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皖新聞“6月24日報道：劉女士告訴記者，自己的弟弟劉軍（化名）因涉嫌強奸罪被刑事拘留，已經過去了3個月。

弟弟劉軍今年40歲，與弟媳在2010年登記結婚，婚后育有一子。劉軍在一家農場上班，吃住在宿舍，平時回家較少，每年冬天到次年開春才在家中呆得多，夫妻感情還可以。“大概一年前，可能是有點蛛絲馬跡，我弟就懷疑她媳婦有外遇了，整了個錄音筆放臥室里，還錄到了她和另一個男的糟踐我弟的話。”劉女士稱。

今年3月，夫妻倆因此事發生爭吵。“我弟受不了，確實動手打了她，但又后悔了，因為不想這個媳婦離開他，想哄哄她，二人發生了性關系，錄音筆錄下了全過程，女方當時也沒說不同意啊，但是她第二天報警告我弟強奸，說自己不愿意。”

拘留通知書顯示，3月23日14時，額爾古納市公安局將涉嫌強奸罪的劉軍刑事拘留，現羈押在看守所。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目前，該案正處于檢方審查起訴階段。記者致電內蒙古額爾古納市人民檢察院，工作人員表示，與案件有關的情況不能透露。

對于特定關系人之間強奸罪認定標準的放松，將造成巨大的社會風險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滿十四周歲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

如此的法律規定，核心構成要件就是違背婦女意志，“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不過是證明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系的客觀表現。法律解釋中，“暴力手段”涵蓋對被害婦女人身實施的打擊或強制，如毆打、捆綁、卡脖子等；“脅迫手段”是以威脅、恐嚇等方式，對被害婦女進行精神強制；“其他手段”則包括利用婦女熟睡、重病、醉酒等狀態，或通過藥物麻醉等方法，致使婦女不知反抗或無法反抗。

問題是，上述的這些“強行”的客觀表現，都是可意人為制造的。曾經有個親身聽到的司法例子，兩個人打架了，可現場沒有第三人證明，也沒有監控，其中一個人覺得自己吃虧了就去報案，可身上沒有傷。有一高人就指點其，你在身上抓出點傷，或是朝著墻撞幾下，再去報案，就行了，到時候去了法院，也能要醫藥費......

強奸罪立法本意是保護女性免受性傷害，可如果定案定罪時只是強調客觀的“強行”行為，而不去估計男女之間如夫妻、情人之類的特定關系或是性行為前的親密舉動、特殊環境等因素的話，則很容易成了陷害男性的法律工具。

提到這里，不得不提及最近頻發、熱門的訂婚強奸案、相親強奸案。在山西大同定親強奸案中，盡管已經二審，盡管還登上了指導案例，盡管經過是數級法院的審查認可，但卻沒有考慮到如此定罪判案及裁判說理的社會影響。

在當今已經是性開放、婚前性行為已經被普遍接受的年代，在當時雙方已經是處于雙方父母同意婚事、辦了彩禮交接手續的訂婚狀態，在案發前雙方具有親密舉動、單獨處于婚房臥室的情況下，發生具有一定輕微暴力行為的性行為，是不是很容易頻發的社會現象？真的有必要追究刑事責任嗎？

從常識常理上分析，對于一個成年女性而言，跟男性，尤其是出于父母同意婚事、辦了彩禮交接手續、此前經常發生親密舉動、案發時跟男性單處婚房臥室等等，是否應該意識到會被男性經不起生理和心理上的沖動而發生性行為？難道，女性不應該為這樣的前提“默許”行為、即便事后主張被“強行”行為而后果自負嗎？

司法上一再的如此判案，當然也會有人力挺稱，這是在保護女性、防止男性利用“熟人”關系逃避法律制裁，可如此判案造成的社會影響呢？主觀爭論咱不費口舌，來看看現實案例。

近日，有自媒體驚訝的不完全統計《澳門日報》發現，從去年以來，至少發生了8名內地女子因為誣告男性強奸罪被抓捕法辦的案件。（詳見《接連發生內地女子誣告強奸被捕，去年澳門一年至少8起》）

根據報道，在其中的一起司警公布的案情中，中年內地男子與謝姓女士2024年在娛樂場賭錢時認識，互加微信聯絡，期間兩人曾相約見面并性交。2024年12月27日晚上11時，兩人再相約在賭場見面并賭錢，翌日凌晨一并到同一房間休息并發生性行為。事后，兩人結伴外出游玩及用膳。29日謝女報警稱遭強奸。司警調查認為，謝女所言的遭對方強奸不實，兩人疑因賭資問題起爭執，案件涉誣告移送檢察院處理。

其他的案情，基本都是類似的，男女案發前關系親密，或是結伴旅游開房，或是因為經濟糾紛。試想，如果這么案件發生在內地，這些強奸案是不是就構成了？再深一步講，究竟是什么樣的法律認識，讓這些內地女性有“底氣”去報警？難道跟近年來屢屢發生相親強奸案、訂婚強奸案、按摩強奸案、嫖娼強奸案等等，沒有關系嗎？

一直以來，司法機關、司法人員掌握的辦案標準就是，女性不同意，你又非要發生性關系，或是具有毆打等暴力行為（是可以制造的），或是醉酒等違背了女性的自愿原則（完全是自己想說什么就是什么），就會構成強奸罪。有一位從事刑事辦案多年的公安人員的文章是，辦案多年的感悟是，強奸案辦久了，就會產生一種錯覺，這是在替女“LM”收拾人嗎？

確實，強奸案多發生在熟人之間，《中國兒童防性侵十年觀察（2013-2023）》顯示，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其中2014年達87.87%，其他的年份多在70%至80%之間。

可是，如果僅是強調刑法里的“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而普遍將“違背婦女意志”作為強奸罪的成立條件，豈不是將刑事打擊的“開關”交給了女性？由此造成的被一些不良居心的女性所利用，造成的普遍性的社會刑事打擊風險，難道沒人關注嗎？

我們應該樹立正確的刑事辦案理念，壞人，不僅是被控告強奸的男性，也可能是報案自己被強奸的女性！學習澳門，面對報案要具有兩面懷疑精神，既然打擊真正的強奸，又要打擊要挾達不到的陷害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