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是高考季，也是畢業季。在這個仲夏之際，高考考生通過填報志愿選擇將要入讀的專業，高校畢業生（從本科生到碩博士研究生）通過投遞簡歷向招聘者介紹所修專業，以及所掌握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什么是專業，或者說一門學科是什么？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意義上的諸多學科紛紛誕生，知識的古典時期也就此結束。研究對象、方法論和基本假設得到重新界定。自此，專業化成為諸學科最顯著的特征之一。讓學生接受一門學科的專業訓練，以一技之長謀生成為高校培養學生的基本內容。我們可以說，每一門學科都提供了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我們也可以說，每一門學科都提供了一種看世界的方法，它們塑造了我們的知識結構，也可能改變了我們的認知視角。其發生的具體過程，當然因學科因個人而異。

這些年，從校園、勞動力市場到各大網絡平臺，大家都在熱議什么專業冷門、什么專業有前景。在圖書市場上，并不乏志愿填報指南，以及各個學科的入門書籍。我們希望提供一種超越基礎介紹的、更富有情感的學科敘事，也希望借此呈現出關于學科教育的多元認知方式。

我們策劃“我和我的學科”專題，第一期由文學、數學、歷史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的高校教師，以第一人稱講述“我和我的學科”。他們既談這個學科是什么，也談自己作為一個個體與學科的關系，當然也包括他們在教學中產生的對于本學科過去與未來的思考。

在大學的眾多專業設置中，漢語言文學（中文系）一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那個。它既承載著關于文學的一切浪漫化想象，也在擇業導向下不可避免地被寄予了遠超專業本身的期望。實際上在設立之初，這一學科本是一門深植于語言、歷史、社會之中的知識系統，它暗含著人對自我進行教育的真誠許諾，歸根結底指向的是我們與他者、與現實的深層關系。在接下來的這篇文章中，任教于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的教師張秋子分享了她對中文系的觀察與理解。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6月20日專題《我和我的學科》的B04-B05版。

張秋子，云南昆明人，南開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現為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比起“外國文學老師”或“專業讀者”，更想做“向絕大多數人打開文本的人”。出版作品有《堂吉訶德的眼鏡》《萬千微塵紛墜心田》《與達洛維夫人共度一天》。

中文系從來不是文藝飛地

周三晚上，結束了對于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的小說《人性的污穢》的細讀課，我和幾個相熟的學生一起散步到校門口。他們總是陪著我，直到我打到回家的車。我問起了其中一個女孩選擇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原因，她說你不記得了嗎？我這才想起，她在大一時學的是新聞，直到突然發生了一件事，才促使她轉了專業。當時，她的老師要求所有人拍攝一張具有新聞報道特征的照片，她在操場散步時捕捉到了理想的一幕：夕陽之下，一雙跑步離地的腳，光線、構圖與動作都恰到好處。但是，她收到的評價是：“太文藝，背離了新聞的客觀性”。轉專業的決定，就是在當天晚上做出的。并不是因為這張照片得到了否定回應，反倒是因為它發出了某種“召喚”，讓這個女孩覺得，越來越清晰的天性，正在強烈地敦促她轉向一個不那么客觀乃至更感性的世界。所以，她來到了我們中間。

我知道，這個故事過于浪漫和帶有戲劇色彩了，人們可能更容易在小說里看到，就像約翰·威廉斯在《斯通納》中描繪的那個“刺痛時刻”——一個在美國中部農村長大的孩子，讀大學時稀里糊涂地選了最親切的農學，可是仿佛身不由己，他對農學的興趣越來越淡，反而在選修的幾門人文學科里感到了興味盎然。大二那年，在圖書館一排排人文書籍中，他拿出一本厚厚的書，那是他不熟悉的東西，翻閱之時，他的手中突然出現了一陣“刺痛感”，笨拙的手指翻著那隨時可能會撕破的紙張，他感到，紙張里包含的巨大秘密已經以一種“刺痛”的方式俘獲了他。畢竟，痛苦也是喜悅的一種形態，接受天性發出的聲音，接受莎士比亞而非農作物扦插，總是要以摧毀過去的選擇、過去的理念乃至過去的生活為代價的。

