定。例如，在共培養實驗中，ox-LDL激活的巨噬細胞已被證明可以觸發附近vSMC的表型轉換，將它們推向巨噬細胞樣通過炎性小體信號傳導[83]。巨噬細胞釋放的蛋白酶，如MMP-9和MMP-13，還會積極降解斑塊微環境中的膠原蛋白和彈性蛋白[84,85]。此外，過度的巨噬細胞激活會使膠原蛋白降解速度超過 vSMCs 的合成速度，削弱纖維帽，增加斑塊不穩定性。促炎介質，如TNFα，可以誘導vSMC凋亡，同時抑制膠原蛋白合成，進一步削弱纖維帽[86]。最新證據還表明，巨噬細胞可通過分泌刺激vSMC成骨程序的因子來促進斑塊鈣化，或使斑塊更容易發生界面脫粘[87]。最終，巨噬細胞-SMC相互作用對斑塊穩定性的影響取決于分解和炎癥巨噬細胞表型之間的平衡。

針對斑塊微環境的治療策略

對斑塊微環境日益深入的了解，推動了直接作用于病變細胞而非僅針對全身風險因素的臨床前療法的發展。一種有前景的方法是設計納米粒子，將藥物直接輸送到動脈粥樣硬化損傷，提高局部生物利用度，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脫靶效應。同樣，用巨噬細胞靶向配體修飾的納米粒子已被用于遞送抗炎劑，如IL-10、秋水仙堿和雷帕霉素，以有效減少血管炎癥[88-90]。有學者已經提供了有效載荷來增強有效的紅細胞生成，例如在其表面呈現MerTK的納米粒子，從而促進凋亡細胞的清除，并顯著減輕了小鼠的動脈粥樣硬化程度[91]。使用納米粒子遞送的RNAi來沉默黏附分子ICAM-1、VCAM-1和E-選擇素的多靶點策略同時減少白細胞募集和斑塊炎癥[92]。

近年來，核受體激動劑在病變細胞中的作用受到了廣泛關注。將LXR激動劑GW3965包裹在靶向納米顆粒中，可增強斑塊巨噬細胞的膽固醇清除，同時避免肝脂肪變性，從而使患者在抗動脈粥樣硬化方面獲益[93]。

同樣，使用吡格列酮等藥物可激活PPARγ，促進IL-10的產生并增強有效細胞化。負載吡格列酮的納米顆粒可通過推動巨噬細胞極化向促分辨表型發展，以預防小鼠斑塊不穩定的特征[94]。

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增強凋亡細胞清除率已成為斑塊穩定性的一種有前景的策略。一種方法針對抑制性CD47-SIRPα通路，其中用拮抗抗體或肽阻斷“不要吃我”信號CD47可以重新激活巨噬細胞的胞葬作用，降低斑塊壞死核心和縮小病變面積。另一種方法是補充促效因子[95]。例如，注射重組膜聯蛋白A1或消退素（resolvin） D1可以增強吞噬細胞的吞噬能力[96]。此外，通過與MerTK外結構域融合的納米載體將MerTK受體本身遞送至病變的新策略已被用于直接促進斑塊中凋亡細胞的攝取[91,97]。

在臨床試驗成功的基礎上，正在改進減弱斑塊中特定細胞因子信號的療法。用卡那單抗中和IL-1β已被證明可以減少心血管事件[14]。除降低炎癥外，IL-1β的抑制還促進了源自vSMC和其他基質細胞的成纖維樣細胞的積累，從而增加了纖維帽厚度[56]。這一發現表明，阻斷IL-1β不僅可以減輕炎癥，還有利于改變斑塊中的細胞組成。同時，低劑量秋水仙素（廣泛抑制炎癥，包括巨噬細胞產生IL-1β和IL-18）已成為冠心病的潛在輔助療法[15]。正在進行的研究旨在最大限度地發揮這些藥物的抗炎作用，同時最大限度地降低免疫抑制風險。

