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吳滔與余瘦君一路風塵來到蘇州市，但二人沒有驚動蘇州公安局，而是來到上級安排的秘密落腳點，落腳點有兩處：一處就在蘇州市公安局后面，與公安局后院相連的一座土豪大宅院，當地人稱“章公館”，對外宣稱是“蘇南軍分區太湖剿匪指揮部后勤倉庫”，里面其中有一棟小樓是“4945”案件專案組辦公室。另一處位于蘇州閶門“留福相照相館”的舊址，是當時地下黨的聯絡點，解放后移交給蘇州市公安局。這一處據點是專案組備用據點。

當晚，余瘦君住進了章公館，此時已是午夜時分。當初，余瘦君在接受調查“4945”案件的任務時，“華東八室”甄主任向他透露了自己在去蘇州臨頓路暗訪時發現的一個問題。

“避風堂別館”臨街一側二樓的墻上裝有接入電話線必需的三角鐵架子，上面還有架設電話線的瓷瓶，但他去的時候，發現電話線已經被切斷了。從瓷瓶上殘留電線的茬口可以看出，拆除電話線的活兒顯然干得很糙，并沒有按照規定的操作程序進行，伍石公家里有很有錢，家里裝電話機也正常。但甄真卻在正常的表象下發現了不正常。

因為伍石公江湖經驗豐富，既然決定把“避風堂別館”作為與中共特派員見面的地點，安全性必須要穩妥，而地下黨高級特工郁鈞漢來說，他既然能同意在伍石公安排的地方見面，顯然對安全問題也沒有顧慮。可就是這兩個安全意識超強的老江湖竟然在陰溝里翻船，可他們剛剛開始，避風堂別館”就已經被敵特包圍了。

當甄真看到被拆除的電話線認為，很有可能是“避風堂別館”內的人員見到郁鈞漢后，向敵方打電話告密。換句話說，郁鈞漢當時已經暴露。

那為什么暴露的是郁鈞漢而非伍石公呢，甄真認為，如果軍統發現我方打算營救李白同志的意圖，必定要對伍石公進行監視，如此一來，潛伏于國民黨內部、而且能把伍石公發展為我黨情報戰線重要關系人的“158”同志，多半會被軍統察覺。遇到這種情況，不管是國共哪一方，都會采取“引蛇出洞，一網打盡”的策略，不可能突然把“158”調往臺灣。“158”一離開，引蛇出洞的把戲不就玩不成了，因此這就排除了伍石公暴露的可能。

至于郁鈞漢，那就更不可能，畢竟能得到李克農信任和賞識，必然是非同尋常的角色。他應該不至于因露出破綻被敵人盯上。即便他在到達蘇州前就暴露了身份，不管接到報告的是敵方警察局還是“保密局”、“國防部二廳”、“內政部調查局”（由“中統”改名），凡是能夠調動突襲“避風堂別館”那一票人馬的，必定是具有一定級別的高級特務，既然如此，保密局必然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看看這個資深“共諜”此番潛入蘇州城，與伍石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即便心急火燎要抓人，至少也要看看是否還有同黨入甕。可當時的情況卻是，郁鈞漢前腳進入“避風堂別館”，敵特便衣后腳就來抓人了：這說明敵特方已經了解到，當天不會再有其他人上門了。這個情況，只有“避風堂別館”內部的人才可能知曉。

那避風堂別館內部有沒有可能出問題，當時在避風堂別館里只有前北洋軍旅長崔雨天派去的三個保鏢兼管家了，這三人在敵特便衣突襲“避風堂別館”后都參加了槍戰，如果三人是串通一氣的，他們斷不會在這種生死關頭摻和進來。假如這三人中有一人是內奸時，因擔心暴露，才會隨同另二位一起行動。而執行突襲任務的敵特事先不知道，或者說為了殺人滅口，于是就一起脆也打死了。三個保鏢都死了，這條線索也就斷了，于是只能那去查線索的另一頭，也就是那個通風報信的電話究竟是打給誰的，這就需要向電話局了解了，之前也對此進行過調查，卻沒有絲毫收獲。

以上，就是“華東八室”甄真主任對此案的初步分析。余瘦君覺得要把之前聯合專案組已經干過的活兒再梳理一遍。

6月20日上午8點，聯絡員吳滔準時送來了之前蘇南行署公安局、蘇州市公安局聯合專案組調查“4945”案件的副卷。余瘦君用了六個小時才把全部卷宗看完，這里必須指出的是，“華東八室”的人員外派辦案時，當地公安局指定的聯絡員不能接觸案情，也不得進入“華東八室”偵查員的辦公室。因此，余瘦君把卷宗依原樣整理好，將案卷貼上密封簽拿，再和吳滔分別在上面簽下姓名、日期，讓吳滔歸還市局檔案室。余瘦君此次赴姑蘇辦案，使用的是化名——樂致禮，此刻簽的就是這個名字。