這些故事強化了人們對于學習文學的浪漫化想象，但實際上，漢語言文學專業（中文系）所包含的，不僅僅是感性認知的方式或者領受文學時的刺痛。

當一個年輕學子跨入漢語言文學之門，她或者他要面對的，有冷峻而深奧的語言學等學科、手捧令人讀到滿頭問號的西方批評理論、翻閱似乎永遠讀不完的文學史,并且與兩千年詩賦中流傳下來的那些古人熟悉你卻不熟悉的修辭章法作斗爭；更別提，當熬夜寫論文或站在“考公—考研—考教資”三岔口艱難抉擇時，蓬頭垢面早已取代了純粹閱讀時的那份會心一笑。就這樣，本科四年的學習中，很多“中文人”不得已，學會了在“自在的閱讀思考”與“規范的格式體例”之間靈活地橫跳：也許，白天剛在課堂里分析完福樓拜小說里靈動的“交響樂結構”，晚上就得對著教資模考的“語言知識與運用”默寫“詞類活用”的例句；又或者，為了給論文尋得一個恰當的出處而翻完一整年的《文學評論》后，已經記不起這篇論文靈感乍現時帶來的快樂……

所以，這門學科從來不是文藝飛地，而是一門深植于語言、歷史、社會之中的知識系統。

隨著時代演進，它的內容變得日益復雜，既包含經典文獻的精讀，也涉及文化現象與理論思潮的激烈碰撞，甚至會延伸到對亞文化文本與跨媒介傳播的分析上。就算是文學本身，也是一個由文化與語言濃密編織起來的巢穴，漫不經心的人往往盲目地路過而渾然不察。所以，那些看似與審美相左的技術與思維訓練，構成了這門學科最必要的底色，也是這門學科進入現代性語境后的必然要求。作為現代產物，它繼承了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學資源，又深受西方現代大學學科制度與方法論的影響，必然是一個不斷被“重新定義”的現代學術構造體。它所培養的，也早已超越了“文藝”，更關乎表達的“有物”、判斷的審慎、感受的敏銳，以及面對復雜意義世界時持久的理解力與分析力——這些具有分量的能力，微妙地平衡著天平另一端輕盈的審美與頓悟。

電視劇《戰火中的青春》（2023）劇照。

選擇中文系的理由

當然，在二十年前，我并不知道這些。

雖然不該用是否“熱愛”或者聽到“召喚”來評價一個人選擇專業的理由，但如果恰好某個專業與你的興趣相契合，那總是幸運的。我也是這種幸運兒。帶著對文學閱讀的確認，高考報志愿時，我的所有志愿都是“漢語言文學”。可惜，我沒能在高考中取得理想成績，最終只能進入本省的一所地方院校就讀。這就意味著，在我對于專業的記憶中，不可能有人們喜聞樂見、津津樂道的“大師與門徒”的故事——比如一個懵懂的學生因為聽到學術泰斗在課堂上的一句話而忽然開竅，繼而投身文學之海；比如綠蔭下的校園咖啡館里，幾個學生圍著著作等身的教授，就某個概念爭得面紅耳赤……這些場景也許會出現在我的幻想里，卻從未出現在我真實的處境中。

我唯一記得的，是十九歲那年上中國現當代文學課，老師一句一句念著講義，我們一句一句把內容聽寫進筆記本。這種傳授方式是否已經真的改變？我不確定，很多時候，聽寫講義不過是被念PPT代替了。全國每年能進入名校的學生，不到高考人數的百分之十，而我屬于另外那百分之九十，是沉在水面之下的大多數，是常常不被看見的一員。我也因此觀察到：在許多地方院校，文學的傳遞方式是靜默的、盲從的、缺少名人與名場面的。它沒有那么多“點燃”或者“感召”的時刻，更像是日復一日的持續中，被焐著、被藏著，慢慢存下的一點點熱。

