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

美國著名漢學家，曾任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講座教授，還曾擔任過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曾獲得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是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院士。

1768年4月8日傍晚，在與杭州隔河相望的浙江省蕭山縣四名男子聚會于一家鄉村茶館。深色的袍服和光頭表明了他們的和尚身份。他們都來自杭州地區的寺廟，在附近各個村莊里化緣。后來的供詞可以為他們每人勾勒出一幅簡圖。

巨成（這是他剃度為和尚時所取的法名），四十八歲，俗姓為洪，本為蕭山人氏。他在父母與妻子亡故后，于四十一歲時進了杭州的崇善廟，接受了剃度。在廟里，他和另一位比他年輕的和尚正一拜在同一位師父門下。按照出家人的規矩，他們便互稱為師兄弟。然而，巨成在寺里的地位還未達到可被授予僧職的地步。因為寺里無法供給衣食，巨成便回到本鄉蕭山化緣。

正一，二十二歲，杭州府仁和人氏，俗姓王，是巨成的師弟。因為他幼年多病，十九歲時被母親送到城門外的關帝廟接受剃度。后來，他與巨成同在杭州修行，但亦未被授予僧職他便與師兄一起到河對岸的蕭山以化緣為生。

凈心，六十二歲，來自江蘇省大運河邊的無錫，俗姓孔。五十歲時，他的雙親、妻子及孩子均已亡故，便來到杭州，在一個小佛寺接受了剃度，并在那里居住。后來，他在朝慶寺得到了一個僧職。當他云游四處在各個寺廟修行時，遇到了一位名叫超凡的和尚。他邀超凡與他同行，當他的侍僧。

超凡，四十三歲，來自位于安徽省貧瘠山區的太平縣，俗姓黃，是凈心的侍僧。十八歲時，他便在家鄉當地的一座寺廟接受了剃度，后來又在祖光寺（所在地不詳，可能是在杭州）得到了一個僧職。從1756年起，他開始跟隨凈心。

杭州，這個偉大的文化與宗教中心，吸引了這四個人。他們中的兩個決定拋棄世俗生活，是因為當他們進入當時人所認為的老年時，由于家人亡故而變得孤苦伶仃。而在年輕時便接受了剃度的其他兩位，其中一人是因為生病（對家人來說，這是經濟上的一種負擔），另一人則是由于不得而知的原因。他們中有兩人持有為政府所批準的身份證明（度牒），另兩人則沒有。現在，四個人都從事著對和尚來說最為普通的一項職事外的活動：化緣。他們這樣做，不僅是因為可以從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這表明他們已拋棄了一切俗念），也因為他們所屬的寺廟無法負擔他們的生活。

杭州地區乞僧的活動范圍到底有多大，尚難確證，但蕭山與杭州城畢竟只是河之隔。在茶館里，四人決定第二天還在那里碰頭后出發。巨成與年邁的凈心將在各村化緣，兩個年輕和尚則將把各人的行李帶到蕭山西門外的老關帝廟去。

在村里的一條街上，巨成和凈心遇到了兩個男孩。一個十一歲，一個十二歲，正在一所住宅前玩耍。一個男孩看到巨成所攜的古銅化緣缽上刻著名字，便大聲地將它讀了出來。巨成吃了一驚，微笑著對孩子說：“噢，小官人，原來你識字！你再學幾年，定然可以謀個一官半職。”他接著又問道：“你叫什么名字？等你當官以后，可不要忘了我。”巨成想的是通過取悅于孩子，他們的父母會從屋里出來施舍他。可是，男孩卻無動于衷。看看周圍沒有大人，兩個和尚只得跚跚上路。

他們在路上走了片刻，一對怒氣沖沖的夫婦從后面追了上來。“你們為什么打聽我們孩子的名字？”他們責問道，“你們一定是來叫魂的！”這對夫婦想的是，一旦讓某個術士得知了某人的名字，誰知道他會拿它來干什么？

巨成竭力解釋說，他們只是來化緣的：“因你家阿官認得字，所以說了幾句話，如何是叫魂的呢？” 焦慮不安的村民們很快便圍了上來。他們中有些人早就聽說，這些天從外地來了一批叫魂的術士，四處游蕩，在孩子們身上施展法術，使他們或者生病或者死去。

