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文 | 華商韜略 朝暮
江蘇連云港,昆侖山路7號,曾經的A股“藥王”——恒瑞醫藥總部大樓所在地。在這里,66歲的孫飄揚,思緒有時會回到1990年,30歲的他臨危受命,接手了當地的制藥廠。
彼時,企業陷入經營困境,技術匱乏。孫飄揚大手一揮,下注120萬,收購了中國醫科院藥研所的一項專利,打開了局面。
當時,這個數字幾乎是企業一年的利潤。
往事如風。如今,又該下注了。
【老玩家“轉身”】
2021年12月21日,一場線上會議正在舉行,63歲的孫飄揚被問到——“2021年,中國醫藥產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用一個關鍵詞去描述,你會選擇哪一個詞?”
孫飄揚脫口而出:
“壓力”。
自上市以來,恒瑞醫藥市值持續增長,2020年一舉突破6000億,孫飄揚家族曾多次當選醫藥界“首富”。但2021年,恒瑞醫藥首次出現收入、利潤雙降,市值更是一度蒸發3000億元。
一個重大影響是,醫保藥品集采政策加速落地。
集采,即帶量采購、“以量換價”,主要是針對仿制藥,其核心目標之一是,把仿制藥的價格打下來,省下來的資金,則可用于創新藥采購,從而推動新舊轉換。
對于以仿制藥經營為主的傳統藥企,這無疑于當頭一棒。
集采之后,仿制藥紛紛大降價。2018年至2021年上半年,恒瑞醫藥仿制藥中選18個品種,中選價平均降幅72.6%。
靠仿制藥打江山的老路,徹底走不通了。
2021年7月,已經退居二線的孫飄揚,重新回到董事長的崗位,他定下新方向——創新藥和出海。
恒瑞的研發、組織加速變革。
2021年至2024年,4年間,恒瑞醫藥在研發下了超300億的重注。
▲恒瑞醫藥近年研發費用,來源:恒瑞醫藥官網
同時,人員結構也進行了大幅調整。
曾經的恒瑞醫藥,以“銷售鐵軍”聞名。而2020年到2024年,其銷售人員從17138人降到8910人,研發人員則從2020年的4721人增至2024年的5598人。
更重要的是,孫飄揚拉來了江寧軍,任命其出任首席戰略官,全面負責創新藥國際化、臨床研究,和商務拓展工作。
江寧軍曾任跨國藥企——賽諾菲亞太區研發負責人,領導過1400人的研發團隊,主導過多項跨國企業研發合作。同時,江寧軍也是國內第一批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的創始人之一,他打造了抗腫瘤藥物研發企業基石藥業,將其在港交所上市,不過在2022年選擇退休。
孫飄揚的布局下,大量仿制藥研發項目被砍掉,研發重心轉移至創新藥,創新藥BD(Business Development)進程提速。
所謂創新藥BD,即指通過與外部合作,如在研新藥的特許授權、聯合研發等方式,降低創新風險,加速創新進程與商業化,讓創新更有確定性。
2023年,恒瑞醫藥共達成5起海外BD授權,交易額超40億美元。而此前多年,恒瑞醫藥只進行過6筆BD交易。
2024年,恒瑞醫藥創新藥銷售收入達138.92億元,同比增30.60%,占公司總銷售收入近半。
各家傳統藥企不甘落后。石藥集團蔡東晨、復星醫藥郭廣昌、抗生素龍頭劉革新……紛紛在創新藥上加了注。
孫飄揚的老對手——蔡東晨一度表示,“沒有創新,就意味著死。”
柳傳志曾評價蔡東晨是“老虎”,性格上敢做敢為。蔡東晨用人講究“球場理論”,不論資排輩,而是看競技狀態,行就上,不行就下來。
曾經,由于沒有完成扭虧目標,蔡東晨將子公司二藥的領導班子,全部就地免職。
雷厲風行的蔡東晨,打造了一個新平臺。
2019年3月,蔡東晨從石藥集團分拆出的新諾威,登陸A股市場。彼時,新諾威主要從事功能食品的研發生產、銷售。
2023年9月,新諾威收購了石藥的另一家子公司——巨石生物。巨石生物是一家創新生物醫藥企業,以自主研發能力為核心驅動力,專注于抗體類藥物、抗體偶聯藥物(ADC)以及mRNA疫苗等生物制藥前沿領域,以抗腫瘤、罕見病等領域為重點。
此后,新諾威正式更名為——石藥創新制藥,成為創新藥發展的重要陣地。
與孫飄揚一樣,蔡東晨找來了一位研發大佬——劉勇軍,擔任石藥集團執行總裁和全球研發總裁,負責研發、管線戰略及國際業務開拓等工作。
劉勇軍曾在信達生物、賽諾菲等多家跨國藥企(MNC)擔任研發負責人。
期間,蔡東晨搭建了雙抗、納米藥物、單抗、小分子、ADC等八大創新研發平臺,重點下注了抗腫瘤、精神神經、心血管、抗感染等六大領域。
BD進展上,2024年10月上旬,石藥與阿斯利康就在研心血管藥物YS2302018,達成獨家授權協議,其潛在最高對價可達20億美元,即140億人民幣。
