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說這兩年的文化界第一盛事，大象首選肯定是《金瓶梅》在微信讀書上架，而且還是免費看。

作為四大奇書之首，享受的待遇也是同樣奇，說它禁書嘛，不好買到正版，也沒有正式的出版平臺出版了。說它禁書嘛，又沒有什么文件說它不許看。要總結《金》一書，那么東吳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的一句話最值得深省：

“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也可以說是對《金瓶梅》的最好理解，至于微信讀書是怎樣一夜之間解決了對《金瓶梅》的審核問題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微信讀書確實做了一件好事，讓更多對《金瓶梅》感興趣的讀者輕松找到閱讀資源。

不過今天大象不來討論《金瓶梅》而是來聊金瓶梅的作者——署名“蘭陵笑笑生”，幾百年來金瓶梅的作者如同謎一樣的存在。有人說蘭陵在山東，加上以水滸中的武松故事嫁接而來，所以推斷是一個山東的文人。也有人根據書中出現的吳地方言，主要是蘇州方言，據此認為作者是南方人。丁惟寧，王世貞、李開先、屠隆、徐渭等等都在猜測的行列。

而有人根據“陋儒補入之五回”，猜測作者是一個“陋儒”，也就是水平比較差的書生、教書先生等水平不高的人。這個就以袁中道為首，在他的《游居柿錄》有記載：

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孺于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諸姬。

而這個人也極有可能是徐渭，他雖然與解縉、楊慎并稱“明代三才子”，可是一生坎坷，早年喪父，家庭貧困，科舉屢試不第，晚年生活困頓，甚至自殺九次未遂，最終窮困潦倒。才華在生前并未得到廣泛認可，直到后世才被重新評價。

徐渭可以算是明朝“陋儒”也就是今天我們稱之為“小讀書人”的代表，其實在明朝還有太多這樣的小讀書人，他們甚至沒有徐渭的運氣能死后被重新評價，而埋沒在歷史中。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這本《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明中晚期的江西及周邊地區的小讀書人往往同時受到數個風潮的影響，在各風潮間擺蕩徘徊與彷徨，甚至陷入抉擇的困境，又或者是試圖為不同風潮找到同時并行的可能性。這些小讀書人或許不是歷史舞臺的主角，但這些人其實反而更貼近當時大多數士人的處境。

書中通過對其生活、思想和實踐的深入分析，本書揭示了他們在思想解放、文化傳承和社會變遷中的復雜處境。這些小讀書人雖然未能成為主流學術的代表，但他們的活動和選擇卻深刻影響了明代中晚期的文化與思想格局。

如果我們把沒有當上正式官員和通過會試的讀書人，都稱作“小讀書人”的話，他們的出路其實也不少。當然，這種“小讀書人”起碼要是通過院試的秀才，至于那種家里有錢，只求讀書，不求任何功名的就不在討論范圍內。在明朝，只是要考上秀才，就可以免交公糧，免戶內二丁差役，免跪，看似這三樣都挺小的，但是這給予了讀書人從物質到精神的解放，讓讀書人擁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正是這種自由，讓他們能夠主動或者被動參與到陽明心學、文學復古運動，以及明末制藝風潮這三股運動或風潮中去。

作者在書中提出由于過往的思想史研究較側重大儒，以及以大儒為中心的敘事，在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共識及合作中，小讀書人很容易被視為隨從者，而無法有所主張。但小讀書人只能夠是大儒的附庸嗎？這是值得懷疑的。

因為小讀書人在沒有“案牘之勞形”的情況下，有著自己的時間進行教學與著書，來推動思想推廣，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的二次傳講，小讀書人展現了他們的主動性與能動性，他們不只是講學活動的參與者而已，還把學說進一步推廣入鄉里及基層民眾之間。但是他們又有著自己的更高追求——入仕，可能不能出仕本身就是一個難事。而中舉之后，是要在會試中反復浮潛，還是去“應舉”當官而被會試進士者鄙夷，對于他們來說都是艱難的選擇。

如果我們再次回到《金瓶梅》一書中，就能發現很多當時的“顯學”——心學中“去人欲，致良知”的核心思想。書中對錢財的無盡追求到滿眼色欲的貪婪者都進行了具體生動的描繪，人一旦失去“良知”就會無惡不作！或者《金瓶梅》的作者正是面對著同樣萬惡的社會，作為一個小讀書人只能通過用“刺激”的文字來吸引人的注意，用自己的方式來詮釋心學，對讀者進行驚醒，做出自己的最大貢獻，也能說是小讀書人對當時社會的最大反抗。

作者在前言里說到，今日我們盡管衣食無虞，卻可能跟古人一樣茫然失措，我們仍然是處在歧路與困境中的小讀書人，而作為小讀書人的我們，所能夠寫的，就是小讀書人的故事，以及盡可能從小讀書人的世界來勾勒這個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吧。

同樣的，做了大量工作讓《金瓶梅》得以上架的微信讀書的編輯，作為半個文字工作者，大象不也正是那個小小的小讀書人的代表嘛。

最后還是那句話，跟大象一起，讀好書，好讀書，讀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