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夏，德黑蘭的權力中樞正在經歷一場靜悄悄卻撕裂性的危機。

這場危機不是源于以色列的空襲，也不是西方的制裁，而是源于伊朗政體內部結構性的矛盾——教權體制與國家機器之間的全面沖突、門閥制度的利益裂解，以及“革命子弟”與“建制官僚”間的深層斗爭。

在伊斯蘭共和國四十余年的權力構造下，一種極端撕裂的現實正在浮現：這個國家正處在“亡教還是亡國”的十字路口，找不到不代價極大的出路。

一、教權體制的最后掙扎

伊朗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建構了一種特殊的政體：政教合一，但并不等于神權專政。

真正的權力集中在以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為代表的什葉派大阿亞圖拉集團手中，這一集團以“護法者”的身份架空總統、議會乃至軍隊，通過“監護法學家制度”（Vilayat-e Faqih）壟斷國家資源和意識形態。

其核心不在于治理效率，而在于意識形態的純粹性與“什葉派歷史使命”的延續。

這一體制最初確實為伊朗提供了某種穩定，尤其在兩伊戰爭與美伊對峙中構筑了民族主義與宗教合法性的統一。

但進入21世紀后，這一結構出現嚴重異化：教士集團脫離社會現實，以宗教特權者的身份掌控經濟命脈，壟斷司法解釋權，并通過“革命衛隊”維持政治鎮壓。教權淪為既得利益集團，信仰退化為工具，民眾逐漸對其喪失信任。

尤其在2022年阿米尼事件后，大規模女性抗議成為社會動員的新引擎，“去頭巾化”不再僅僅是性別議題，而是民眾對教士集團日益異化的不信任宣言。

大量年輕人不再認同“伊斯蘭共和國”的合法性，教權集團面臨的，不是一次次“顏色革命”威脅，而是其統治話語的全面破產。

二、軍權與建制官僚的隱性分裂

如果說教士集團象征著政體的意識形態核心，那么伊朗革命衛隊（IRGC）則是這一政權的鐵拳。

革命衛隊不僅僅是軍事組織，更是經濟實體、情報機關與國家機器的中樞：它掌控伊朗絕大部分能源、建筑、通訊、媒體與外貿資源，是一個準國家中的“國家”。

然而，革命衛隊內部并非鐵板一塊。隨著伊朗在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等地的地區擴張遭遇重大挫折，加之國內經濟瀕臨崩潰，部分中下層軍官與技術官僚對“輸出革命”邏輯產生質疑。

在2024年以色列定點清除伊朗核武高層后，革命衛隊內部分裂更加明顯：一派主張繼續對以強硬報復，以維系政權強人形象；另一派則傾向收縮防線，避免陷入大國陷阱。

更為隱秘的，是一部分官僚集團正試圖繞開最高領袖辦公室，建立“技術官僚—溫和保守派”的平行權力體系。他們深知，若無經濟改革、外資引入與結構調整，伊朗將難以維持國家層面上的最低運轉。

而教權集團對這些改革極度警惕，擔心“改革就是自殺”，反復否決國家層面向西方靠攏的嘗試。

這種“教權—軍權—官僚”三元結構中的張力，正在轉化為政體不穩定的主軸。高層不斷傳出“政策扯皮”、“決策真空”的信號，本輪危機并非源于外部打擊，而是制度本身的互相否定。

三、門閥化與“革命子弟”的世襲化

1979年革命打破了伊朗王室的貴族統治，卻在此后的幾十年中重新建立起一種“革命門閥”體系。

教權集團、革命衛隊高層與國有經濟掌門人之間，這些“革命子弟”占據國外頂尖大學的席位，在國內則掌控關鍵行業、政府要職與媒體資源，逐步形成一個壟斷政治與經濟資源的特權階層，既享受體制紅利，又游離于社會現實之外。

這些“革命子弟”事實上并不信仰伊斯蘭革命理念，更多是以此為政治通行證。他們對內鎮壓、對外謀利，卻早已在迪拜、土耳其、加拿大設立離岸家族信托，準備隨時撤離。這種分裂的認同——既享受革命成果，又不承擔革命責任——正在引發新一輪階層對抗。

底層民眾對這些“新貴”的憤怒，遠勝于對外敵的仇恨。他們既不接受教權集團的道德綁架，也不認同“紅色門閥”的合法性。當“信仰”與“權力”徹底分離，政權就失去了任何凝聚力。

四、本輪危機的導火索：從外部打擊到內爆臨界點

2025年伊朗所遭遇的，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權危機”，而是一種全維度的“內爆”：意識形態破產、統治階級分裂、經濟瀕臨崩潰、社會信任坍塌、國家身份錯亂。

以色列的空襲、美國的制裁、地區的孤立只是加速劑，真正將伊朗推向深淵的，是其政體自帶的“宗教專制+軍閥經濟”二元悖論。

最危險的，不是街頭的騷亂，而是高層的僵局。無人有能力代表國家整體利益達成妥協，革命衛隊控制信息流與公共秩序，教權集團控制司法與人事任命，技術官僚被邊緣化，改革派被系統性剿滅。沒有妥協機制，國家只能走向“非理性清算”。

2025年春，內部曾傳出高層“去哈梅內伊化”的議程，但很快被宗教保守派壓制。幾位有改革意圖的部長被指控“背叛伊斯蘭理念”，相繼辭職或被捕。這一波人事清洗徹底打破體制內的“改革幻想”，使危機轉入失控階段。

五、出路何在？政體重塑與信仰斷裂的不可避免

伊朗的未來走向，已經難以在“改良”框架內解決。從現實路徑看，大致存在三種可能：

1.“強人解決”路徑：由革命衛隊內部某位強硬派軍官發動政變，終結教權集團的實權，建立一種“世俗軍政國家”，類似納賽爾時期的埃及。這將是一場大清洗，代價巨大，可能引發內戰。

2.“和平轉型”路徑：在國際壓力和內部共識下，推動一場“去教權化”的憲政改革，逐步恢復世俗法治和民選制度。但當前缺乏有足夠實力的政治中間派或全民信任的協調者，這一路徑幾近幻想。

3.“長期沉淪”路徑：即現有體制繼續搖搖欲墜地維持下去，通過不斷鎮壓、資源轉移和輿論操控延長其壽命，但代價是經濟崩盤、人口外逃與國家徹底邊緣化。

現實可能是三者的某種交織，但核心已明確：舊有的“教權—軍權”架構已無法支撐現代國家的復雜治理。伊朗面臨的，不再是改朝換代式的權力更替，而是一次國家結構與身份的全面重構。它可能成為什葉派政權的終點，也可能開啟中東政治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