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詹周氏當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只為在六月號《雜志》發表了一篇《為殺夫者辯》，于是小報上又熱鬧起來，有人說我是強詞奪理，死要出風頭；有人說我自己就活像詹周氏，所以要為她辯；也有人板起一副大義凜然的面孔感慨道：“詹周氏雖然很可憐，但這種殺夫之風卻斷不可開，故處以死刑是應當的。否則，又何以維綱常而儆效尤呢？”三說中以最后一說頂容易淆惑聽聞。

若說殺一個詹周氏便可以使別的女人聞而知畏，以后甘愿受壓迫，再也不敢自觸法網了，則真是把維持社會的公序良俗這回事看做太便當，仿佛棒下出孝子的古諺一般，孩子不聽話，只要狠命打屁股就是。而且一味嚴峻下去，在必要時還不惜犧牲一個孩子以威嚇其他孩子，使他們從此都戰戰兢兢，漸歸服帖，詹周氏初不料在無意中倒成為教育社會的工具了。

不過犧牲可沒有自己爬上祭壇的，他們苦了她；犧牲一個詹周氏固然不打緊，可憂的是單靠這么一個犧牲恐怕結果還是維持不了社會秩序，猶如酷吏傳中所載的來俊臣始終不能使其轄境媲美堯舜之治一般，同樣的秦始皇也不能殺絕儒生，白起也不能埋盡叛卒，一味用重典非但不能治亂世，結果反使其世更亂而已。

詹周氏殺夫雖然是故殺，但是決不是預謀殺人，這在供詞及初審判決書中可以證明的。在我國暫行新刑律及舊刑法中殺人罪本有預謀及未預謀之分，蓋其惡性有重輕，故而量刑也得有重輕才較公允。新刑法中無此兩者辨別，非不必有辨別，乃是擴張法官的裁量權限，使其權情節之輕重，得更多伸縮余地耳。然就近代刑事政策之趨勢言之，自應多從輕的方面著想，假如她是情有可原的話。故外國多倡廢除死刑之說，即或非執行不可，也應執行得文明一些，即使受刑者盡可能免除其痛苦是。

詹周氏的丈夫曾惡意虐待她，而且顯然是非法的，可惜她不知告訴，或不能告訴，結果一時變態心理發生，便私自執行報復了，法律一方面責其擅自，一方面責其過當，自然是應該的，但是，現在決不是“以牙還牙”時代，國家對于詹周氏也不能處罰得過當，雖然這上面再沒有能夠責罰國家的人或機關了。此案之癥結在于法官之頑舊，法醫之馬虎，及輿論界之迷于傳統的謬見。在私底下我也曾聽見許多與鄙見略同的論調，可惜就是沒有人肯說，因為犯不著，結果就好像人人皆曰可殺，只有蘇青與那個義務辯護的律師說不可殺了。

她的義務律師是由法院指定的，似乎別人也不能硬說他多事，或疑心他與詹周氏有什么特殊關系；只有蘇青好像太那個，既無言責，何必多此一辯來？然而我的動機是坦白的，不過不能已于言，希望“一吐為快”而已，自知必將挨罵無疑。

然而事情也有出于意外的，譬如今天我剛接到知堂先生 [按：即周作人] 的一封來信，其中一段有云：“日前讀《雜志》中大文，甚感同意，此種意見在此刻恐不免甚犯忌諱吧。

偶閱胡博士論學近著《在悲觀聲浪里的樂觀》民廿三年雙十節作）中提及民九前后，四川有十九歲女子殺了她十不全的殘廢丈夫，理由是‘我沒有別的法子可以避開他’。法院判徒刑十五年，司法部以為過輕，（胡君樂觀則因為民廿刑律定得更輕）將法官付懲戒。但以較現今則反動空氣尚還較少，因知識階級仍大抵贊成法官方面也。其實只要她們知道離婚（政府社會方面自然也須予以援助），則此種悲劇均可免除。唯在此刻亦無從說起，聞上海小報的論調真不成話也。”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我何必借詹周氏來出風頭？這種“風頭”我似乎已出得太多了，現在很想避些麻煩。我也決不會像詹周氏一般的癡心又糊涂，冤苦到死，一輩子就這樣完了，雖然活在這種殘忍瘋狂的世界里其實也沒有什么趣味。

這里多的是腐舊的人，以為殺人者死是天經地義，不知在緊急避難時推人墮水亦犯罪否？兵士沖鋒殺人亦犯罪否？孩子犯法亦處刑否？法律須合乎人情，因地因時而得能修改，而且目前早經修改過幾次了，大概一般庸眾以及自以為知識階級甚而至于一部分法官猶在做夢，以為真命天子還坐在龍廷上呢。若欲以威嚇為壓迫手段，則不如恢復包龍圖出世時代的一切刑罰，能夠進一步參照所畫或所塑的十殿閻王一般更好，有十八層地獄，如寒冰地獄啦，刀鋸地獄啦，落油鍋啦，喂毒蛇啦，推入血污池啦，……真是洋洋大觀，然后再弄個把愁眉苦臉的電影明星來扮詹周氏，讓她各式各樣苦頭都吃遍，人心恐怕還要快得多哩。

只是高興時第一須忍住些氣，別像戲文中所做頂開心也是頂掃興的一幕如“笑死牛皋”般才好。

附注：

據報載近來因囚糧缺乏，擬將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者都交保出去，免得他們餓死獄中，這是頗值得討論的一個權宜辦法。但我很疑心此種權宜之計是否也像四舍五入法一般，把無期徒刑的改為槍決，把判決死刑的提早執行，如此則囚糧更可省了，直至囚糧斷絕的一天，則刑罰種類只剩下兩種，即處死與放還是，不知法官在自由心證之際定罪將主張從重乎？抑從輕乎？在量刑之際又將決定將犯人處死乎？放走乎？

（原載 蘇青散文集《飲食男女》，天地出版社1945年7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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