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張科長雖然把檔案收回,但他沒有注意到的是,檔案中少了兩頁紙。這時余瘦君不告而取,這是為了防止泄密,因為若是直接調取檔案,那對方人家就知道他的調查對象是誰了,保不齊走漏風聲。
返回章公館,余瘦君取出他帶來的收發(fā)報機,向上海市海南路“華東八室”駐地發(fā)了一封密電。“華東八室”電臺報務員收到密電后,馬上上樓送交甄主任。甄真譯閱電文,立即使用內部電話聯(lián)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局,要求他務請指派一名指紋專家,盡快前往蘇州市有名的“如意面館”與“華東八室”的聯(lián)系人見面,進門跟迎客伙計說竇先生請的客人即可。
而余瘦君這邊,當即往“如意面館”打了個電話,自稱姓竇,要求兩個半小時后使用二樓的包房。余瘦君抵達面館后,從上海驅車趕來的筆跡專家丁專家及助手已在包房等著他了。余瘦君點了酒菜,在等候上菜的時候,驗看了對方出示的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證。
丁專家是一名留學法國攻讀痕跡鑒定專業(yè)的海歸,解放前在法租界警務處高薪聘為刑技員,專門負責筆跡鑒定。待上海解放,經軍管會審查批準,他成為上海市公安局的刑技鑒定警員,其技術據稱在滬上警界排名第一,因此他被甄真主任定為首席筆跡鑒定人選。
余瘦君要求丁專家鑒定的是,他先前從蘇州市郵電局“順”出來的兩份材料:一份是臨頓路血案發(fā)生時的當班話務員包麗婷親筆填寫的一張表格,另一份則是1949年4月5日郵電局機房當班話務員的簽到表。
余瘦君沒有接受過筆跡鑒定方面的正規(guī)培訓,但他發(fā)現(xiàn)1949年4月5日下午至晚上這個班次負責臨頓路片區(qū)交換臺的當班話務員不可能是包麗婷,他還是需要一位筆跡專家予以確認。
酒菜上齊,余瘦君關上包房門,言簡意賅說明情況。助手則把桌上的菜肴移至一邊,騰出位置供丁專家進行鑒定,丁先生經過鑒定后,很快就得出結論:簽到表上的“包麗婷”三字與那份由包麗婷親筆填寫的表格上的字跡系兩個人的筆跡。這個結果在余瘦君的意料之中,于是余瘦君就問,那么請問丁老師,冒充包小姐在簽到表上簽名的是誰?接著余瘦君又指了指案發(fā)當天的排班表,這個冒充者是否在這些話務員中間?
丁專家拿起那紙排班表,瞇著眼睛略一掃視,又拿過放大鏡上下移動反復比對,最后,指著其中一個然名,“應該是這位小姐代簽。”這個簽名是——祝瀛珠!
余瘦君隨后調取了祝瀛珠檔案,是江蘇昆山人氏,時年二十八歲,十年前嫁了個名叫巫夢源的男人。巫夢源自小聰明伶俐,初中畢業(yè)考入南京郵電學校,這是全國最正宗的郵電學校,而且學的是電報專業(yè),而把郵電行業(yè)當時是“金飯碗”,說是永遠不會失業(yè),即使是打起仗來也需要郵電局。早年軍閥混戰(zhàn)時愛搞戒嚴,郵差卻從來不禁。
巫夢源考入南京郵電學校后,巫夢源的父親與祝瀛珠父親就給兩個孩子定親,巫夢源從南京郵電學校畢業(yè),進了南京電話局工作,而且起薪破例按初級技師的標準,這可是干了三年才有的工資,原因就是就被“中統(tǒng)”看中,將其發(fā)展為安插在南京電話局的一枚暗樁。很快,巫夢源迎娶了祝瀛珠,經過一番操作,祝瀛珠進入南京電話局當了一名話務員。不久,這對年輕夫婦雙雙被調往蘇州郵電局。抗戰(zhàn)爆發(fā)后江南地區(qū)淪陷。巫夢源并未暴露,繼續(xù)潛伏于蘇州郵電局,還當了電報股長,祝瀛珠則繼續(xù)當她的話務員。
抗戰(zhàn)勝利,巫夢源被調往局本部擔任少校科長,此時他“中統(tǒng)”特務身份也就公開了。他想攜妻子同去南京,但祝瀛珠卻想在蘇州工作住,巫夢源無奈,就弄了一輛小吉普,每個星期回蘇州一次。不想一年后,這個“中統(tǒng)”特務不知怎的突然連人帶車一起失蹤。三天后,他的尸體在無錫城外的太湖上浮了起來,法醫(yī)檢驗結論是被勒死的。他那輛小吉普,則從此不見影蹤。
其時“中統(tǒng)”改組為“黨員通信局”,局長葉秀峰下令成立專案組調查,但沒有任何結果,最后此案最后不了了之。葉秀峰為此讓秘書給蘇郵電局打電話,關照不得辭退祝瀛珠,更不準為難她,否則葉局長要他們好看!