今年2月,蔡東晨再獲大單,旗下巨石生物與RadianceBiopharma簽署協議,就抗癌藥物srs6005,達成獨家授權協議,有望獲得的潛在對價,最高可達12.4億美元,約合90億人民幣。
如果順利,僅兩項交易,最高就可獲得230億。
在上海,另一位醫藥大佬郭廣昌,也在加速轉身。他的打法是,以全球研發布局與行銷網絡快速超車。疫情期間,復星醫藥與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BioNTech)聯合研發了“大爆款”——mRNA新冠疫苗“復必泰”。
截至2024年底,復星醫藥在研創新藥、生物類似藥項目超80項(按適應癥計算),當年其研發投入超過55億,投入規模是凈利潤的2倍。
值得一提的是,復星醫藥旗下創新生物制藥公司——復宏漢霖,2024年持續盈利,是全國第一家憑借產品銷售,實現盈利的18A創新藥企。
郭廣昌投下了較大期許,他曾公開表示,“復宏漢霖,是復星未來的‘珠穆朗瑪峰’”。
【新牌手的反超】
老革命們忙著轉型,而牌桌上的新玩家迅速崛起。
長期以來,恒瑞醫藥穩坐A股“醫藥一哥”寶座。但2025年2月21日,百濟神州市值一度達到3107億元,反壓恒瑞,位列榜首,并至今保持領先優勢。
百濟神州不是一家傳統藥企,而是自帶創新藥基因的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其背后站著一位科學家創業者——王曉東。
王曉東是一名學霸,他1991年獲得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然后去了“新藤校”埃莫里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師從諾獎學者約瑟夫·戈爾茨坦和邁克爾·布朗。
畢業后,王曉東回到西南醫學中心,組建了自己的實驗室,從事細胞凋亡方面的研究,并拿到了終身教授的職位;2002年,他成為美國最大的私人醫學研究機構——霍華德·休斯研究所研究員。
1987年,王曉東帶著太太開車去華盛頓,在美國科學院的門口,和愛因斯坦雕塑照了個合影。而2004年,王曉東站在這里,進行了榮獲院士的演講,全場科學家起立鼓掌。
當年,他41歲,是美國最年輕的科學院院士,也是中國第一位獲此榮譽的科學家。他發現了線粒體作為凋亡控制中心的分子機理,這對于癌癥治療有著重要意義。
2003年,王曉東與時任耶魯大學終身教授的鄧興旺,應邀出任了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首任聯合所長,建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中國政府在發展生命科學技術領域的重要戰略之一。7年間,他沒拿過1分錢的報酬。
2010年,王曉東關閉了美國實驗室,辭去首席教授職務,全職回國接任所長。
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曾提及,是王曉東的一句話,讓他決定回國,“一公,我們都欠中國至少15年的全職工作。”
同在2010年,美國舊金山朋友的一次聚會上,王曉東與歐雷強(John Oyler)相遇。歐雷強在醫藥市場上“身經百戰”,他曾任美國上市腫瘤藥公司——Genta的首席執行官。2005年,歐雷強在北京創立了保諾科技,從事研發外包(CRO),并在4年后,以7700萬美元出售。
王曉東和歐雷強一拍即合,決定在中國創業。2021年,百濟神州問世。
在百濟神州,王曉東是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我不參與企業管理,只參與科研有關的事。”
創新藥研發很燒錢。啟動資金很快花完了,歐雷強飛回美國籌錢。經費緊張,為了節約開支,加快進度,研發人員一度把自家做飯的鍋拿了過來當設備。
王曉東為百濟神州定下的方向是——“我們不具備找到原創靶點和原創新藥的能力,那至少要在臨床前、臨床療效上,做到效果更好。”
按照這個思路,百濟神州先后在RAF(治療實體瘤)、PARP(治療卵巢癌)、BTK(治療淋巴瘤)等多靶點藥物上布局。
其中,BTK的抑制劑(澤布替尼)用于治療套細胞淋巴瘤,一舉打破巨頭強生公司的壟斷,并在全球3期臨床試驗中,顯示出更高的療效與安全性。
2019年11月15日凌晨,一封來自大洋彼岸的郵件帶來消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首個中國自主研發的抗癌新藥——澤布替尼,在美上市。
