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4月27日至30日，日本首相石破茂訪問越南和菲律賓，這是其就任半年來第三次到訪東南亞，表現出對該地區異乎尋常的戰略重視和資源投入。石破茂“鐘情”東南亞，既是二戰后日本外交傳統的延續，也是應全球政經變局的主動作為，反映出日本謀求拓展發展空間、競逐地緣利益、維系大國地位、制衡中國影響等多重戰略考量。

選擇打造戰略支點，日本緣何對東南亞情有獨鐘

作者| 項昊宇

來源|《世界知識》2025年第11期

一、石破茂的“大算盤與小心思”

2024年10月，石破茂就任日本首相后僅一周，便飛赴老撾出席東亞合作系列峰會，完成外交“首秀”。今年以來，石破茂先于1月9日至12日訪問了馬來西亞和印尼，后于4月底利用日本“黃金周”長假到訪越南和菲律賓，短短半年間已涉足東盟半數國家。對于石破茂為何頻繁出訪東南亞，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在記者會上一語道破：“東南亞是世界增長中心和地緣戰略要沖，日本將強化與東南亞關系作為外交最優先事項之一。”

綜觀石破茂今年東南亞四國之行，日本表現出在政治、安全、經貿、人文等各領域全面發力的進取態勢。與迄今的東南亞外交相比，安全合作已經取代經濟合作，成為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的優先領域。這從日本外務省公布的新聞稿中可見一斑，“安全保障”無一例外排在了日本與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和菲律賓雙邊合作領域的首位。盡管日本與四國關系各有特點，但合作重點卻有不少共性，大致可歸納為四個領域：

一是安全領域，日方與四國均同意加強防務對話交流，承諾將通過“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制度推進與四國的海上安全合作，包括向有關國家提供包括救助艇、巡邏艇等在內的警戒監視設備，開展共同訓練和人員培訓等。二是經濟領域，日方與四國就加強供應鏈韌性、資源與基礎設施、能源安全與綠色轉型等領域合作達成共識，日方還重點確認了與四國在其推出的“亞洲零排放共同體”構想下的能源轉型合作。三是防災領域。日方表示將利用其在災害風險管理方面的知識和經驗，幫助有關國家做好應對臺風、洪水災害等的防災減災工作，加強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和糧食安全保障，提高國家韌性。四是人文領域。日方與四國就強化政黨議會及民間各領域交流達成一致，日方承諾幫助有關國家加強人員培養。

此外，針對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沖擊，石破茂表示當前局勢對在東南亞各國進行投資的日本企業產生直接影響，日方將幫助地區國家應對外部沖擊。與此同時，石破茂還不忘繼續兜售日本主打的“印太”外交理念，強調“在國際社會面臨復雜危機的背景下，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至關重要”，希望通過實現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和“東盟印太展望”的對接，共同攜手“維護和強化基于法治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

值得關注的是，石破茂訪問越菲兩國時，正值習近平主席剛剛對東南亞三國成功進行國事訪問。在日本媒體的解讀中，石破此訪也被賦予了“與中國競爭地區影響力”的特殊意涵。尤其是石破茂與越菲兩國就強化防務合作達成多項共識，就東海、南海局勢交換意見并確認加強合作，被日本國內一些評論視為東南亞國家無意“倒向中國”，并有意借助日本來平抑中國影響力的政策信號。

2025年4月30日，石破茂參觀位于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海岸警衛隊總部

二、石破茂的“大算盤與小心思”

回顧二戰后日本外交軌跡，東南亞一直是歷屆內閣苦心經營的戰略重點方向。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為攫取資源和擴大勢力范圍，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為名侵略東南亞多國，掠奪石油、橡膠等戰略資源，實施軍事統治，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和經濟破壞。二戰后，日本通過戰爭賠償、經濟援助和外交努力，較早與東南亞國家實現和解并重建了關系。長期以來，日本以政府開發援助開道，通過企業投資和文化輸出，在東南亞逐步培植起較為深厚的影響。

早在20世紀50到7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期，東南亞的地緣重要性就備受日本政府重視。作為資源匱乏的外向型經濟體，日本絕大多數能源進口及貨物貿易需要途徑馬六甲海峽，東南亞航道因而被視為日本的“海上生命線”。東盟成立后，日本于1973年與東盟圍繞合成橡膠開啟了對話。1977年，時任日本首相福田糾夫訪問菲律賓時發表“福田主義”，強調日本要在地區扮演非軍事角色和與東南亞建立“心心相印”關系的政策主張，被視為日本對東盟外交方針的正式確立。此后日本與東盟啟動了定期峰會機制。2013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對東盟外交五原則”，雙方發表《日本東盟友好合作愿景聲明》及其《行動計劃》，提出將以“和平穩定伙伴”“繁榮伙伴”“更好生活伙伴”“心靈伙伴”四大伙伴關系為支柱深化合作。