熱源應該是自己。十多年前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給我了足夠多的自由與包容去焐熱自己。實際上，在高考之前，閱讀已經是我生活中的必要組成部分，那時當然沒有什么閱讀的品位與標準，無非是家里有啥就看啥，高中的課間，手捧一本《約翰·克里斯多夫》好像總比捧著模擬試卷要高級一些（讀研的時候，我聽說同學在高中時就開始讀福柯，感到了社會巨大的鴻溝，因為她的父母都是高校老師）。和不少落榜進入地方院校或者普通院校的孩子一樣，那時的我憋著一股氣，心中把名校生們都當成了假想敵，暗中較勁，覺得一定得讀出點東西來。后來，看金愛爛的小說里人物們因為各種考試和錄取而變得棲棲遑遑時，總會暗笑當年自己的“加戲”，我那時的憤懣，又何嘗不是棲棲遑遑呢？它太容易滑向“熱血文學青年”的神話了。不過，本就偏愛的閱讀又被不甘心的志氣那么一催化，到底成為頭等重要的事。

《萬千微塵紛墜心田：文學閱讀的生命化》

張秋子 著

讀庫 | 新星出版社

2022年1月

不設限地讀書與沉思，這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給予它的學子最豐沛的禮物。

十多年前的課程設置還沒有如今這般繁復，學生的課余時間也不至于被各類項目、活動和比賽占滿。我有大量空閑可以貪婪地閱讀，幾近饕餮，以至于我一度迷信：學習文學就是理解自由。由于條件所限，學校既沒有開架式圖書館，也沒有電子借閱系統。每次借書，都要先翻找卡片目錄，再根據標記的館藏信息請圖書管理員幫忙尋找，又因為借閱數量有限，我去得特別頻繁，管理員忍不住抱怨：“你是研究生啊，要讀這么多書嗎？”我把這句抱怨曲解成了肯定。買書也是日常。每周我都會坐公交車去昆明當時最好的學術書店“清華書屋”選書。把一本卡西爾（《人論》可是當年的明星書！）或本雅明裝進書包的那一刻，自我塑造的可能仿佛又多了一層。其實那時，我并不算是這個專業里的“好學生”，成績常年處于中等偏后（那時候還沒有績點制度）。我常常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抽屜里放著索福克勒斯的悲劇集，從上課一直讀到下課，直到教室空無一人，窗光蒼蒼。外面總有人在打乒乓球，小球的彈跳聲噠噠作響，像水滴一樣，以一種勻速而綿長的節奏，陪伴我吞噬一個個字符。有時我甚至為讀書而逃課，用圖書館的日日夜夜代替了課堂的出席。感謝那些寬容的老師，從未讓我掛過科。

所以，我也無法用一個標準的好學生口吻，來描述我在這個專業里學過哪些課程，這些課程又分別給我了什么啟發和改變，哪怕把所有記憶的收攏匯聚，也不過是沒有同伴的、孤獨的閱讀而已。有一次，我讀到布迪厄在《自我分析綱要》說自己沉浸在工作里的超然與忘我狀態，覺得心動不已。他說自己就像是一個中世紀的石匠，雕刻著一個教堂里高高在上的柱頭，那個柱頭淹沒在穹頂深處，注定讓人完全看不到。我那時就覺得，人文學科，尤其是對于文學的學習，本質上也是一個向內掘進、自我雕刻的過程。后來，我把這個體驗寫到了《與達洛維夫人共度一天》中：“文學乃至整個人文學科的習得會分岔成兩條路。一條是建塔式的。人們遠遠就能見到塔。它是外顯的，也是外求的，是展示的，也是裝點的，它會體現在報菜名式的人名羅列、理論枚舉中與機械的知識積累中，當然，用論文、獎項、項目、頭銜、稱號來標記更為直觀，但還有一種是挖井式的，它首先追問的是：所讀之書會和我發生什么關系？它是內觀的，也是浸潤的，是掩藏的，也是幽微的，人們站在大地上，往往看不到一個人挖的井，因為井中深刻的回響只是對自我隱秘的褒獎與漸進。理想的文學閱讀應該是挖井式的，它最初與最終，成就的都是對性命與個體的理解。”