“這兩個和尚肯定不是好人！”人們怒不可遏，將兩人捆綁起來，上上下下地搜了一通。盡管什么也沒有發現，人們還是開始毆打他們。騷亂的人群越聚越大，有人叫道“燒死他們”！還有人吼道“在河里淹死他們”！ 人群中有一位當地的保正設法使狂怒的人們慢慢安靜了下來。但是，因為這件事情實在太嚴重了，他不敢擅自處理，便將他們帶到官辦的驛站（這是離這里最近的官方機構）去讓驛官審理。在那里，兩個和尚又被搜了身，還是沒有發現什么叫魂的證據。（這究竟該是些什么樣的證據呢？妖書？或是作法的器具？）

為保險起見，那個識字的孩子被帶到驛站，經仔細檢查，他身體健康，并無異兆。然而，孩子的父母卻堅信，唯有白紙黑字才有真正的效力，他們因而要求驛官出具一份正式文書，擔保孩子無事。驛官不愿承擔這個責任，便給縣府送了一份文書。不久，知縣的差人便將巨成和凈心帶往蕭山令人生畏的縣衙門。在那里，兩個和尚發現他們的另兩個伙伴也已被拘捕，并受到了刑訊拷同。

是那些揮之不去的有關“叫魂”的謠傳使厄運也降臨到了正一和超凡的頭上。在周圍各縣，民眾的恐懼心理正與日俱增。在蕭山縣，一個名叫蔡瑞的捕役得到了上司的指令，對那些來自外縣、有“剪人發辮”之嫌的游方僧人應予拘捕。因為，一個掌握了正確“技藝”的術士，可以對著從某人辮子末端剪下的頭發念讀咒語，而將那人的魂從身上分離出來。 盡管與和尚一案有關的人們并沒有提及這一點，但此案的背后卻隱含著頭發的政治意義問題。

統治中國的滿人的發式是在剃光的前額后面留著辮子。根據統一的法令，即便需要忍受極大的心靈痛苦，漢族男子也一概要留這樣的發式，以作為效忠于當今皇朝的象征。

那天，蔡捕役正在西門外巡邏，聽人說起有兩個從“遠方來、帶有異鄉口音的和尚住在老關帝廟。根據他后來對知縣的報告，他隨后便走進廟里，對超凡和正一進行盤問。因為他們的回答未能使他滿意，他便搜查了他們的行李。在超凡的包裹里，他翻出了一些衣物，一只討飯用的銅碗，幾件僧袍，以及兩張度牒他用了石塊才砸開了正一的行李箱，在里面發現了三把剪刀，一頂豬皮的防雨披肩，一把錐子，還有一根用來扎辮子的帶子。人們情緒激忿，開始圍攏過來。

“和尚身上帶這些東西干嘛？”這兩個人肯定不是好東西。人群中有人叫道“揍他們”！“燒死他們”！據蔡捕役后來的報告，他當時壯著膽子告訴大家不能這么做。因為超凡是一個持有度牒的正式和尚，蔡捕役認為沒有理由拘捕他。但是，正一的情況不同，他不僅沒有度牒（這表明他的身份不過是一個隨便什么人都很容易取得的見習和尚），況且，他還帶著巨成的行李箱，里面又有那些可疑的物品。蔡捕役將正一戴上鎖鏈，送往縣衙門。超凡找到了衙門告狀，竟也被抓了起來，同另幾位和尚一起被帶到了知縣面前。

在大堂上，巨成他們戴著手銬腳鐐，跪在知縣面前。知縣坐在一張高高的公案后面，兩旁坐著他的師爺們。審訊開始了：“從實招來，你到底剪了多少發辮？” 巨成已是飽受驚嚇，他爭辯道，自己并沒有剪人發辮。

知縣隨后向巨成出示了蔡捕役帶來的證據：四把剪刀，一根扎辮子的繩子，兩小段辮子。“這些東西是不是你剪人發辮的證據？難道它們不是嗎？”

巨成答稱，那四把剪刀中有三把是他已死去的當皮匠的兒子的。他全然不知道第四把剪刀是從哪里來的。那根扎頭發的繩子是他在剃頂削發前用過的。當了和尚后，扎發繩沒有用了，他把它和其他用品放在一起。至于那兩段辮子，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巨成是一個已被預先設定有罪的疑犯，他的招供當然不會令人滿意。于是，法庭上慣常使用的刑訊便開始了。衙役們將巨成拖過去上夾棍。我們不知道，這里用的是否是那種可調節的踝骨夾棍，亦即一種慢慢地將骨頭壓碎的裝置；或是一種同樣可怕，會在脛骨上造成多處裂縫的刑具。

