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長庚

2015年，南開大學教授楊巨平作為首席專家，成功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他為此組建了一個國際化的學術團隊，匯聚40余位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由他擔任總主編的《從地中海到黃河：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共6卷、200余萬字，就是該項目的重要成果。有學者評價稱：“一個中國的世界古代史學者牽頭，讓國際學者來參與，共同做課題研究，出版一部有標志性的著作，之前在中國世界古代史學科還沒有過。”

《從地中海到黃河：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

楊巨平 總主編

中華書局

1

兩個大事件

19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德羅伊森，在煌煌三大卷《希臘化史》中首次使用“希臘化”來描述亞歷山大及其后繼者們創立的時代。

公元前334年，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以希臘聯軍統帥的身份，發動了對東鄰波斯帝國的征服。金戈鐵馬，一路凱歌，十年之后，從東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廣大區域都置于他的統治之下，世界歷史上第二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出現了。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突然病逝。他的部將為爭奪他的帝國遺產征戰了近半個世紀，最后由埃及的托勒密王國、亞洲的塞琉古王國和希臘本土的安提柯—馬其頓王國三分天下，希臘—馬其頓人對東方的統治得以延續，并由此形成了希臘人控制與影響之世界，這就是“希臘化世界”。在這個區域內建立的由希臘—馬其頓人主導并吸收東方因素的政治制度、經濟形態和城市文化，就形成了“希臘化文明”。

中亞的希臘城市阿伊·哈努姆（復原圖），是希臘—馬其頓人在中亞長期立足的見證。

不過，政治格局很快就發生了變化。首先是帕加馬從塞琉古王國脫離，其后是塞琉古王國東部的巴克特里亞和帕提亞兩個行省宣告獨立。然而，政治格局的變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希臘化世界的整體特征。帕加馬和巴克特里亞還是由希臘人統治，只不過由地方統治者變成了國王；帕提亞王國雖然是由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建立，但基本接受了原來的希臘化遺產，其國王曾以“愛希臘者”自居。公元前2世紀初，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甚至越過興都庫什山，進入印度，恢復了亞歷山大的遺產，而且控制的疆域和文化滲透的深度，比亞歷山大當年的匆匆而過有過之而無不及。希臘人開始發行希印雙語幣，印度的神出現在希臘人的錢幣上。

希臘化文明的存續時間，大致開始于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東征，結束于公元前后，時間上對應于中國的戰國后期至西漢時期。《從地中海到黃河》認為，希臘化文明既非希臘文化的純粹東傳，也非東方因素起決定性作用，而是希臘文化與東方文化的結合，多元、統一是其基本特征。多元，就是指這種文化是由多個文化混合而成，其中雖然以希臘文化為主，但是它也包含波斯的、埃及的、巴比倫的、印度的、中亞游牧文明的因素。

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從長安出發，尋找同樣受到匈奴人侵擾的中國西北地區的另外一支游牧民族大月氏人，試圖與其結盟，合擊匈奴。他歷經磨難，十年之后終于在中亞的阿姆河北岸找到了已經定居的大月氏人。但其國王“志安樂”，無意東返。張騫“不得要領”，只好從大夏(即巴克特里亞)經蔥嶺返回。公元前126年，回到長安。這一“鑿空”之舉，標志著延續千年的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通。

張騫出使的直接目的雖然沒有達到，但帶回了他所耳聞目睹的西域各國的信息。這些國家很多是原來的希臘化王國的舊土，尤其是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本來就是巴克特里亞王國的統轄之地。只是包括大月氏人在內的游牧民族的到來，才結束了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的統治。殘余的希臘人只好退縮到興都庫什山以南，在那里，他們和原來的希臘人一起，又堅持了一個多世紀之久。張騫聽說的身毒，就是這些希臘人的生存之地——印度西北部。他聽說的安息就是帕提亞，此時已經雄踞伊朗高原，擴張至幼發拉底河一線。他聽說的條枝和黎軒，應該與殘存于敘利亞地區的塞琉古王國和以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為都的托勒密王國有關。

2

“世界性”意義

從表面看，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似乎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但事實上二者之間有著緊密的內在邏輯關系。《從地中海到黃河》認為，亞歷山大東征和張騫通西域，如果把它們各自視為獨立的歷史事件，那前者只是希臘—馬其頓人對波斯帝國的一次征服，后者只是漢武帝時期的一次尋求外援活動。但將二者置于歐亞非大陸古代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宏大視野之下，這兩個事件就有了聯系，有了“世界性”的意義。

絲綢之路的基礎是“路”。波斯帝國時期，從地中海到印度的道路已經連通。亞歷山大就是沿著這條路線一路征服到印度，并從印度河南下，分兵海陸兩路沿阿拉伯海岸回到波斯灣。這說明，當時從地中海到印度的海陸兩路都是存在的。亞歷山大死后，各希臘化王國雖然呈鼎立之勢，但它們之間是相通的。即使遠在中亞腹地的興都庫什山下的希臘式城市遺址，也發現了一位希臘人不遠萬里從德爾斐神廟帶來的人生格言和來自地中海地區的尖底雙耳罐。正是希臘化世界道路系統的存在，決定了未來絲路西線的基本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歷山大在絲綢之路的開通上發揮了與張騫同樣重要的歷史作用。

