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兵伐謀，一戰而定，楊航勝、張德山律師巧用訴訟時效抗辯，迫使原告撤訴，成功化解委托人陳債風險

近日，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楊航勝和張德山、彭祺律師共同成功代理一起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經庭審對抗后，對方（原告）撤回起訴。

案件委托人突遭原告起訴，被追索十年前數百萬元設備款及逾期違約金，原告主張委托人“未足額支付大部分設備款項”。起訴地是原告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某區級法院。陳年舊賬突然被追索，其產生原因和背景錯綜復雜，委托人的陳述中可采用的抗辯理由有多種組合方案，京都律師團隊精準研判，在數個抗辯理由中抽絲剝繭，最終抉擇采用單一訴訟時效抗辯策略，經過縝密高效的庭審對抗，原告最終撤訴。

案件背景：跨越十年的陳年舊賬

2015年3月，委托人買方山東某公司與賣方山西某公司簽署買賣合同，采購兩臺大型設備（某細分領域的創新設備），價款近500萬元。當年10月設備到貨安裝，委托人支付了部分貨款。對于后續履約過程以及為何大額貨款未支付，山東公司和山西公司各執一詞。

據原告稱，其多年來通過各種方式向被告主張貨款，2024年9月委托律師發送律師函催告未果后，最終于2025年2月提起訴訟。

據被告稱，后續不再支付余款是雙方合意，過程很復雜，具體理由若干。

策略抉擇：

訴訟時效抗辯能否實現“一招制敵”

委托人基于對事實的回憶和認知，自有其特定的抗辯事由。但某些常理層面的理由并不構成法律上的理由，尤其是抗辯事由之間存在互斥的情況下，需要深入研究、慎重抉擇。

京都律師團隊深入研究原告的證據、聽取被告對事實經過的描述，并經委托人同意后，最終選擇以訴訟時效抗辯作為唯一的理由。這一抉擇的風險在于，一是原告能否舉示訴訟時效中斷的有效證據，二是裁判者能否下決心僅憑時效理由駁回原告的大額訴請。

雙管齊下：

對言辭證據的否定和裁判者心證的加強

在僅提出時效抗辯的案件中，嚴密的質證防守是維護被告權益的關鍵。本案歷經兩次庭審質證，具體質證過程要點如下：

1.首次庭審質證

核心問題：原告僅提交買賣合同，刻意隱瞞后續簽訂的補充協議。

質證要點：原告訴訟請求虛高，未能反映案件真實全貌，構成訴訟不誠信。

時效抗辯：其提交的律師函等證據，無法有效證明在訴訟時效期間內進行了催告。

2.二次庭審質證

補充證據：證人杜某證言（主張每年電話催款及現場催款）。

質證要點：精準把握發問環節，詢問關鍵性問題：（1）“原告公司你能說了算嗎？”這一簡潔提問以及對方肯定性答復，成功證實杜某為公司實際控制人。杜某身份決定其是案件利害關系人（或應為當事人），其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2）“每年與委托人的通話記錄還有嗎”，杜某對此予以否認，表明原告所謂的每年電話催款并不能出示任何電話往來記錄；（3）“現場催款時還有其他人嗎”，杜某否定性答復確定了其證言是“孤證”。

時效抗辯邏輯：原告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案件曾發生訴訟時效中斷的事由，也無法證明被告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中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規定》第十九條中的訴訟時效屆滿后，委托人曾向對方作出同意履行義務的意思表示情形。

另外，考慮到原告是在當地起訴、主場作戰，且司法實踐對于時效問題一般并不采取嚴苛的標準，京都律師團隊進一步加大說理，避免裁判者產生僅因時效就駁回巨額訴請的心理負擔。主要圍繞兩個方向：一方面原告在被告舉證后大幅降低訴請，說明原告沒有誠信訴訟，有意回避部分客觀事實；另一方面買賣關系發生在多年前，近些年并無激烈沖突，證據有遺失、暫時未找到亦在情理之中，從這兩個角度而論，原被告可能都無法完全還原全部事實，裁判者無須顧慮所謂的客觀事實、以有證據支撐的法律事實作為裁判依據足矣！

庭審的最后階段，原告律師可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提出新的訴訟邏輯和觀點，認為雙方未經結算、錢款支付未過訴訟時效期間。可惜，訴訟邏輯和趨勢已形成，再無回天之力。

本案基礎事實發生在十年前，因時間跨度較大、原始證據匱乏，部分關鍵事實已難以還原，原被告雙方基于特定考量和條件均未完整向法院呈現案件全景。事實上，未付款項涉及多重因素，京都律師敢于化繁就簡，以時效作為唯一理由進行抗辯，充分體現了專業自信和對案情的精準把握，客觀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訴訟時效制度絕非僵化的時間枷鎖，其本質在于實現權利救濟與社會關系穩定之間的精妙平衡——既敦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亦為長久形成的社會秩序提供安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