2015年以后，日本對外戰略轉向主打“自由開放的印太”外交，視為東南亞為“印太”兩洋地緣樞紐和戰略支點，積極推動雙方在“印太”概念下的合作對接。2020年,日本與東盟峰會上確認將在“海上、互聯互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經濟”四大領域深化務實合作。2023年是日本東盟友好合作關系建立50周年，雙方在東京舉行特別領導人會議，將彼此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近年來，隨著中國與東盟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合作不斷深化，日本對中國在地區影響力的擴大深感焦慮，擔心日本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受到排擠，對華競爭意識和制衡心態突出。一方面，日本通過推動“高質量基礎設施伙伴關系”計劃對標“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參與東南亞的鐵路、電力等基礎設施項目的競標，同中國展開正面競爭。另一方面，日本繼續發揮資金、技術優勢，著力在節能環保、綠色轉型、防災減災、人才培養等領域加大對東南亞的投入，深耕基層展開“小而美”的民生合作，同中國展開“錯位競爭”。據日本政府統計，2024年日本與東盟貿易額達到2186億美元，在日本外貿中占比約15%。盡管相較中國與東盟高達9000億美元的貿易額，日本仍有較大差距，但日本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卻在大幅增長，2024年達到4.25萬億日元，同比增加49.4%，占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的13.7%。

三、日菲走近暴露地緣政治野心

然而，在對東南亞外交中，日本未能對東盟十國做到“一碗水端平”。從岸田文雄內閣到石破茂內閣，日本外交都表現出對“海上東盟”尤其是菲律賓的“偏愛”。2022年，馬科斯就任菲律賓總統以來，菲律賓外交政策出現“親美抗華”的路線調整，菲方不斷挑起南海爭端，南海局勢動蕩不穩。日本在此背景下加速與菲律賓的戰略接近，更加積極介入南海爭端，使日菲合作已經產生超出雙邊關系的地緣政治影響。

盡管二戰期間日本的侵略對菲律賓造成嚴重傷害，在戰后80周年之際，石破茂此訪前在菲律賓主流媒體發表的文章中，對于那段傷痛歷史僅以“困難的時代”一筆帶過，轉而強調菲律賓以“寬容”精神推動兩國實現關系正常化，建立起信任友誼，并重點強調日菲作為“海洋國家”的共性以及“共同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的紐帶，著力標榜兩國間有著“特殊友情”。

過去幾年，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兩個關鍵盟友，日菲不僅對美國表現出高度忠誠和全面追隨，兩國間的防務合作也在不斷升溫，逐步從防災減災等非傳統安全向傳統的軍事合作拓展。美日菲三邊合作得到機制化升級，成為美國運作“印太”同盟體系的重要戰略抓手。日菲兩國繼簽署《互惠準入協定》后，此次兩國首腦宣布啟動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并重申早日簽署《日菲情報保護協定》的重要性，標志著日菲防務關系正在朝著“軍事同盟化”方向邁進。

在這種密切互動背后，日菲聯手制衡中國的戰略企圖昭然若揭。在石破茂與馬科斯會談后發表的新聞稿中，兩國雖未直接點名中國，但又老調重彈宣稱在東海和南海問題上“確認反對以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日方承諾將持續利用OSA制度下的防衛裝備技術轉移，通過基地建設、能力支援和美日菲聯合訓練等強化與菲方的海洋安全合作。訪菲期間，石破茂視察了停靠在馬尼拉港的日本海上自衛隊掃雷艦“豐后”號和“江田島”號，登上由日本提供的菲海岸警衛隊最大噸位巡邏船“特雷莎·馬格巴努亞”號，“慰問”菲海岸警衛隊員，并參觀了日本海上保安廳人員對菲方提供技術指導的現場。

對日本而言，利用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對抗中國的積極性，依托日美同盟強化對南海地區安全事務的介入，可謂“一石二鳥”，既可借此制衡中國在地區的影響，挑撥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關系，也可“借船出海”，實現自衛隊和日本武器裝備“走出去”，進一步突破二戰后的軍事行動限制，并為日本防衛產業拓展海外市場。

5月13日，日本眾議院正式批準《日菲互惠準入協定》，簡化了日菲軍隊互訪、聯合演訓及裝備流動的法律程序，這不僅標志著日菲軍事安全合作提升到了“準同盟”水平，也折射出日本不斷突破“和平憲法”，加快軍事大國化進程的現實。在地區動蕩不穩的背景下，日菲防務關系綁定背后暴露出的地緣政治野心，恐將給地區和平穩定帶來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編輯 | 姚文聰
校對 |熊珞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