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通信條件差，前線戰(zhàn)報常常延誤，李克農(nóng)又是擔心又是掛念，已經(jīng)很久沒有兒子的消息了。他每天都要問秘書：“有沒有李倫的消息？”秘書總是搖頭。時間一長，李克農(nóng)越想越怕。

終于在粟裕來北京開會時，一把拉住他的袖子，聲音都帶了顫：“你和我說實話，我兒是不是……出事了？”

這到底怎么回事呢？

那得從李克農(nóng)的妻子趙瑛說起。趙瑛老家在安徽蕪湖，家里不算大富大貴，可也算體面。她爹是個精明的生意人，早年間看準了照相這行當?shù)男缕鎰艃海诔抢镒顭狒[的街面上盤下間鋪子，開起了照相館。那時候照相可是個稀罕事，普通老百姓一輩子拍不了幾張，有錢人家辦喜事、照全家福才舍得花這個錢。趙瑛家照相館的生意倒也紅火，有穿長衫的教書先生，有戴禮帽的商人，偶爾還有幾個金發(fā)碧眼的外國傳教士或者商人來拍照。

照相館的櫥窗里總擺著新拍的照片，趙瑛從小就愛扒著玻璃看。那些照片里的世界，和她每天過的日子完全不一樣：有的姑娘穿著學生裝站在校園里，有的先生捧著書本坐在書桌前，還有穿西裝打領帶的年輕人在工廠邊比劃著什么。更讓她好奇的是，爹店里總有些"特殊客人"。他們會在暗房里低聲說話，討論些她聽不懂的詞兒，什么"立憲""共和""新文化"，有時候還會偷偷塞給爹幾本小冊子。趙瑛雖然不全懂，但耳濡目染下，早就比同齡的姑娘多了份見識。

要說趙瑛能成為蕪湖第一批女師學生，還真得感謝她爹的眼界。那時候全中國的女子師范學校沒幾所，安徽更是頭一回辦。招生消息傳出來時，好多人家都覺得"女孩子讀那么多書干啥"，要么怕女兒出門拋頭露面，要么嫌學費貴。趙爹卻拍板，一定要供閨女讀書！

1916年，16歲的趙瑛背著鋪蓋卷走進了安徽省立女子師范學校的校門。她在課堂上聽女先生講"男女平權"，第一次敢在討論會上站起來說"女孩也能當教師、當醫(yī)生"；她還加入了學生自治會，和同學們一起上街宣傳"反對纏足""普及女子教育"。

也就是在女師讀書的這幾年，趙瑛從一個只知道相夫教子的傳統(tǒng)閨秀，變成了一個有主見、有理想的進步青年。她剪掉了長辮子，穿上了學生裙，周末常和同學們去工廠區(qū)給女工們上課，教她們認字、算數(shù)，講"婦女要自立"的道理。那時候的她，眼里有光，心里有火，總覺得"這個世界，該變一變了"。

而命運的奇妙之處就在于，當趙瑛在女師的校園里為理想奔跑時，另一個年輕人也在悄悄靠近她的世界。這個人，就是后來和她相伴一生的李克農(nóng)。

李克農(nóng)比趙瑛大一歲，也是蕪湖城里長大的孩子。不過他的家境和趙瑛家不太一樣——父親早逝，他跟著叔叔在蕪湖的報館里當學徒，見慣了社會的冷暖。報館里接觸的都是三教九流的人物，聽得最多的是底層百姓的苦楚，看得最清楚的是舊制度的腐朽。

李克農(nóng)年紀輕輕就胸懷大志，總想著"要為老百姓做點實事"。他和趙瑛的相識，源于一場偶然的聚會——那是女師學生自治會組織的"讀書會"，李克農(nóng)作為報館的通訊員來采訪，一來二去，就和這些充滿朝氣的學生們熟絡了。