至此,中國抗癌藥“只進不出”的歷史被改寫。
2024年,百濟神州的澤布替尼,銷售額達到26.44億美元,在公司總營收中占比超六成。該藥已在美國、中國、歐洲、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市場銷售。
▲百濟神州營收情況,來源:百濟神州官網
百濟神州登頂A股“新藥王”寶座之際,在蘇州,俞德超率領的信達生物,也在迅速擴張。
61歲的俞德超,同是海歸派。他曾在美國多家生物藥公司從事新藥研發,并于2006年發明了全球首個抗腫瘤病毒類創新藥物——“安柯瑞”,開創了利用病毒治療腫瘤的先河。
俞德超,來自浙東天臺縣街頭鎮,一個叫雷馬坑的小山村,從村里走到有汽車的地方,要6次涉水。
有一件事對他觸動很大。1995年,母親查出胃癌,俞德超通過各種辦法,在國外為母親買藥,最后居然讓母親的腫瘤被治愈了,一直活到了98歲。
中美生物制藥的差距,也因此赤裸裸地展現在他的眼前。
2011年,回國后的俞德超創辦了信達生物,一出手就定了一個目標:
“做國際標準的大分子藥。”
俞德超選擇的研發路線是——單克隆抗體。單克隆抗體市場很大,目前在研的生物藥里面,單克隆抗體的占比一度超過80%。
2015年,信達生物兩次與美國禮來制藥集團,達成產品開發戰略合作協議,獲得首付及里程碑款超15億美元。這是中國企業首次將創新藥的國際市場,授權給世界500強制藥集團。
達伯舒,是信達生物第一款商業化產品。2018年,達伯舒獲批上市,一年后即迅速成長為10億元級別的國產大藥。2021年,該藥的銷售額已經約30億元。
2025年6月,信達生物市值一度超過1300億港元。
王曉東、俞德超之外,一批biotech(生物科技)的中國領軍者也在迅速突圍、逆襲,讓中國大步走向世界醫藥創新舞臺中心。
從美國歸來的抗體藥物研發專家夏瑜,2012年創辦的康方生物,上市了全球第一個腫瘤免疫雙抗卡度尼利,填補了中國雙特異性抗體的空白,公司市值一度接近900億。
曾任輝瑞中央研究院研發高級主管的杜瑩,2014創辦再鼎醫藥,推出了全球首款FcRn拮抗劑,產品攻入美國、歐盟、日本等地市場。
熊俊等人創建的君實生物,研發了“爆款”PD-1癌癥免疫治療藥物——特瑞普利單抗。2024年,該藥僅在國內市場,就獲得了超15億元的銷售收入……
【資本:10年1.2萬億】
孫飄揚并不熱衷資本。自2000年A股上市募集了4個億之后,20多年里,恒瑞再沒從市場融過一分錢。
但2025年5月23日,66歲的孫飄揚卻站在港交所敲了鐘,一把募集資金12.7億美元(約98.9億港元),也開創了香港市場近5年最大的醫藥IPO。
想長期坐在創新藥的牌桌上,資本支持必不可少。
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市場上的資本對創新藥并不熱衷。
高瓴資本張磊就曾表示,“我們從2012年開始投資生物醫藥行業,2012年到2016年的4年里,都是寂寞的,很少有人一起在這個領域長期深耕。”
張磊,是王曉東的河南老鄉。2019年2月亞布力論壇上,他曾當著王曉東的面調侃,認識王曉東之后,才知道什么叫“沒收入的公司”。
因為創新藥的周期長、投入高,所以生物醫藥公司長期不賺錢,很普遍,這也是不少資本望而卻步的原因。
百濟神州2011年創立,到今天依然處于虧損狀態,累計虧損超600億元。
但這并沒影響它成為“藥王”,這是一個贏在未來的游戲。
張磊,也一直重倉王曉東。
2014年,張磊下注1000萬美元,參與百濟神州A輪融資。百濟神州上市前,高瓴已參與其8輪融資,是公司在中國唯一的全程領投投資人。
其中最大一筆是,2020年7月,百濟神州完成了20.8億美元的股權融資,高瓴資本作為錨定投資者,認購了其中不低于10億美元的份額,這也是全球生物制藥領域最大的股權融資之一。
這筆全球最大交易的背后,則是中國創新藥的融資環境已徹底改變。
拐點,是在2015年。
這一年,中國藥審改革啟動,重點之一是審評審批速度加快。這一輪改革,為創新藥的研發打開了政策通道。此前,一款創新藥僅僅是審批就或長達數年。
另一方面,資本市場也淡化了“盈利紅線”。2018年4月,港交所在主板上市規則中,新增第18A款——允許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提交上市申請,打破了“不盈利不能上市”的桎梏。
2019年,中國科創板設立,注冊制改革落地,第五套標準允許“0營收”企業上市,更是進一步為生物醫藥公司開了口子。