一位十九世紀的觀察者曾將踝骨夾棍稱之為“一種雙料的木制夾具”，有著三條直棍子，其中靠外面的兩條是當作杠桿來用的： 主刑者漸漸地將一根楔子插入兩者之間，交替地變換方位。通過對棍子上部不斷擴張施壓，使得棍子下部不斷向中間那根固定在厚木凳上的筆直棍子靠去，于是，受刑者的踝骨便極痛苦地受到壓迫，甚至被完全壓碎。如果不幸的受害者堅信自己是無辜的，或者頑固地不肯認罪，因而使這一可怕的過程得以完成的話，到頭來，他的骨頭就會變成一攤稀漿。

最后，大概實在是熬痛不過，巨成招供道，所有對他指控之事均屬真實。然而，知縣并未因此而感到滿足，因為這痛苦不堪的和尚所講的故事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夾棍又兩次被收緊，但并未帶來更令人滿意的結果。凈心也受到了同樣的刑罰。

三天過去了，知縣從四個和尚那里都得到了某種相當于認罪的東西。已經身受重傷的囚犯們，大概是被裝在通常用來運送犯人的帶輪囚車里，送到了東面六十多里處的紹興知府衙門，亦即再上一級的官府，受到進一步的審問。

這一次，鑒于巨成的骨頭已斷，便未再對他使用夾棍，而代之以用木條對他掌嘴十次。正一又一次被夾棍伺候。凈心和超凡此時已被視為不那么有價值的犯人，因而未被進一步用刑。 到這個時候，供詞已變得空前混亂，犯人們也就被送到了再上一級的官府。這一次，他們到達了刑訊的最后一站——杭州的巡撫衙門。就在那里，事情有了驚人的發展。 自從在蕭山縣衙門的第一次過堂后，正一和超凡便固執地堅持一種說法：他們是因為拒絕給蔡捕役塞錢，才被他栽贓而受到逮捕的。

這在當地社會本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但是誰又會聽信這些衣衫襤褸的和尚們的說詞呢？難道公眾因妖術而引發的歇斯底里是完全無根無據的？再說，巨成包里的那些證物中，到底又有什么是蔡捕役栽的贓呢？無論是在縣衙還是在府衙，人們都不相信和尚們的說法。現在，省按察使曾日理又循著同樣的路子發問。

曾按察使：巨成，你們既是化緣的，就該專化齋糧，如何又問人家孩子姓名？這明明是你們叫魂的憑據。你到了這里，初供并不肯說出問過孩子姓名的話，明是你懼怕追究你叫魂的事，故此隱瞞。

巨成：……當日在縣里，因為說了問過名字的話，縣官再三追究叫魂的事，并指使人把我夾過三夾棍，如今腿子還沒有好，實在害怕。所以到這里，大人們審問，不敢說出問過孩子名字的話。

曾按察使：……你們做這樣事，若無實在憑據，何至眾人要把你們燒死淹死，動了眾怒？

巨成：……當日見我們被男女二人拉住，就都疑我們是實在叫魂的人，所以嚷說要燒要淹，其實不過是空話。后來保正把我們送到驛里，眾人也就散了……

比起縣里的官員來，省里衙門的官員們顯然不那么傾向于依賴衙役之類的走卒，對于前者來說，他們要靠著蔡捕役之流來從事每天的公務。當這幾個犯人蜷縮在省里的判官面前時正一又重述了自己受到敲詐的故事。

他堅稱，蔡瑞那天在廟里告訴他們幾人，他是奉命前來抓捕“游方僧”的，但只要他們給他“幾個規矩錢”，他就會放他們走路。正一當時回答他說：“我們是討飯的和尚，哪里會有錢給你？”

在正一的故事中，有某種東西讓曾日理覺得聽來有理。像蔡捕役這樣的人其實并非職業警捕，而是通常被人稱為“衙役”的地方上的跑腿。他們要干很多既令人生厭又低人一等的地方上的雜務，例如，拷打疑犯，送遞傳票，催討稅款，以及在官府衙門內外打雜。像蔡捕役這種從事警捕工作的人，在別人看來地位不高，也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他們薪俸微薄，不得不通過向同自己打交道的百姓討取“規矩錢”來過活。有些衙役甚至不在官府名冊上，因為他們太窮，所以不得不作為編外人員而依附于人。他們根本沒有薪俸，而只能在眾人頭上討食。人們一般都說，衙役屬于下等人，必須常常對他們進行檢查。可是，由于衙役提供的服務是官員們須臾難離的，很少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