一個創新性研究領域涉及在體外將免疫細胞重編程為抗動脈粥樣硬化狀態后再回輸。單核細胞可通過代謝“訓練” 獲得促消退表型。例如，用 4 - 苯基丁酸（4-PBA）體外處理人單核細胞可誘導其維持持續的抗炎表型。當將其重新引入小鼠體內時，這些4-PBA介導的單核細胞會回到病變所在地并改善動脈粥樣硬化。從機制上講，經過訓練的單核細胞顯示出黏附分子（ICAM-1）和化學引誘劑（CCL2）的表達降低，這是由于TLR信號調節器的抑制，以及細胞管家功能的恢復，如過氧化物酶體自噬（pexophagy）。這些經過訓練的單核細胞還會上調表面蛋白CD24，CD24可以與其他免疫細胞上的唾液酸結合免疫球蛋白樣凝集素（Siglec）-10結合，傳遞抑制性信號。通過這種機制，CD24訓練的單核細胞抑制斑塊微環境中中性粒細胞、T細胞和B細胞的活性，共同減少炎癥[98]。盡管仍處于臨床前階段，但這些基于細胞的療法突顯了在斑塊微環境中調節細胞功能的潛力。

結 語

目前對動脈粥樣硬化的理解已經超越了嚴格以脂質為中心的觀點，涵蓋了斑塊微環境中細胞和細胞外成分的復雜相互作用。單細胞轉錄組學、命運映射模型和代謝組學的進展揭示了動脈粥樣硬化病變中細胞表型的前所未有的異質性，其中一些導致了慢性炎癥，而另一些則得到了解決[56,99,100]。將這些見解轉化為新療法將需要持續整合尖端技術。多組學方法提供了動脈粥樣硬化的全面分子景觀，而高分辨率成像技術，如MALDI質譜成像，能夠對關鍵代謝特征進行空間映射。此外，人工智能和系統生物學正成為破譯控制動脈粥樣硬化進展的復雜調控網絡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這些新的見解可以指導精確療法的發展，例如那些增強傳出細胞作用和促進膠原蛋白組裝，同時抑制導致斑塊擴張和破裂的途徑的療法。最終，動脈粥樣硬化斑塊是高度動態的微環境，免疫細胞、vSMC和ECM成分之間的持續相互作用塑造了疾病結果。通過調節靶向斑塊微環境細胞表型、基質重塑或精確給藥是緩解斑塊不穩定性和預防急性心血管事件的一種有前景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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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簡介

鄭剛 教授

?現任泰達國際心血管病醫院特聘專家

?中國高血壓聯盟理事，中國心力衰竭學會委員，中國老年醫學會高血壓分會天津工作組副組長、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高血壓分會委員。天津醫學會心血管病專業委員會委員，天津醫學會老年病專業委員會常委。天津市醫師協會高血壓專業委員會常委，天津市醫師協會老年病專業委員會委員，天津市醫師協會心力衰竭專業委員，天津市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醫師分會雙心專業委員會委員。天津市心臟學會理事、天津市心律學會第一屆委員會委員，天津市房顫中心聯盟常委。天津市醫藥學專家協會第一屆心血管專業委員會委員，天津市藥理學會臨床心血管藥理專業委員會常委。天津市中西醫結合學會心血管疾病專業委員會常委

?《中華老年心腦血管病雜志》編委，《中華臨床 醫師雜志》（電子版）特邀審稿專家，《中華診斷學電子雜志》審稿專家，《華夏醫學》雜志副主編，《中國心血管雜志》常務編委，《中國心血管病研究》雜志第四屆編委，《世界臨床藥物》雜志編委、《醫學綜述》雜志會編委、《中國醫藥導報》雜志編委、《中國現代醫生》雜志編委、《心血管外科雜志（電子版）》審稿專家

?本人在專業期刊和心血管網發表文章948篇其中第一作者759篇，參加著書11部

?獲天津市2005年度“五一勞動獎章和獎狀” 和 “天津市衛生行業第二屆人民滿意的好醫生”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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