但實際上,即便沒有葉秀峰的關照,祝瀛珠在蘇州電話局也混得不錯,同事有困難的時候,她還經常伸手相幫,哪個話務員臨時有事請她代班她從來沒拒絕過,比如此刻被“華東八室偵查員余瘦君發(fā)現(xiàn)的她為包麗婷頂班之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fā)生的。
解放后,祝瀛珠被郵電局辭退,這自然是因為她那個“中統(tǒng)”特務老公,在這種情況下,祝瀛珠開了一家煙紙店,兼賣雜貨,勉強維持個溫飽,由于是祝瀛珠打替補并代簽,于是余瘦君決定調查祝瀛珠,為避免草驚蛇,余瘦君以稅務局抽查賬目為借口把祝瀛珠喊來調查。
吳滔于是授意跟稅務局聯(lián)系,待余瘦君趕到稅務局時,祝瀛珠已經拿著兩個賬本坐在接待室里等著了,余瘦君開門見山,問她替包麗婷頂班之事。祝瀛珠不回避偵查員凌厲的目光,坦然承認確實幫包麗婷頂過幾次班,而且這種打替班情況其他同事也有很正常。
至于4月5日那天頂班的事了。祝瀛珠回憶道,那是最后一次為包小姐頂班,因為那天包麗婷親戚來找她,說是她嫡親舅舅下午歿了。按照風俗,包小姐必須馬上去奔喪,去了至少得在喪家待一個晝夜。包麗婷就讓祝瀛珠代個班,祝瀛珠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余瘦君又問當天傍晚從臨頓路“避風堂別館”打出的那個電話是不是她轉接的。祝瀛珠表示:“避風堂別館’那是私人電話吧?那要向總機報出電話號碼的。”
余瘦君尋思就換了個方式問:“那個時段有沒有要求轉接警察局、保安團、城防司令部之類地方的?”
祝瀛珠說:“有,那天傍晚有個男的來電話要求我接警察局的,是我給他接過去了”
但至于此人的電話號碼以及此人的聲音有什么特征就想不起來了,畢竟時隔一年多時間了,祝瀛珠唯一記得就是,那個男子說話聲音很小,起初她沒聽清對方要轉接哪里,連問了兩遍。對方很不耐煩,稍稍提高了聲音,惡狠狠地說,我要接市警察局總機!十萬火急,耽擱了不但你吃罪不起,只怕你們局長也要丟烏紗帽!
祝瀛珠被他這么一說,用右手扯起主叫電話的插頭,往最上面警察局總機的接線孔里插。與此同時,她看見至少三四個接線孔下方的通話燈滅了,表明通話已經結束,下意識地用左手把那幾個插頭拔下來。由于被男子威脅的語氣搞得心煩意亂,那個主叫電話的插頭又在里面最后一排,結果幾根插頭線就絞在了一起。當時已經接通警察局總機了,祝瀛珠生怕影響通話,只得等待通話結束,才解開糾纏在一起的插頭線。
詢問完畢之后,余瘦君又去了一趟郵電局,去核對祝瀛珠所謂的“里面最后排”的機主號碼,技術人員證實,“里面最后一排”的機主中,果然有臨頓路“避風堂別館”的電話號碼。該號碼在出事的次日即停止使用,郵電局指派外線工剪斷了電話線。余瘦君想弄清楚是何人或者何方要求這樣做的,但資料里并無顯示,甚至連派工單都沒有。于是,他要求保衛(wèi)科把外線段現(xiàn)任段長老閔找來了解情況。
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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