電視劇《覺醒年代》(2021)劇照。

邁向對自我的教育

也就是說，正因為這個專業對閱讀的無限鼓勵，它也暗含著人對自我進行教育的許諾。

在這場漫長的自我教育中，所謂名師與名場面，只是充分條件，而非必要前提。它倡導個體在文學內部自由穿行，也鼓勵學子從文學出發，進入廣闊的人文學科星叢（constellation）之間穿梭浮游。從本科的閱讀開始，我就常常從一首詩滑向一段歷史，從一段敘事拐入一場思想運動，從文學批評中抬起頭，忽然發現已經站在了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哲學的門口。在這種不設限的閱讀中，一個人得以慢慢建立起屬于自己的知識結構與感知方式——不是靠規矩的灌輸，而是在不斷捕捉、關聯、重組中逐漸生成，它總是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這種自我訓練讓我們得以捕捉看似隔絕領域之間的微妙回響，并在面對文本時葆有更廣闊的視野，從而繞行既有范式，“包抄”文本。在學術話語日益僵化與均質化的當下，它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突圍路徑，甚至一種重建個體寫作風格的可能，直到今天，我仍延續著在本專業就讀時養成的閱讀方式：逃逸學科的邊界，在知識的星圖上自由接線，并由此形成了不那么“套路”化的寫作風格：每當闡釋一個文學問題，我總希望它能在異質的視野中充分“泡發”——如同普魯斯特筆下那塊浸入椴花茶的小瑪德萊娜點心，在千滋百味中喚醒最本源的感知。

就此而言，哪怕那四年的本科時光并不算愉快，但它給予我的，仍然是深遠而持久的饋贈。四年之后，我帶著一肚子消化不良的書頁與未盡的問題，來到南開大學，攻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初入名校，我并未感到畏懼，反而有一種篤定——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樣好，甚至更好。記得那時有一門文學理論課，是周志強老師主講。他要求每位同學展示并講解一種文學理論。如今我已不記得自己當時講的是哪一種，但還記得給自己立下了一個規矩：全程不用PPT，并且脫稿。我相信，瀟灑、流暢而有厚度的表達，是這個專業的內在要求，也是人文學科賦予我們的根本訓練之一。我為那次展示寫了一萬多字的講稿，并將它全部背了下來。那段時間，有好幾個清晨，我會在朋友們還沒起床的早晨，悄悄走到宿舍樓后的空地，一遍遍背誦全文，不容許自己有任何卡頓與猶豫，也不容許有一個口頭語或廢句。我希望不只是在背誦文稿，更是在訓練一種對語言的掌控力、一種將思想借由口頭有序展開的決心。當然，隨著時間推移和經驗積累，我不再需要將每句話“硬背”下來，而是慢慢習得了一種更松弛、更從容的言說方式——知識不再作為“寫好的稿件”呈現，而是作為生命經驗與理解結構的圖式自然地生成。回望這一切，我越來越意識到：漢語言文學對人的根本要求之一，也包括對“言說”的主動承擔：信任語言本身的能力，然后通過它抵達世界、抵達他人、抵達自我。

可以說，在本專業中，言說就是一種立身的方式與倫理的姿態。這些年來，持續面向公眾的寫作與言說，不只是我打破專業邊界的一種嘗試，更是回應這門專業在精神上對其學子的內在召喚，它要求我們不僅能深耕文本，也能將所學轉化為公共表達。更重要的是，公共表達并不是高校知識分子的特權，而應成為一種專業乃至職業共識：無論是中小學語文教師，公務寫作者、商業寫作者抑或媒體人，所有被漢語言文學所塑造并且持續在語言中行動著的人，都應該共同承擔、也有能力實踐這種表達。因為我想，言說不僅承載著思想，更承擔交流的倫理，它并非中性的工具，而是始終指向我們與他者、與現實的關系。

