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B站有關“泰國陰牌”的視頻播放量達到三百多萬；某著名集團官網公開高薪招聘玄學博主；關于占卜、八字星盤等“測測”“準了”軟件的開發和銷售，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興產業”……在今天，上億的流量和上萬的評論，都在討論蠱事。這一點令《巫蠱》作者、人類學家鄧啟耀大吃一驚。他看到，巫的歷史，巫的信仰，代表著人類經歷的心理歷程，當下生活中，也有被現代名詞和現代時髦包裝的蠱事，故而“人類的童年與今天之間的距離，并不像歷史所表現的那樣遙遠漫長”。

鄧啟耀
北京貝貝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4 蠱事為人事的異化反映

上個世紀，鄧啟耀曾經在西南多地進行田野考察，在滇西北的瀘沽湖時，他發現這里有許多捆縛在樹上的破舊衣縷，代表某些人沾有病邪的魂魄。有人警告他們千萬不能碰。同時也不能碰岔路口或者別的地方的任何東西，因為那可能是養蠱者想要送走的“蠱”，要是貪小便宜拿了，自己也可能變成有蠱的人。

據說，中了蛇蠱和鼠蠱，腰部痛脹且會移位；中了蜂蠱的肺會變成蜂窩狀；中了蛾子蠱的人心口和腹部都會痛，一吃就吐……假以時日，這些蠱還會在體內成形，吞噬五臟六腑。人們還會繪聲繪色地講述，“有蠱”家庭會把毒物藏在火塘附近、藏在屋梁上或酒壇里。而傳說中“有蠱”的人家常常是當地人避之不及的，這種人家的人，長得再好，再有錢，也無人敢與之交往。

鄧啟耀進行田野考察時，曾經到一戶人家吃飯，那戶人家表現得特別高興，非但堅持不收誤工補貼，反而給工作人員塞了一只大母雞，讓他們帶回去煮了吃。鄧啟耀等人后來才知道，她們被說成是養蠱的人家，一般沒有人跟他們接觸。因為一旦被指認為蠱女，就像是染上了惡性傳染病一樣，被人人唾棄，被孤獨無助地隔離起來，到處面臨敵意。如果她們在別人吃飯時出現，人們就會忽然變臉，停止咀嚼，有的會趕緊把食物吐掉。因為人們相信，當著有蠱的人的面吃東西，吃進去的東西就會變成蠱藥。

為了弄清楚蠱是什么，鄧啟耀曾經走訪醫治當地人的醫生，發現那些自稱中蠱的人，實際上多數是胃病、胃癌、心源性和腎源性水腫、腸道寄生蟲等。為了研究巫蠱，鄧啟耀曾經專門嘗試過到傳說中放蠱的人家吃東西，甚至試巫藥，都發現沒有任何功效。他認為，巫蠱會對處在特定文化情境里的人產生影響，如果沒有身處這一文化情境中，就很難受到蠱惑。

如果說，“巫蠱”是一種無稽之談，蠱并不是真的存在，那么為什么人們會相信有蠱？鄧啟耀發現，“蠱事確為人事的異化反映”，很多被指認為“有蠱”的人家，往往是因為本身曾經和當地人有過某種矛盾。而習慣上一般把蠱者看做是被主流文化驅逐的亞文化群體，或者是社會邊緣群體中處于底層的弱勢群體。比如民間多有這種刻板印象：某族最會放蠱、到某族中要特別小心等，甚至有“緬婆”、“苗女”等詞都和放蠱聯系在了一起。鄧啟耀提出，危險的污名，來源于對他者的刻板化印象和對未知危險的恐懼。

“有句話是出頭的椽子先爛，比我好的人，跟我不同、有異常行為的人都容易被歧視被打擊。”鄧啟耀告訴界面文化，漂亮的女孩很容易被說成是蠱女，因為漂亮女孩只有一個，她也只能選擇一個人，其他沒有得手的人就會放出一些謠言，甚至說，這女孩不是好東西，幸好我沒得手，以此來緩解自己的失敗。“這是人卑劣的心態，卻以一種道貌岸然的形式出現，把他人指為壞人或禍水，正如歷史上政治出了問題，就指責是美女禍害了國家。”