從那以后，兩人常約著去江邊散步，或者去城郊的小村子做調查。趙瑛會給村里的孩子們帶些鉛筆本子，李克農(nóng)則給他們講"天下大同"的道理；趙瑛發(fā)現(xiàn)村里的女孩大多沒上過學，李克農(nóng)就說"這正是我們要改變的"。他們越聊越投機，越處越親近，漸漸成了彼此最懂的人。

1918年，18歲的趙瑛和李克農(nóng)在蕪湖舉行了婚禮。沒有大操大辦，沒有繁瑣的禮節(jié)，只請了幾位關系好的老師和同學。

婚后的日子過得簡單而充實。趙瑛繼續(xù)在學校讀書，李克農(nóng)則在報館、書店和各種進步活動中奔波。趙瑛總是默默支持著他：李克農(nóng)熬夜寫文章，她就端去熱粥；李克農(nóng)要去外地出差，她就幫他收拾行李，再三叮囑"注意安全"；李克農(nóng)因為宣傳進步思想被警察盯上，她就提心吊膽地等他回家，卻從來沒說過一句"你別干了"。

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年。1920年，李克農(nóng)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要去安慶，那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在籌備建立進步組織，需要他這樣有經(jīng)驗的人。可這一去，風險極大：當時的安徽，軍閥勢力盤根錯節(jié)，反動派對進步活動打壓得很厲害，去安慶等于把自己放在風口浪尖上。

趙瑛知道丈夫的決心，也明白這一步對李克農(nóng)、對革命的意義。她沒掉眼淚，只是默默地翻出壓箱底的嫁妝，換成現(xiàn)錢塞給李克農(nóng)。

后來李克農(nóng)在安慶積極投身革命活動，和戰(zhàn)友們一起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人運動，為后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話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整個上海灘都籠罩在白色恐怖里。李克農(nóng)因為領導工人運動被國民黨當局盯上了，懸賞五萬大洋要他的腦袋。

說來也巧，趙瑛有個親戚在警察局當差。那天正趕上警察局內部開會，說是要全城搜捕"赤匪要犯"。這位當差的親戚偷偷跑回家報信："嫂子快跑！他們要抓克農(nóng)哥！"趙瑛當時懷著身孕，她強忍著腹痛，趕緊出了門。

趙瑛踩著齊腳踝的泥水，深一腳淺一腳往江邊趕。她記得丈夫說過，江對岸的小王莊有同志接應。可這雨實在太大，平時能走人的田埂變成了"水泥路"，一腳踩下去能"撲哧"冒出半尺深的泥漿。她摔了好幾跤，膝蓋都滲出血來。

要說這趙瑛也是個機靈人。她知道警察局的人肯定要坐汽車追，就專挑小路走。等摸到江邊的時候，渾身上下早被雨水泡透了，活像剛從泥塘里撈出來的。

江邊的老船工見這冒雨趕來的孕婦，嚇得直擺手："姑娘這天氣過江，不要命啦？"趙瑛掏出身上所有的銀元："您行行好！"老船工嘆了口氣，撐起船就往對岸劃。

李克農(nóng)同志正在小王莊的草棚子里整理情報，突然聽到江邊傳來咳嗽聲。他探頭一看，只見趙瑛渾身滴水站在蘆葦蕩里。兩人對視一眼，李克農(nóng)趕緊把人接進屋里。

趙瑛將消息告訴李克農(nóng)后，李克農(nóng)連夜組織同志們轉移，把印刷廠的重要設備沉進蘇州河，文件全燒成了灰。第二天警察局的人殺到時，連根頭發(fā)絲都沒找著。

這段驚心動魄的逃亡經(jīng)歷，也讓趙瑛肚子里的孩子李倫，還未出生就為革命做出了貢獻。

上回講到四一二事件后，李克農(nóng)在趙瑛的幫助下逃過一劫，可隨著國民黨在安徽的清剿力度越來越大。1927年，李克農(nóng)接到組織的緊急通知：必須立刻轉移！