同樣的，基于向外言說的倫理，那些在學術內部浮現的思想之光都不應被封存在象牙塔內悶燒，而應當在更廣闊的社會空間里被點燃、被看見、被回應。如果我們將所領受的學科精神與學科之美牢牢圈禁在學術建制的高墻之內，它最終只會留下一些脫離現實、沒有溫度的死物。我常常感到，學科真正的生機，不在體系與制度的高墻內，而在那些偶然的言說與跨越邊界的共鳴中：我曾經在雨夜的獨立書店中，遇到過飽讀文學的廣告人，我們從布勞提根一直暢聊到燕妮·埃彭貝克，那種純粹由閱讀與好奇驅動的深談，在慣于術語與概念調度的學術圈里并不多見；我也曾在街邊，遇到過開著面包車兜售書籍的中年書商，他向我熱情地推薦哲學著作，我則以一本文學作品回敬，他在生活中可能會因為潦倒被視為失敗者，但跨越學術之墻，在彼此的言說中，我覺得他是可敬的對手。正因如此，以專業之名，向外言說，不只是傳遞知識的出口，更是將學科精神帶入世界與現實，甚至讓語言重新獲得公共生命的方式。

電視劇《覺醒年代》(2021)劇照。

在作為志業的專業中“扎根”

從向內的閱讀到向外的言說，從學生到外國文學教師，我終于能以一種更完整、更復調的眼光來審視這個我已浸潤十九年的學科。那些曾在我身上發生的片段，曾因年輕或無意識而未被充分理解，如今它們在教學的現場或者在學生身上重新上演時，其中的意義浮現而出。

最強烈的感受是：這個專業吸納了大量兼具靈氣、感悟力與判斷力的學子，而這些素質從不以學校層級為絕對劃分。換言之，盡管社會評價體系固然存在高下之分，文學的饋贈卻從不厚此薄彼——它施予地方院校與頂尖學府的學生的，從無本質差異，只要你有心領受。

正因如此，在我長期從事的外國文學教學中，每一年與這些學生的相遇都成為一件值得期待的事。他們的存在，讓文學教學擺脫了傳統意義上居高臨下的“啟蒙”模式，轉而成為一種動態、互動、生成的共同創造。某個偶然的提問、一句敏銳的回應，恰恰就是思想進一步生長的契機，文本也會因為你來我往、“多回合制”的闡發，變得更加立體豐盈。我常常感到，我比學生更依賴這個課堂，為了不辜負每一次可能遭遇的鮮活的討論與思考，我必須用更加嚴格與勤勉的方式去讀和去寫。這些鮮活的文學現場同時也正印證了，漢語言文學，尤其是其中的文學教學，可以成為西蒙娜·薇依或者列維納斯意義上關于“責任”最具有實踐性的語境之一——實際上，這也是我與一些已經畢業，成為中小學語文老師的昔日學生們最常說起的話題：當我們看到臺下每一張臉（le visage）的時刻，我們就已被召喚承擔責任，這種責任是無限的、無條件的，甚至超越了我們的自由和意愿。更直白地說：我們怎能、怎敢“水”過任何一節課？我們在作為志業的專業中“扎根”。

正因為上面這些發生在我自己和學生身上的故事，我從不擔心AI能夠真正改變什么，作為一個重度ChatGPT的用戶，我很清楚AI在資源的搜集整合、文本潤色方面的卓越能力，但同時，我也發現AI在處理文學時，是缺乏感受力與個體性的，它是對“眾人”觀點采集后的精妙復述，在博采眾長后，再偽裝成“原創”或者“點子”，但是它永遠無法提供令人如“脊椎過電”的感知力，以及一眼在文本中抓取到別人永遠不會注意到的細節的個性。感知與個性，恰恰是本專業中文學閱讀與文學教育最可能提供的東西。

僅僅在這個學期的教學中，我就遭遇了無數次這樣的個性與感知力勃發的場景：在細讀和討論詹姆斯·喬伊斯的《泥土》時，就算AI能捕捉到泥土這個關鍵意象，也只會把泥土（clay）一詞和喬伊斯慣常的隱喻“死亡”聯系在一起，畢竟它閱讀過的幾十篇論文幾乎都是這個結論，但在實際的課堂中，就有同學認為，泥土是黏性的，除了沉重的埋葬之外，它還可以與黏合、彌合聯系在一起，這個解讀也和原文中主角的“和事佬”身份對應起來，這樣，對于角色的理解就多元了起來，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從死亡與黏合這兩重狀態來看喬伊斯對愛爾蘭文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態，他憎恨已經僵死的本土文化，卻又始終無法徹底割舍。

