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春，江西吉安縣，一名身穿軍裝的男子，站在自家三間破屋門前，猶豫地喊出一句久違的乳名。

屋里的人一愣，猛地沖了出來，這是他們闊別十八年的親人，卻幾乎認不出來了。

離鄉少年：從貧農學徒到紅軍政委

吳富善1912年出生，江西吉安縣人，家中貧寒，排行老三，小時候，父親靠打短工、種地糊口，家境一直不好，靠母親紡線度日。

13歲那年，家里揭不開鍋，父親帶他去吉安當學徒，布店、打雜、跑腿，全干，晚上睡鋪板，白天挨罵吃剩飯，三年后，學沒成，卻見得多了。

1925年，吉安的夜校興起，他偷偷跟著朋友聽課，接觸新思想，當時縣里工會鬧罷工，吳富善也跑去圍觀，越聽越氣，越看越明白。

他說過一句話：“工人累死了，老板坐著喝茶，還說是我們命該如此？”這句話在他后來的日記里反復出現過。

1927年，他正式參與工人運動，組織罷工、貼標語，還被抓進去一天，出來后，更堅定了“走到底”的想法。

1930年，紅軍到了吉安，他跑去報名，被編入紅四軍，任通訊兵，不久加入共產黨，他個子不高，話不多，但主意正，膽子大，很快被調任特務連，做政工工作。

在中央蘇區時，他經歷了五次反“圍剿”，每一仗都是真刀真槍干出來的。1934年，紅軍長征，他在隊伍里，是特務連政委，爬雪山、過草地，很多戰友倒下了，他咬牙堅持下來。

1936年到了延安，他被送進紅軍大學，學習整整一年，接著南下抗日，進入華北敵后。

百團大戰時，他已是副師級干部，指揮作戰時手不抖，嗓子喊啞，他還組織宣傳隊寫標語、搞動員。群眾給他起外號，叫“吳硬骨”。

1948年，他率部攻打齊齊哈爾，槍打到江邊。1949年，他成了第四野戰軍44軍政委，軍銜是準將級別。

這一年，他36歲，離家18年。

闊別十九載：歸鄉路途的忐忑與鄉愁

1949年4月，第四野戰軍南下中南，部隊在江西短暫休整，吳富善借機請假回鄉。

他沒打報告，只是對軍長說了一句：“老家就在這附近，我想去看看。”軍長點頭，撥了一輛吉普車，派了警衛員，吉安軍分區還配了縣長作陪。

路不遠，但心重，車子穿過熟悉的稻田、土路，眼前村莊一個個閃過，他從沒想過這一輩子能回來。

剛進村口，村民嘩地圍上來，有人認出了他：“這不是吳家的三兒子？他還活著？”人越來越多，笑聲夾著喊聲。有人拿出老相片比對，有人邊哭邊笑，說：“紅軍政委回家啦！”

老屋還在，三間茅草屋，墻角長了雜草，門前那口老井，還能打水，院子里站著個瘦小婦人，是他大嫂周春莊。

她一開始沒認出他，吳富善走上前，說：“嫂子，我是尚智。”嫂子一愣，脫口一句：“你是吳尚智？！”然后眼圈紅了，雙手捧著他的臉看個不停：“真是你？回來就好啊……”

大哥吳富林走出來，背已經駝了，褲腳扎著草繩，肩膀曬得發黑，他望著吳富善，嘴唇哆嗦幾下，最終只說了一句：“好！回來就好！”說完，背過身抹眼淚。

屋里沒啥吃的，粗飯淡菜，米飯摻著地瓜干，他吃得干脆，說這是“前線吃不到的好東西”。嫂子端來飯，他夾了一口就放下筷子，說：“嫂子，你當年把飯讓給我吃，我記得清楚。”

村里人都來了，圍得滿院子都是，他帶了糖果，一包一包分給孩子，說：“拿去吃，解放了，就該有甜頭。”

一家人拍了合照，他把軍帽摘下來，戴在小侄子頭上，說：“你要是愿意，長大跟我去當兵。”

那幾天，他帶哥嫂去拜父母墳，荒草半人高。他跪在地上說話，說：“媽，我回來了……晚了。”

大哥說，母親臨終前嘴里還在念“尚智”，說：“他打仗去了，能回來就好了。”

他沒說話，只是往墓前磕了三個頭，站起來拍了拍褲子，走開了。

第4天，急電來了，部隊要動，南下武漢，他只能走，出門前，把30塊錢和兩斤糖留下，對侄子說：“等新中國立了，我帶你們進城看火車。”