這一走，就是整整三年杳無音信。趙瑛守在蕪湖的家里，負責家里的老老小小十幾口人生計。婆婆年邁多病，小姑子還沒出閣，襁褓里的李倫正長身體。她白天去小學堂給孩子們上課，晚上在煤油燈下給人縫補衣裳。

李倫后來說，他小時候對父親的印象特別模糊。三歲那會兒，他只記得家里經(jīng)常換地方住。有時候是蕪湖鄉(xiāng)下的祠堂，有時候是江邊的小漁棚，還有一次搬到了郊區(qū)的破廟。他問媽媽："咱們?yōu)樯犊偘峒已剑?趙瑛就摸著他的頭笑："因為爸爸在外面做大事，壞人要找他，咱們得躲起來保護他。"小李倫似懂非懂，可他記住了不管搬到哪兒，都不能隨便跟陌生人說話，更不能說"爸爸是干什么的"。

雖然日子苦，但趙瑛從不讓孩子們受委屈。她每天去學堂上課，教孩子們認字算數(shù)，回來后還要給李倫和他的哥哥補課。有回李倫發(fā)燒，家里連買藥的錢都沒有，趙瑛就把陪嫁的銀鐲子當了，換了半副中藥。她守在孩子床邊熬藥，藥香混著煤爐的煙火氣，把小小的屋子熏得暖融融的。李倫喝了藥，迷迷糊糊地抓住她的手指，她就輕輕拍著他的背說："倫兒乖，等你好了，媽媽帶你去看大輪船。"

1930年，趙瑛正在學堂改作業(yè)，突然收到一個布包。打開一看，里面是封密信，還有塊李克農(nóng)常用的手帕。信里的內容很簡短，大概意思是讓趙瑛帶著孩子去上海團聚。趙瑛的手直抖，她把信看了三遍，確認不是敵人的圈套，才趕緊收拾東西。

搬家那天，李倫特別興奮。他以為媽媽說的"大輪船"就要實現(xiàn)了，蹦蹦跳跳地幫著搬小木箱。在路上李倫不停地問東問西，好奇得很。

到了上海法租界，趙瑛按照地址找到了一棟三層小洋樓。門沒鎖，她輕輕推開，就看見一個穿著灰布長衫的男人背對著他們，正站在窗邊看報紙。聽見動靜，男人轉過身來。李倫盯著那張臉看了半天，不敢動彈。李克農(nóng)快步走過來，一把抱起兒子，眼眶有點紅。趙瑛站在旁邊，鼻子一酸，眼淚掉下來，李克農(nóng)輕輕拍她的背，低聲安慰著。

打那以后，李克農(nóng)一家總算在上海安頓下來。可李倫很快就發(fā)現(xiàn)，爸爸的工作比他想象的還要忙。李克農(nóng)經(jīng)常在書房里待到深夜，桌上堆著一摞摞文件。

最讓李倫好奇的是，爸爸書桌上所有東西都擺得整整齊齊，連鎮(zhèn)紙的位置都固定得死死的。有回李倫好奇，偷偷挪了下爸爸的硯臺，結果第二天就被李克農(nóng)發(fā)現(xiàn)了。李克農(nóng)沒罵他，只是蹲下來嚴肅地說："倫兒，這個桌子跟爸爸的工作有關，要是東西亂了，可能會耽誤大事，甚至有人會受傷。"從那以后，李倫再也沒碰過爸爸的書桌。

為了安全起見，他們還是得經(jīng)常搬家。李倫后來回憶，他小時候搬了至少七八次家，有時候住公寓，有時候住弄堂，還有一次搬到了郊區(qū)的農(nóng)舍。每次搬家，李克農(nóng)都會仔細檢查門窗，連門鎖都要換新的。趙瑛則負責收拾行李，說走就走。

在李倫的記憶里，除了搬家，還有一段"特殊時刻"。李克農(nóng)難得休息半天，就帶著他和哥哥去外灘。那時候的外灘已經(jīng)很熱鬧了，江面上停著外國的大輪船，碼頭上人來人往。李倫第一次看到這么大的輪船，高興得直蹦跶。