在面對長篇巨制的作品時，AI更是捉襟見肘，它無法像一個有生命的人與文本的每一個字句切磋、琢磨，所以它無法給出任何有效的細節，就連對故事的復述都是粗糙簡陋的。也是在這個學期，我們細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時，有同學注意到陀氏對“一分鐘”這個時間尺度的迷戀，在很多時候，他都會讓角色在一分鐘里做出極限的思考以及劇烈的行為。AI永遠不會發現這個微妙而富有個人氣息的細節，哪怕它被喂入上百篇關于陀氏小說時間維度的研究文章，因為，那上百篇文章的作者，都不是我課堂上這位獨一無二的學生。正因為他的存在是不可復制的，所以他的發現也具備了不可復制的價值。這位同學的觀察也啟發了我，繼而，我會聯想到現代小說中對“當下”時間尺度的處理方式：伍爾夫在《海浪》中用“現在”一詞不斷制造多重意識的共時波動；博爾赫斯則在某些小說中將一分鐘無限拉長，凝聚成奇跡般的一生；甚至本雅明在“彌賽亞時間”中描述的那種潛藏著改變歷史結構可能性的當下時刻……換言之，陀氏的時間意識已然具有驚人的現代性氣息。

《與達洛維夫人共度一天》

張秋子 著

新行思｜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4年10月

每個學期、每一周甚至每堂課，驚喜都會不期然地發生。它讓我想到蘇格拉底與人聊天時的狀態，他似乎并不那么想認識真理、把握真理，也不太關心確定性，而是在不斷的追問中進行深化，迫使與之對話的人不斷地審視自己的靈魂，“關心自己”。也就是說，真理于蘇格拉底而言，不是目的或者結果，真理處于動態中，真理也會顯現在追求真理的過程內部。如果我們以蘇格拉底“走在真理之路上的狀態”來理解文學專業以及其中的文學批評，也許就更容易理解，它的魅力不在于得出一個振聾發聵的結論，或是拼貼出一堆不明覺厲的黑話術語，而在于思辨過程本身的層層展開與逐步深化。這是思維的樂趣所在，是專業的樂趣所在，自然，也是人與人交往的樂趣所在。

很多時候，當校內的課堂結束后，我們仍會在“第二課堂”中繼續思考與探討。那些在課堂上尚未被充分闡釋的問題，常常在微信群的對話、路邊的散步、食堂的飯桌旁、小吃店與咖啡館的角落中被徹底而酣暢地討論完畢。對我而言，漢語言文學專業最大的魅力之一，也在于它悄然吸引并連接起了一群性情與旨趣相似的人，促使我們與先賢、與同道、與彼此形成一個日漸緊密的智識共同體。很多年前，我就把微信朋友圈的簽名改為“相信同道與先賢”，其實就是對這種基于專業精神而締結的智識共同體的銘記。我希望，這個共同體既非封閉的圈層，也不會是短暫的相遇，甚至它不會受限于課堂或者校園，它是流動的、開放的，始終為熱愛閱讀與思考的人留出位置。即便畢業了、離開了校園，甚至以后并未從事與文學直接相關的行業，彼此的連接依然不會斷裂，它將以一種更深遠的方式嵌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彼此繼續前行時可以借力的隱秘的支撐。就在我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收到了已經成為中學老師的前學生發來的微信，與我討論易卜生戲劇的細節和相關學術文獻。

我想，漢語言文學，從來不只是知識的聚合、技能的訓練或某個職業路徑的起點。它呈現出一種塊莖或者根系的結構——在日復一日的閱讀、思辨與教學中悄然展開，借由向內的閱讀與向外的言說，連接起自我與他人。它教會我們去傾聽文本中最隱微的細節，也提醒我們，每一個表達者無法推卸的責任。今年是我進入漢語言文學的第十九年，也是我工作的第九年，對專業的感受與觀察尚未完成，我將扎根其間，持續書寫、持續思考、持續回應，與我的無數位同道一起。

作者/張秋子

編輯/申璐 李永博

校對/薛京寧 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