鄉親們的目光：革命者與平民的碰撞

第三天上午，吳富善換了一身干凈軍裝，肩章筆挺，皮帶嶄新，腳蹬解放鞋，他帶妻子李蓉走出屋門，要去鎮上看看，也讓老鄉見見真正的“八路軍”。

李蓉是河北人，原八路軍女兵，打過太行山的鬼子，抗戰結束后兩人結婚。

她身上那套女式軍裝，在村子里成了奇觀，很多婦女圍過來，盯著她腰帶、胸章問：“這是新式的？能洗嗎？”孩子們則好奇摸她的軍帽，一邊喊“女兵來了”。

有人悄悄問：“吳政委，你們在外面，是不是都住洋房，吃白米？”他笑笑，說：“我們有時住山洞，有時睡雪地，白米是老百姓給的，我們自己舍不得吃。”

一位六十多歲的老漢提了籃雞蛋硬塞過去：“解放軍是咱老百姓的親骨肉。”

吳富善拒絕了，說：“這些該歸公家的，我是來探親，不是來要東西的。”他讓警衛員把雞蛋記下，打報告歸還集體。

那天下午，他在村口的曬谷場講了一次話，人群圍得水泄不通，有的從鄰村趕來，他站在門板搭的臺子上，嗓子沙啞地講了近一個小時。

他說：“紅軍變了名字，現在叫‘中國人民解放軍’，但打仗的，還是當年那幫人。”

“你們有人還記得我1930年走時是什么樣？是挑著扁擔跟在隊伍最后的。”

“現在咱打到了東北、華北，把日本人、老蔣都趕跑了，老百姓翻了身，分了地，這是實打實的。”

有人問：“以后是不是不用交公糧了？”

他回說：“國家得有飯吃，有仗打，但要交的，是合理的，是公開的，誰也不能多拿一粒。”

說完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是新的《土地法大綱》抄件，他把紙舉高說：“咱們種地的人，終于也能挺起腰桿了。”

當天晚上，他讓縣干部把幾個熟人喊來家里拉話，一個老鄰居看著他半天，說：“三伢子，你真變了。”

吳富善問：“變哪了？”

“以前你不敢抬頭走路，現在你走哪兒，人家都給你讓路。”

他不說話，屋外月亮明亮，嫂子正給孩子梳頭，孩子唱著解放區的歌，李蓉靠在門框上，輕聲說：“這些年，值了。”

革命者的家國抉擇

8月15日，清晨，村子還在睡，吳富善已經收拾好東西，大哥站在門口看著他，什么都沒說。

李蓉背著包，眼神堅定，吳富善拿出30元津貼，硬塞給嫂子：“拿著，給孩子買雙鞋。”

嫂子搖頭，他把錢往桌上一放：“就算我借的。”

出村前，他回頭看了一眼老屋，那茅草屋頂已塌一角，墻上的裂縫像是年輪。他說：“等哪天安定了，我回來修房。”

部隊等在鎮口，他一登車，孩子們追著跑了好遠，他沒喊別，只是把軍帽摘下，朝身后輕輕一舉。

南下戰斗緊張，他沒再回來過。

三年后，大哥吳富林病倒，拖著病體還干農活，1953年春去世，吳富善趕回時，人已入土。

大嫂周春莊一人撐家，養育侄子吳國平。她常說：“三伢子說過，咱家有軍人，是有福。”

1964年，吳國平參軍入伍，駐扎廣西邊境，1985年，在老山輪戰中犧牲，年僅41歲，遺體送回吉安，全村百人送行。

那天，吳富善拄著拐杖站在兒子遺像前，沉默良久，只說了一句：“你是爺的種。”

晚年，他退居地方，寫下數萬字回憶，寫得最多的，不是戰場，是那次回鄉。他寫到：

“那碗飯，是全家省出來給我吃的；那雙鞋，是嫂子縫了一夜；那塊墓地，是母親盼了我十年。”

2000年，當地政府修繕了吳家舊宅，設為革命紀念地，門口掛著一塊木牌，寫著：“吳富善同志舊居”。

屋里有三樣展品：一件舊軍裝，一封家書，一張1950年的老照片。

2019年清明節，吳國平之子吳小平回鄉掃墓，他指著展柜對孩子說：“這是你太爺的衣服，穿著它，走了三千里，回過家，進過門，也離開了。”

門口，有個小學生跟著家長看展覽，指著相片問：“這個爺爺是誰？”

村民回答：“是我們村出去的一個兵，也是這個國家的一塊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