希臘人在中亞、西亞、印度西北部的統治和影響延續了三個世紀之久，他們留下了眾多遺產。除了帝國統治的機制框架之外，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即希臘人原來的城市、希臘式的錢幣、希臘人的雕塑與建筑藝術。當然也包括這些文明遺產的語言載體，即通用希臘語。

城市方面，不論從古典文獻還是從考古發掘上，都證明了從亞歷山大以來希臘人建城活動的存在，也對其中的一些給予了準確的定位。漢文史籍中留下的諸多西域地名、城市名，大多可以和原來的希臘式城市對應。這就說明，一些希臘式城市確實完成了向絲路重鎮的轉化，但也有一些已經湮沒無聞。

錢幣方面，不論是亞歷山大還是塞琉古王國的錢幣，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國王的純希臘銘文的錢幣，還是印度—希臘人的雙語幣，它們都被后來的其他民族的統治者或使用、或仿造、或改造。錢幣的“希臘性”雖然越來越少，但至少一直延續到了阿拉伯人到來之前。即使是后來的阿拉伯人，甚至蒙古人也都沿用了這種錢幣的基本形制。作為絲路貿易的中介，這些貨幣推動了絲路貿易的發展。這些錢幣上的希臘化文化信息，又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錢幣的使用者。

藝術方面，犍陀羅藝術中的希臘神在中國改頭換面，成為中國佛教石窟、寺院中的護法神、大力士和天王等。希臘柱式建筑融入敦煌、云岡石窟，和田馬錢兼容希、印、漢三地文化元素。這種轉譯過程體現了“接觸—改造—新生”的動態模式，如此，以藝術品為代表的器物成為不同文明對話的重要載體。

這些對絲綢之路又有何影響呢？到公元1世紀中期后，歐亞大陸自西向東出現羅馬帝國、帕提亞帝國、貴霜帝國和東漢帝國四個大國并立的局面，四大帝國基本上控制了歐亞大陸間所有主要交通路線，即絲綢之路的幾乎全部主要商路。在《從地中海到黃河》看來，正是完善的交通、繁榮的商業、新建的城市、希臘式錢幣、通用希臘語等希臘化遺產，使得絲綢之路貫通成為可能。

3

“互動交融”

在寧夏一位北周大將軍的墓地，出土了一把鎏金銀壺，壺上描繪了特洛伊故事；在安徽、江蘇、湖南、陜西、甘肅一帶，百余年來一直有“鉛餅”被發現，與漢代金餅形狀大小相仿，正面有龍紋，背面是難以辨認的類似外文字符；2017年3月，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行的阿富汗國家博物館珍寶展上，有一塊公元前3世紀的石碑，上面鐫刻了古希臘哲人的人生格言，石碑基石上注明，這些格言來自古希臘圣地德爾斐。凡此種種，都與絲綢之路有關。

北周時期柱國大將軍李賢墓出土的鎏金銀壺，壺腹上的圖案有明顯的希臘化風格。

近年來，隨著全球史觀的興起，對絲路沿線的研究逐漸超越單一地域或文化的局限，轉向探討跨區域、跨文化的敘事模式。《從地中海到黃河》認為，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來看，絲綢之路的真正意義在于它傳播的思想和文化，在于它是古代東西方諸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大通道。文明互動交融、互鑒互惠是絲路永恒的主題，經貿往來只是其中一方面。

該書指出，“互動交融”是希臘文明與東方文明、希臘化文明與絲路沿線文明關系的基本模式。歷史上的文明，不論其存在時間長短，地理范圍大小，性質如何，都不會孤寂存在。即使在上古時期，文明雖然集中于某些核心地區，如大河流域、沿海地帶或草原深處，由于自然環境的阻隔，各自獨立發展，自成一體，各有特色，但各個文明之間的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交往還是存在的。

由分散到整體是古代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一過程就是由文明間的交流與互動來完成的。希臘化文明本身就是希臘古典文明與埃及、巴比倫和印度等東方古老文明互動交流的結果。它與絲綢之路的關系也可以用這一理論來說明。《從地中海到黃河》的最終結論是：希臘化文明的遺產確實在從地中海到中亞、印度的廣袤區域內產生了深遠和深刻的影響，也最終通過絲綢之路以間接的方式傳入了中國，但它如同其他外來文化一樣，也被中國文化所吸收、改造、利用，最后融入了中華文明。

在當下全球史寫作漸趨同質化的學術語境中，《從地中海到黃河》的獨特價值愈加清晰。因為它以一種審慎的實證態度回歸歷史現場，還原了文明交流互鑒的復雜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