可這團圓的日子沒過多久，生活再次被掀翻。在李倫的記憶里，有兩個人的身影特別清晰——一個是總掛著笑的錢壯飛叔叔，另一個是總沉默著摸他腦袋的陳賡叔叔。

錢壯飛叔叔每次來家里，手里總揣著點"稀罕物"。那時候上海的洋貨金貴得很，可錢叔叔總能變戲法似的掏出來：有時候是裹著花紙的水果糖，紅的是橘子味，綠的是蘋果味，李倫舔一口能高興半天；有時候是鐵盒裝的牛奶餅干，餅干脆得掉渣，牛奶香得能飄半條街。

陳賡叔叔不一樣，他總是笑而不語，但每次來都往李倫兜里塞東西。有回他從懷里掏出個布包。打開一看，是塊烤紅薯，還熱乎著呢。李倫捧著紅薯直咧嘴，陳賡叔叔就笑，露出白牙："小家伙，趁熱吃。"

可這種好日子，到他四歲那年春天，突然就沒了。有天夜里，李倫被爸媽的說話聲驚醒。接著，李倫還沒穿好衣服，就看見爸爸抓起外套沖出門，從那錢叔叔和陳賡叔叔也沒了影子。第二天早上，媽媽的眼睛腫得像桃子，她給李倫系好小褂子的扣子，輕聲說："倫兒，咱們要搬家了。"

他們先是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了間破屋子，可沒住半個月，房東就拍著門喊："欠租了！趕緊搬！"接下來三個月，他們不停的搬家。有時候住漏雨的閣樓，有時候睡菜市場的攤位后面，最慘的一次是在橋洞底下，夜里下雨，李倫和哥哥擠在破棉絮里，聽著雨水嘩嘩的響。

最難受的是吃飯。家里早沒了米缸，媽媽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場，在菜葉子堆里翻找別人不要的爛菜幫、蔫了的土豆。有回李倫跟著去，看見媽媽蹲在地上，用指甲摳著爛白菜的根，手指甲縫里全是黑泥。她把摳下來的菜葉裝進破布袋，背回來煮成一鍋湯。

后來李倫才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顧順章。那個曾經(jīng)和他們一起工作的人，突然背叛了革命，把好多同志的名字和住處都告訴了敵人。錢壯飛叔叔為了保護組織，連夜發(fā)電報通知同志轉移；陳賡叔叔也去了前線。

就在他們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候，轉機來了。有天傍晚，李倫和哥哥在菜市場撿菜，突然看見一個穿灰布長衫的男人。那男人盯著哥哥看了半天，突然喊："小同志！"哥哥嚇了一跳，剛要跑，男人趕緊說："別怕，我是組織上派來找你們的，宮喬巖同志讓我來的。"李倫聽不懂"組織""宮喬巖"是什么，可他看見媽媽的臉色一下子變了——先是慌張，接著是狂喜，最后變成了眼淚。

原來，宮喬巖是爸爸的老戰(zhàn)友。他找到李倫一家后，立刻向上級匯報。消息一層層傳上去，最后到了周恩來總理那里。總理聽說李克農(nóng)的妻兒流落上海，特意叮囑一定要找到他們。當總理把情況告訴李克農(nóng)時，這個在敵人槍口下都不皺眉頭的鐵漢，第一次掉了眼淚。他說："我一直以為...他們都沒了..."