當把別人稱為放蠱者的時候，暴力本身就成為了正義

在《巫蠱：中國文化的歷史暗流》一書的新書首發會上，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飚談到，巫蠱這個詞并非中性，它是指責者用的一個詞。只有指責者說“你在養蠱”，而沒有一個人自稱“我在養蠱”。故而，不能夠把巫蠱簡單理解為一種迷信。以乾隆年間的“叫魂”為例，民間說有人在叫魂，皇帝則認為，背后肯定有人做鬼，他們的歸因方式都是找出壞人。“如果沒有壞人，一切就都正常，所以一定要找出這個壞人。在尋找誰是壞人的過程中，出現了暴民和殺戮。”

在“找壞人”的心理下，出現的不僅僅是巫蠱。鄧啟耀告訴界面文化，“可以把用一切黑的、陰的手段害人的，稱為泛指的黑巫術。”例如，在科技經濟發達的廣東沿海地區，驚蟄時會有打小人的民俗。把“小人”的名字寫在剪紙上，拿鞋底打，這就是一種公開的黑巫術。

左：項飚 右：鄧啟耀 受訪者供圖

雖然心理學家李維榕曾經指出，她覺得打小人是很好的活動，與其藏于心底，弄得郁郁不歡，“不如打小人，化恨意為樂趣”，但是身為人類學者，鄧啟耀卻對此有特別的警惕。他認為，此類事件不單是簡單的個人發泄，“一旦從個體的精神病變成群體性精神病變，是非常危險的，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暴力行為，把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加到別人頭上，可以合理合法的對別人加以迫害。”舉例來說，在平常年代，個體的精神病變可以通過治療進行安撫，但是一旦被某種思想忽悠，例如受到某種極端的民族主義、宗教信仰等的影響，很容易把所有和自己不同的文化視為必須消滅的文化，把所有不認同自己的人都看成是敵人。

鄧啟耀發現，雖然他的書在上個世紀就已經出版（1999年本書曾以《中國巫蠱考察》為名出版），但是關于巫蠱的研究一直結束不了，因為新的蠱事總在源源不斷發生。他曾看到有出版社出過一套教人怎么放蠱的書，比如失戀了該怎么讓對方再喜歡自己，怨恨某人怎么念咒等。幾年前流行的巫毒娃娃小玩具，幾十塊錢一個，暢銷全國，不僅情敵、上司、同事成為詛咒的對象，“一些小學生都買，說老師作業布置得太多了，把老師的名字寫上去，用針戳”。

近期，鄧啟耀又在小紅書上翻閱到了大量關于放蠱的討論。有留學生說自己的宿舍門口被人扔了一個小玩偶，看起來是泰國的木偶，下面有上萬跟貼。他對跟帖進行了綜合整理，發現有幾類主要的內容。一類是教博主怎么用黑巫術的方式去反制別人；一類認為一腳踢開就可以，不用反擊；還有一類認為，人到了異國他鄉，就可能遭到迫害。

項飚也談到了巫蠱的衍生，他說，給人的名字上打叉等做法看起來跟傳統的巫蠱不一樣，但是在心理結構上反映出來的權力關系卻有相似之處。他說，這種特別的歸因會導致“強烈的暴力”，攜帶著一種“深刻的冷酷”。因為當把別人稱為放蠱者的時候，暴力本身就成為了正義。

正是因為巫蠱的這種特質，巫術也常常會和權術融為一體。“一旦和權力、利益掛鉤，或者僅僅出于羨慕嫉妒恨，潛流都可能噴涌而出，成為淹沒他人的禍水，甚至成為影響歷史的洪流。”例如，漢武帝時，巫蠱案成為了朝政變化的重要推手，上個世紀50年代政治運動時，人們也會指責持有異見者擁有黑巫術。鄧啟耀還舉例說明，德國法西斯認為雅利安是最優秀的種族，猶太人和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這樣的概念讓冷靜理智的德國人進行了人口“清理”和種族滅絕。可是他們被審判的時候，都認為自己沒有責任。故而鄧啟耀感嘆：“是政治如巫，還是巫術如政，又有誰說得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