吳滔就稱呼其為“老樂”。余瘦君簽單之后，對吳滔說要去蘇州市郵電局走一趟，請吳滔向市局辦公室去開一紙“特別調查函”，便于他開展工作。

因為根據卷宗顯示，聯合專案組對臨頓路血案的分析，與甄真主任不謀而合，郁鈞漢抵達“避風堂別館”時，該處有主人伍石公及三個保鏢（其中一人是臨時調撥過來的）。伍石公將貴賓引領上樓，三個保鏢待在樓下，而“松鶴樓”保存的顧客訂餐記錄表明，伍石公打電話訂了六樣菜肴，要求飯店派人送上門。“松鶴樓”就開始備菜做飯。

而國民黨警察局接到街坊鄰里的報案電話后派員出警，留下了現場勘查記錄顯示，從郁鈞漢抵達“避風堂別館’到被敵特包圍，大約間隔四十分鐘。警察詢問了“避風堂別館”對面茶食店的葉老板及店員宋大龍，據二人回憶在這四十分鐘時間里，“避風堂別館”的大門始終沒有打開過。

聯合專案組對茶食店為何如此注意“避風堂別館”感到不解，經調查才知道，因為茶食行業有規定，清明節須開夜市，所以不能提前打烊，但因為沒有顧客，二人就倚靠著柜臺看街景，先是看到有輛馬車停在“避風堂別館”門前，車上下來一個男子，主人出來熱情迎接，之后那兩扇紫漆大門一直關著，直到“松鶴樓”伙計冒雨過來送菜，大門才再次打開。就在這時，馬路這邊巷子里倏然冒出來一伙身穿便衣的持槍漢子跟著沖入，然后，里面就響起了槍聲。

茶食店伙計宋大龍還向專案組的警察反映了一個情況，“避風堂別館”出事后次日，他聽隔壁弄堂有幾個蘇北房客在議論，說這些漢子在事發前七八分鐘闖入他們租住的房子，說是“避雨”，可他們每個人都撐著雨傘，期間房客小顧拿了個空酒瓶想出門到橋頭“老純釀”打散裝老酒，遭到漢子的阻攔，還被打了一個耳光，幾個房客覺得那伙便衣不像警察，因為他們手里拿的都是駁殼槍，而警察一般拿著的都是勃朗寧或左輪手槍。

四十分鐘期間“避風堂別館”無人外出，聯合專案組懷疑是內部的三個保鏢之一向疑似國民黨“保密局”打了告密電話。可是，三個保鏢也已在槍戰中身亡，聯合專案組只能去市郵電局調查。

當時蘇州的電信設施比較落后，全市有一半以上電話用戶是使用人工轉接的，即主叫方先撥通總機，報出被叫方電話號碼或單位名稱，由郵電局機房話務員接通后方可通話，所以郵電局都保存著當班話務員的簽到本，上面有其簽名和日期，但話務員一個班次下來，少說也要轉接幾百個電話，況且時隔一年多了，她們不一定記得。

簽到本顯示，1949年4月5日下午3時到晚上11時，與“避風堂別館”所在片區相對應交換臺的當班話務員叫包麗婷。前面已經說過，這位包小姐嫁了個國民黨空軍上尉，解放前夕隨其夫去了臺灣，因此線索又斷了，所以聯合專案組在這方面的調查就只能到此為止了。

余瘦君看了聯合專案組的卷宗，他認為循著電話追查的思路是對頭的，但不能僅僅追到“包麗婷已經去了臺灣”為止。他決定再去一趟郵電局。蘇州市郵電局出面接待余瘦君的，余瘦君對郵電局提出，他要查看人事科保存的郵電局所有機房話務員的檔案材料，余瘦君將所有的檔案材料看完之后，又讓人事科把1949年全年的機房話務員上機排班表送來。

余瘦君看排班表后，對郵電局領導表示事情已經辦完了，請保衛科張科長過來在訪單上簽名（郵電局有規定，訪客在門衛室填寫訪單，接待者須在訪單上簽名并注明訪客離開的時間，訪客出門時，將訪單交回門衛室）。片刻后，張科長趕到，在訪單上簽字確認。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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