1931年，李倫終于又見到了爸爸。李克農(nóng)穿著褪色的灰布衫，眼里全是血絲。他看見李倫和哥哥，一下子沖過來，先把哥哥抱起來轉了個圈，又蹲下來摟住李倫。

可團圓的日子只過了一天。第二天，爸爸就要走了。他說要去蘇區(qū)，那里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媽媽拉著他的手掉眼淚，哥哥抱著他的腿不松開，李倫站在旁邊，看著爸爸的背影越來越遠，突然想起錢壯飛叔叔說的"你這小腦袋瓜長得真俊"，想起陳賡叔叔給的烤紅薯，想起以前那些有糖吃、有爸爸抱的日子。而他和哥哥、媽媽，雖然被組織接回了安徽老家。

1937年，李克農(nóng)跟著葉劍英將軍的吉普車回安徽老家探親，車斗里塞著幾箱文件和干糧。經(jīng)過六小時顛簸，車子停在蕪湖郊外的老宅前。

開門的是李克農(nóng)的老父親，老人家看見兒子回來，他抖著手往屋里拽："快進來！"。李克農(nóng)一家高高興興地吃了一頓團圓飯。可就在李克農(nóng)準備走的時候，老父親把他偷偷拉到一旁問他，你當大官了，能不能給家里留點錢。李克農(nóng)聽了老父親的話，實在羞愧難當。自己在外奔波那么多年，從沒有為家里操過心，都靠妻子一個人支撐著這么多的家

李克農(nóng)趕緊翻翻口袋，公文包，可是翻遍全身上下，也沒找出來一個銀元。在這個尷尬的時候，葉劍英偷偷塞給李克農(nóng)一些錢。李克農(nóng)感激的看了眼葉劍英，便將錢交給父親。可身旁的妻子看到了這一幕，拿過錢又塞了回去，說了一句：“你們比我們需要用錢。”李克農(nóng)還想說什么，妻子握著他的手，搖了搖頭。

李克農(nóng)和葉劍英出門，都上了吉普車，車揚起漫天塵土，還能看到李倫追著車跑了一段，哭著揮舞著胳膊。

好在1938年春節(jié)剛過，組織上派了車來把他們接到了武漢八路辦事處，一家人能再次相聚。

1941年皖南事變后，李克農(nóng)一家終于到了延安。頭天晚上，李倫蹲在窯洞門口數(shù)星星，忽然聽見院里傳來爽朗的笑聲。抬頭一看，毛主席正往這邊走過來。

"小鬼，叫嘛名字？"毛主席笑著問他。李倫紅著臉報上姓名，主席拍著他肩膀笑著對李克農(nóng)夸贊他。

在延安的日子，李倫被分配到中央機關小學。每天放學后，他都蹲在棗園門口看戰(zhàn)士訓練。有次看見炊事班殺豬，他追著要豬骨頭，炊事員老張故意逗他："想要？給毛主席朗誦首詩就給你！"李倫真的背起了《沁園春·雪》，驚動了路過的任弼時。后來他才知道，那天毛主席專門囑咐炊事班多給了他半碗肉。

1944年，李倫找到組織："我要參軍！"負責登記的同志瞅著他瘦小的身子直搖頭："你這身高連槍栓都拉不動。"李倫急得直跳腳："我哥李治十四歲就當偵察兵了！"最后還是賀龍出面，把他安排到晉綏軍區(qū)當通訊員。解放戰(zhàn)爭打響后，李倫跟著陳毅粟裕轉戰(zhàn)山東。

李倫那時對各種火炮很感興趣。1947年，解放戰(zhàn)爭正打得火熱。李倫跟著部隊在山東境內和敵人周旋，有天接到情報說前方有個敵軍炮兵陣地，裝備著幾門嶄新的美式榴彈炮。這在當時可是稀罕玩意兒。畢竟咱們八路軍、新四軍的炮兵本來就少，更別說這種能打遠程的重火力了。李倫一聽這消息，眼睛立刻亮得像星星，主動找到連長請戰(zhàn)：“讓我去摸摸情況！”