閘門打開,資本大量涌入。
醫藥魔方InvestGo數據庫統計,2015-2024十年間,中國創新藥從一二級市場,籌集到的資金總額達到——1.23萬億元。
▲2015-2024年期間全球創新藥領域一級市場融資概況,數據來源:醫
一些入場早的資本,則開始賺得盆滿缽滿。
今年3月3日至3月4日,高瓴資本旗下的HHLR Fund, L.P 及其聯屬實體,減持百濟神州H股3224萬股,如以3月4日的收盤價152.1港元/股計算,一次套現的金額接近50億港元。
5月9日,HHLR Fund, L.P 及其聯屬實體,再次出手,減持百濟神州1600萬股,持股比例從6.03%變更為4.89%,套現約20億港元。
除了上市減持,并購也愈發成為資本退出的重要方式。2024年,國內醫藥企業并購規模達到22起,比2023年增長了一倍。
【內卷:20萬的猴子】
資本和創業者跑步涌入,助推了創新藥發展,也帶來了新問題——同質化競爭嚴重,行業泡沫加劇。
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中國企業研發的靶向CD19的CAR-T細胞療法,處于I期臨床階段至批準上市的產品共計149款,全球占比達61%;靶向BCMA的CAR-T細胞療法有74款,全球占比71%,競爭高度白熱化。
2024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上,孫飄揚直言,“很多企業都在進行相似的研發項目,導致進入臨床后,大家都在搶占相同適應癥的受試者資源,互相抬價”。
“就連試驗用猴子的價格也曾飆升到二十幾萬”。
蔡東晨也曾發文表示,“PD-1、CAR-T等熱門領域同質化競爭嚴重,臨床資源浪費與低水平重復研發并存,部分創新藥缺乏高質量臨床數據支撐臨床價值。”
在政策和資本的助推下,截至2024年年末,中國企業研發的活躍狀態創新藥數量,累計已達3575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首位。
但創新藥并不能一蹴而就。
從市場份額看,一份券商研報顯示,2024年美國創新藥銷售額,占全球超50%,而中國,僅占3%。
▲中國創新藥市場規模未來測算,來源:東吳證券研報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的資本雖然對于創新藥較為熱衷,但仍偏好短期收益,導致創新藥早期基礎研究資金匱乏。
目前資本退出的機制,較為依賴海外授權,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土創新生態的活力。
創新藥的發展,不只是藥物的研發,也需要機制的更新換代。
不過,相比全中國也沒有一個重磅級創新藥的當年,創新藥所經歷與發生,乃至付出與承擔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中國創新藥也必然繼續加速奔跑。
事實上,王曉東當初回國發展,也并非特別順利。北生所游離于體制之外,而百濟神州也曾資金緊缺。
首都醫科大學原校長饒毅,曾在2011年發表一篇博文——《一個成功的研究所為何被邊緣化》,反映了王曉東當時的處境,一度引發熱議。
但日子依然有燦爛的一面。創辦的前10年,北生所僅在《自然》《科學》《細胞》三大國際頂尖科學刊物上,發表論文30余篇。
2011年,美國休斯醫學研究所宣布,經過多個國家700多位學者的競爭,27位最終獲選國際青年科學家獎,中國獲獎人數最多,共7人。
而其中,4位來自北生所。
每年年底,王曉東總會與學生們“整點兒奇活”——2015年推出《小蘋果之狗血基情版》,2018年的“魔性”抖肩舞《CoinciScience》,2022年的賀歲大片《苦行僧》。
期間,他會背著一個寫著“尿素”的袋子演出,拿起吉他唱上一段rap,放聲大笑。
▲王曉東與學生們錄制視頻,來源:《苦行僧》視頻
在學生的身上,總能看到王曉東的影子。
邵峰,王曉東最早的學生之一,2015年,43歲的邵峰當選中科院院士,也是當時最年輕的院士。
2020年,邵峰走出了實驗室,創辦了炎明生物。2023年,炎明生物A輪融資達到7億人民幣,是當年A輪融資額度最高的之一。
王曉東曾表示,北生所出來創業的科學家,已有7人。
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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