此刻，蔡捕役被帶上堂來，并被喝令跪下。雖然曾按察使對他的說詞一再查究，蔡仍然堅持自己的說法。整整一天，他就一直跪在那里。最后，蔡捕役已是精疲力竭，并終于意識到，自己的戲已經玩完了。他于是招供道，自己確實曾向和尚們要過錢，當他們拒絕給他錢時，他便一邊搜查他們的包裹一邊威脅他們：“你們既是正經僧人，如何有這東西？你們得給我幾千錢，才放你去。不然送到縣里，就算是剪辮子的人。”

當蔡捕役在和尚的行李里找到了剪刀和繩子等說不清楚的東西時，事情變得嚴重起來。隨著蔡的吼聲越來越響，人們紛紛圍攏了上來。眾人歇斯底里般的反應使蔡捕役意識到，麻煩已經超出了自己能夠控制的范圍。他于是速捕了正一，并說服眾人散開，讓他把正一拉了出去。然而，他并未將正一直接帶往衙門，而是把他，連同他那裝有犯罪疑物的包裹，帶到了座落于城墻下一條死胡同里的自己家中。超凡已被激怒，一直跟著蔡捕役，想討回自己的行李箱。蔡捕役說：“你得找了那兩個和尚來，才會給你。”

超凡萬般無奈，只好上衙門告狀去了。 蔡捕役繼續招供道，當他帶著戴上鐐銬的正一回到家里時，便對他說：“現在沒有人了，你就隨便吐出幾吊錢來吧，我就放你走。”可是，已經怒不可遏的正一卻堅持說，他要正式去官府告狀。蔡捕役開始毆打正一，但也沒有什么用。他意識到，除非能證明和尚們真的剪了別人的發辮，否則他自己的麻煩就大了。

不巧的是，巨成的箱子里只有一縷頭發，而且，那頭發還是直的，根本不像是從辮梢上剪下來的。于是，蔡捕役便在自己家里找到一撮舊頭發，走到弄堂里正一看不見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將頭發編成辮子。

為了使證據更充實一些，他又從自己的帽檐上剪下了一些纖維，把它們編起來，看上去就像兩條小辮子似的。他又將這些匆匆偽造出來的證物，連同他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到了和尚的行李里（這樣，包里就有四把剪刀了）。然后，他便押著自己的犯人前往衙門。 在衙門里，正一盡管遭到了刑訊，卻仍然不改他受到敲詐的說法。

知縣自作聰明地指出，正一和蔡捕役原本互不相識兩人之間并無芥蒂，所以，在蔡捕役身上找不到誣陷正一的動機。正因為如此，這個案子雖然經過了府衙的復審，亦未受到懷疑。 現在，鑒于蔡捕役已招出此事是他作弊，曾按察使便將這個案子退回了蕭山縣衙門。蔡捕役被打了一頓，又被戴枷示眾，但最后還是被開釋了—或許就此他便成了一個更為謹慎的公共秩序衛護者亦未可知。和尚們也獲得開釋，每人還分得了三千二百錢，以使他們在被打斷的骨頭未愈合前得以過活。

公眾的歇斯底里與卑劣的腐敗現象結合在一起，幾乎釀成了司法上的一樁大錯。公堂上的用刑雖能逼人招供，卻往往會因為受到指控的被告在上一級官府翻供而使供詞難以作數。當某件案子達到省一級時，官員們因為遠離骯臟的縣府大堂上的種種壓力與誘惑，對于被告的偏見也就小得多。誰說這是一件涉及妖術的案件？更有可能的是，這是由容易輕信的民眾，受到貪婪的地方捕役中的惡棍以及無能的縣府官員們的挑動，而造成的又一樁早已司空見慣的丑事。現在，省里的官員們很樂意于銷掉這個案子。

然而，公眾恐懼的浪潮比之曾按察使及其同僚們所意識到的來得更為洶涌。就在巨成及其朋友被捕的當天，在蕭山的另一地點，人們打死了一名走街穿巷的白鐵匠，只因為他們相信在他身上發現的兩張護符是用于叫魂的咒文。官員們后來發現，這只不過是兩張用來向土地爺贖罪的普通符文，這位不幸的白鐵匠則是在自己的祖墳砍樹時才帶上它們的。此前一周，在與德清交界的安溪縣（這也是叫魂恐懼蔓延的中心地區），村民們懷疑一個帶有生僻口音，來歷不明的陌生人是來叫魂的，便用繩子把他綁在樹上，毆打至死。

不到兩個星期，浙江省叫魂的種種謠言便流傳到了江蘇。人們相信，以剪人發辮為手段的叫魂事件均是來自浙江的游方乞僧所為，而他們進入鄰省就是來從事這種可惡勾當的，各地官府已處于戒備狀態。過不多久，人們便發現了同樣的懷疑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