那場戰(zhàn)斗打得兇險。敵軍陣地修在山坡上，周圍布著鐵絲網(wǎng)，還有暗堡里的機槍盯著。李倫帶著幾個機靈的戰(zhàn)士，摸著夜色往敵陣匍匐前進。子彈在頭頂嗖嗖飛，有顆流彈擦著他胳膊劃過，血珠子滲出來染紅了衣袖，他卻跟沒知覺似的，爬到離炮位還有二十米的時候，突然躍起來扔出手榴彈。“轟”的一聲炸響，暗堡里的機槍啞了，戰(zhàn)士們趁機沖上去。李倫抄起顆手雷，照著炮兵指揮官的帳篷就砸過去。這一仗，他們不僅端掉了敵軍炮兵班，還完整繳獲了四門105毫米榴彈炮！

等后續(xù)部隊趕到時，眼前的場景讓所有人都看傻了：四門大炮擦得锃亮，炮口還冒著硝煙，李倫站在炮管旁，軍裝上沾著血和土，臉上卻掛著笑，正用袖子仔細擦著炮栓上的灰。

消息很快傳到了粟裕那里。這位華野名將正在地圖前琢磨下一步打法，聽說繳獲了榴彈炮，眼睛都瞪圓了，連聲問：“是誰帶的隊？哪個部隊的？”當聽說帶頭的是李克農(nóng)將軍的兒子時，他拍著大腿大笑：“好小子！不愧是李克農(nóng)的兒，虎父無犬子！”他當即下令，把李倫調到自己身邊，專門負責組建炮兵縱隊。

從那以后，李倫就跟上了“炮兵專家”的路子。他帶著剛組建的榴彈炮團，跟著陳毅老總從濟南一路打到上海。

濟南戰(zhàn)役時，他用炮火壓制敵軍城墻火力點，為突擊隊打開缺口；淮海戰(zhàn)役里，他指揮炮群覆蓋黃維兵團陣地，把敵人的碉堡群炸成了廢墟；到了渡江戰(zhàn)役，當時英國“紫石英”號軍艦無視警告，在長江江面橫沖直撞，李倫的炮兵陣地早早就鎖定了目標。“開炮！”隨著他一聲令下，數(shù)發(fā)炮彈呼嘯著劃破江面，精準命中英艦。那家伙被打得冒起黑煙，拖著傷痕累累的艦體往下游逃竄。這一仗不僅打出了解放軍的軍威，也讓李倫的指揮能力在軍中出了名。

連年征戰(zhàn)，李倫跟著部隊從山東打到江蘇，從安徽殺到浙江，直到舟山群島全部解放，他才終于能喘口氣。這時候再看他自己，軍裝換了七八套，肩章上的星徽越來越多，可眼角的皺紋也深了，手掌上的老繭厚得能硌疼人。

要說最揪心的，還是李克農(nóng)將軍。1950年，那時候通信條件差，前線戰(zhàn)報常常延誤，李克農(nóng)又是擔心又是掛念，已經(jīng)很久沒有兒子的消息了。他每天都要問秘書：“有沒有李倫的消息？”秘書總是搖頭。時間一長，李克農(nóng)越想越怕。

終于在粟裕來北京開會時，一把拉住他的袖子，聲音都帶了顫：“你和我說實話，我兒是不是……出事了？”

粟裕愣了一下，隨即反應過來，趕緊把前因后果說了個明白。李克農(nóng)這才松了口氣，可還是埋怨，打了勝仗也不知道給家里報個信！害得家里天天提心吊膽。粟裕哭笑不得，命令李倫趕緊給家里寫信報平安。

抗美援朝戰(zhàn)爭爆發(fā)時，李倫雖然沒直接上戰(zhàn)場，卻被調去負責前線后勤交通系統(tǒng)。他帶著隊伍修公路、架橋梁、守糧庫，用另一種方式支援著志愿軍。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到了1955年。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李克農(nóng)將軍被授予上將軍銜。誰承想，到了1988年，軍隊再次實行軍銜制，李倫也被授予中將軍銜。這時候，父子倆一個上將、一個中將，成了軍中一段佳話，讓人感嘆一句“這真是虎父無犬子，一門雙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