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郁鈞漢是資深情報工作者，伍石公也是老江湖，二人的正式談話要在“松鶴樓”把酒菜送來后方才開始，屆時，兩人在樓上喝酒用餐，通往二樓的那道樓梯門，伍石公會讓護衛封上，祁健郎等三個在未經主人呼喚時，也不能上樓。

就在這個時候意外突然發生了。別墅樓下大門外傳來出租馬車的馬蹄聲，接著就有人講話和有人按門鈴響了，喊的松鶴樓的外賣到了，祁健郎沒有經過觀察就把隨大門開啟，接著傳來了祁健郎的驚呼：“你們想……”隨后聲音戛然而止，接著就傳來“不許動”的喝聲。

闖入“避風堂別館”的這群人一律身穿便衣、頭戴禮帽，個個手持武器。伍石公在二樓聽見喧嘩的聲音，就在樓梯口喝問“來者何人”，為首的便衣話不說就開槍射擊，在樓上郁鈞漢和伍石公都帶有武器，樓下三個崔雨天指派的管家兼保鏢也有家伙，先前不速之客一擁而入時他們被對方用槍逼住，一股腦兒趕進了廚房，此刻樓上賓主跟闖入者交火，他們也乘機發作。

這場突發的槍戰很快就結束了，伍石公、郁鈞漢以及三個保鏢均中彈身亡。事后趕到的舊警局刑警的現場勘查記錄表明伍石公是身負重傷后飲彈自盡的。但由于時局動蕩，國民黨方面并沒有對向外界透露這起“臨頓路血案”槍殺案。

“臨頓路血案”的后果無疑非常嚴重，郁鈞漢和伍石公二人的工作屬于最高等級的機密。二人的遇害使得李克農營救李白的行動部署也被打斷。

郁鈞漢接受的這項任務是李克農部長直接下達的，屬于最高絕密，在他動身出發后，上級就暫時與其中斷了聯系。這是基于安全角度的考慮，按當時中共隱蔽戰線的慣例，類似郁鈞漢這樣的高級特工外派出差，組織上就暫時停止與其主動聯系。若是外派特工認為有必要，可以按照組織上指定的方式和途徑與上級取得聯系，這些聯系方式和途徑，敵方是很難掌握的。

至于伍石公，他的政治身份屬于無黨派人士，中共的朋友，中共情報部門一向視如珍寶，往往都是由負責人親自掌握，派專人單線聯系。之前與伍石公聯系的就是那位已去臺灣的“158”；“158”離滬后，李部長又將這個重要關系交給了郁鈞漢。哪知，郁鈞漢與伍石公在接頭時突遭敵人圍捕，壯烈犧牲。由于他們二人均處在相當于暫時脫離組織的狀態，加上敵方對“臨頓路血案”秘而不宣，遠在北平的中社部和李克農方面根本不知道他們已經遇難。

由于負責策劃、指揮營救行動的兩位負責人突然遇難，使得營救行動胎死腹中，就此導致李白、張困齋、秦鴻鈞三位同志于4月22日下午被移押至南市蓬萊路警察局看守所，5月7日，李白等連同其他被捕的中共地下黨一共十二人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特務槍殺于浦東戚家廟。

由于敵人嚴密封鎖消息，李克農始終沒有得到郁鈞漢等人的消息，二十天后，上海獲得解放。5月30日，李克農親筆起草一份電報給上海市長陳毅，請求協助尋找李白同志的下落。陳毅命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負責調查。

十天之后，李白等十二位烈士的遺體在浦東戚家廟被發現并挖掘出來，上海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同時保密局特務葉丹秋及其他爪牙亦被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抓獲，均處以極刑。現在的問題是，李白的事情終于有了答案，但郁鈞漢、伍石公依然下落成謎。李克農沒有就此放棄努力，他以中社部正式文件的形式下發華東六省一市，要求當地的公安部門務須偵破此案，但歷時兩個多月沒有任何線索。

1949年12月初，蘇州市房管局開始著手調查全市無主房產情況，當時房管局的工作人員前往臨頓橋堍，向當地居民打聽“避風堂別館”的戶主在何處，鄰居表示這里兩個多月前這里發生過激烈槍戰。房管局工作人員對于槍戰并不感興趣，可問題是，伍石公郁鈞漢和三名保鏢遇害后，遺體被國民黨迅速轉移，鄰居也不敢確定別館主人是否尚在人世。

而據檔案顯示，原房主老華僑馬樹志將這處房產贈送給伍石公的契據底檔（實際上是崔云奎一手代辦的），上有伍石公在上海的住址，房管局于是向上海市公安局榆林分局平涼路派出所發函查詢。當時中社部為查明伍石公、郁鈞漢的下落，曾發文給上海、南京、杭州三個城市要求協助調查，而伍石公的戶籍地榆林分局平涼路派出所也收到了簡報，而且幾個留用警員都是認識伍石公的，平時自然要多留意一些。

特別是一位單姓老警，他還和認識伍石公父子，巧合的的是，蘇州市房管局的公函寄到派出所后，正好是老單拆的，老單看完公函立即向領導報告，蘇州市區臨頓路有一幢洋房就登記在伍石公名下。

就這樣組織上終于查到了伍石公、郁鈞漢二人的下落。華東局社會部立即安排專人調查。1949年12月21日，華東局社會部將該案列為“部督”大案，指令蘇南行署公安局牽頭承辦。蘇南行署公安局抽調三名偵查員會同蘇州市公安局調派的四名偵查員，組建了聯合專案偵查組，專案組調查四個多月，沒有查到任何有效線索。

李克農接到報告后，決定讓“華東八室”主任甄真全權負責調查此案，李克農部長當面向甄真交代了“4945”案件（即“臨頓路血案”的代號）的情況，命令他著手進行調查。“華東八室”是對外稱呼，實際上是華東局社會部第八處。

甄真接受任務后，立即趕赴蘇州，下了火車之后，甄真讓警衛員帶著行李，他又叫了一輛出租馬車，讓車夫帶著他去臨頓路轉一圈。路過臨頓橋時，甄真又下車去橋畔附近的糕點鋪買了十二份糕點，讓伙計用禮盒包裝。店員忙活時，他在店堂臨街座頭上落座，點了支香煙，貌似悠閑地打量著斜對面的“避風堂別館”。

直到下午4時，甄真回到位于上海虹口區海南路上的“華東八室”駐地，秘書尾隨他進入辦公室，并將材料墻邊立柜一側的柜子里，甄真讓秘書請余瘦君同志上來，而且必須是當面通知，不要打電話。“華東八室”八位偵查員中，除了這個余瘦君，其余都是精通擒拿格斗、射擊、化裝、跟蹤反跟蹤等情報工作必備技能的全能型人才，余瘦君雖然其貌不揚，但居然是副旅級偵查員。

關于“華東八室”、華這類特殊部門偵查員的履歷檔案屬于絕密，即便是“華東八室”的甄真主任也沒有見過他手下八名偵查員的檔案，當初建立“華東八室”時，李克農也就只是送給甄真一個信封，里面的介紹信上分別寫著候選人的姓名、簡歷，筆跡出自同一人之手。而且，這些簡歷只能當場閱讀，閱后即焚。

甄真通過簡歷得知，余瘦鈞1936年參加革命，曾在1937年、1940年1946年“執行他人無法替代的艱巨任務”立過三次大功。就這么簡單，至于怎樣“無法替代”，立下了何等功勛，簡歷上沒有透露絲毫。“他人無法替代的艱巨任務”多次立過大功，有的連李克農都未必清楚。

1949年春，余瘦鈞以副旅級身份加入“華東八室”工作組。主持北京交辦的“4945”案件的偵破工作。臨行前，甄真囑咐，去蘇州前，可先去無錫蘇南行署公安局駐地面見黃赤波局長，了解一下聯合專案組的調查情況。

余瘦君領受任務，當即登上了一列途經無錫的火車。當晚7點多抵達，數分鐘后，便有一輛汽車在他跟前停下，余瘦君也不招呼，只是和司機對了對眼神，便徑自上車。汽車啟動，將他直接送到了蘇南行署公安局。

黃赤波局長已經在辦公室里等著了，二人寒暄幾句后，余瘦君就問，“避風堂別館”是裝有電話機的，案發當天這部電話機跟外界的通話。黃赤波表示，專案組第一時間就查了查過，但沒有結果。案發時段當班話務員名叫包麗婷，蘇州當地人，嫁了個國民黨空軍飛行員，蘇州解放前夕，隨同丈夫去臺灣了，隨后黃赤波將負責聯絡的工作員介紹給余瘦君。

蘇南行署公安局指派的聯絡員竟是一位四十來歲的女同志叫吳滔，有名的“蘇南通”，公開職務是蘇南行署公安局的內勤組長，對內部也保密的情報室的副主任。接著黃赤波就對余瘦君表示，“這個案子就仰仗你們了，需要我們做什么，盡管開口，我們保證全力支持！”

二人離開黃赤波的辦公室，吳滔征求余瘦君的意見，要不今晚在無錫這邊住一宿，明天再去蘇州。余瘦君就說，還是現在就動身去蘇州吧。吳滔隨即打電話，安排了一輛美制吉普，二人乘車趕赴蘇州。

未完待續。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