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干半島，自古以來便東西方交鋒前沿，而波黑所處的地緣位置，更使其成為“信仰熔爐”中最復雜的存在。

這片土地上的塞爾維亞族、克羅地亞族與波斯尼亞穆斯林，本是同根同源的南斯拉夫人，卻因宗教分野走向千年對立。

15世紀奧斯曼帝國的東征，將伊斯蘭教帶入巴爾干，部分南斯拉夫人改信伊斯蘭，形成日后的波斯尼亞穆斯林群體。而東部的塞爾維亞人堅守東正教，西部的克羅地亞人則是羅馬天主教徒。

三種信仰如同三道鴻溝，穆斯林與基督徒視彼此為異教徒，東正教與天主教亦因教義分歧長期對立。

在今天的巴爾干半島，有一個特殊的國家——波黑，該國就是塞族、克族、穆族組成的聯邦。這個三族聯邦，居然“一國三公”，國家有三個總統輪流執政，連貨幣都有兩種。

該國的歷史，就是巴爾干半島的文明沖突縮影——近百年來，這里雖誕生了南斯拉夫王國和“南聯邦”，但因為宗教，最后都分崩離析，民族沖突釀成血戰和屠殺，最終搓出一個松散的聯邦。

那么，波黑歷史有什么獨特之處？“一國三公”是怎么形成的？波黑的現狀又如何呢？

【一】

鐵托的善策，補不上宗教窟窿

自古以來，信仰的隔閡，往往會帶來宗教戰爭。

在中世紀后，巴爾干就遭遇了持續的宗教武裝沖突——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穆斯林參與對基督徒的征討。

例如1693年的“奧土戰爭”期間，在奧地利支持下，塞族武裝曾在波斯尼亞山區對穆斯林進行大規模劫掠。

而1878年奧匈帝國占領波黑后，又扶持克羅地亞族壓制塞族，進一步激化了三方矛盾。

直到二戰后，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聯邦”，曾試圖以社會主義彌合裂痕，建立共和聯邦。他通過壓制塞爾維亞族、扶持少數民族的方式維持平衡。

當時，鐵托將波斯尼亞穆斯林定義為“獨立民族”，削弱塞族在波黑的傳統優勢，并通過“民族配額制”在政府、軍隊中給穆斯林、克族分配職位。

例如1974年南斯拉夫憲法規定：波黑政府中穆族、克族、塞族代表需按3:2:3比例任命。

這種強行平衡的策略雖暫時穩定了局勢，卻未能根除宗教與民族間的深層矛盾。

1980年鐵托逝世后，聯邦失去強力整合者，各民族對“南斯拉夫”的認同迅速瓦解，經濟危機與權力真空讓族群對立浮出水面。

1989年，塞爾維亞總統米洛舍維奇發表“科索沃演講”，公開宣揚大塞爾維亞主義，成為點燃波黑矛盾的導火索。

波黑的族群矛盾，在1992年爆發為全面內戰，其殘酷程度震驚歐洲。

當時波黑420萬人口中，穆族占50%、塞族占30%、克族占20%，三族對國家前途的分歧不可調和。穆族與克族主張脫離南聯盟獨立，塞族則堅決反對，欲與塞爾維亞合并。

這種分歧背后，包含著二戰歷史的宿怨。

1941年，克羅地亞極端組織“烏斯塔沙”建立傀儡政權，聯合波斯尼亞穆斯林對塞族實施種族滅絕，僅在雅塞諾瓦茨集中營，就屠殺了約7萬塞族平民。
作為報復，塞族武裝“切特尼克”在1943年襲擊了波斯尼亞的穆斯林村莊，造成數萬人死亡。

這些創傷在1980年代被民族主義政客重新挖掘，成為煽動仇恨的工具。

【二】

歷經內戰煉獄，誕生一國三公

1992年2月，波黑舉行獨立公投，99.43%的選民支持獨立，但塞族議員集體抵制投票。隨后塞族宣布成立共和國，控制波黑60%的領土，對穆族聚集區發動了攻擊。

戰爭初期，塞族武裝憑借重武器優勢圍困薩拉熱窩長達1425天，創造了現代戰爭中最長的圍城記錄。

據聯合國統計，1992至1995年間，波黑戰爭致約20萬人死亡，20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80%為平民。

直到1995年，北約介入內戰，空襲塞族陣地配合穆克聯軍反攻，最終迫使三方簽署《代頓和平協議》，才結束了這場殘酷的波黑戰爭。

協議的詭異之處在于：它將波黑劃分為“穆克聯邦”（占領土51%）、“塞族共和國”（占49%）與“布爾奇科特區”。

其中，塞族共和國擁有獨立的議會、政府與軍隊，甚至發行印有本族領袖的貨幣。布爾奇科特區則作為戰略走廊，由三族共同管轄，禁止任何一方獨占。

更奇特的是波黑政治架構：波黑主席團由三族各推一名總統組成，任期4年，每人輪流執政8個月，形成“一國三公”的罕見體制。

這種設計源于美國特使霍爾布魯克的“妥協智慧”——他認為唯有將權力按民族均分，才能阻止戰爭重演，但這也意味著波黑從建國起，就成為一個“沒有中央政府的國家”。

發展至今，波黑呈現出“表面統一、實質分裂”的怪象。

塞族共和國與穆克聯邦之間，不僅存在物理邊界的檢查站，更有深層的制度隔離。

在塞族共和國，官方語言為塞爾維亞語，使用西里爾字母；而穆克聯邦則以波斯尼亞語（拉丁字母）和克羅地亞語為主。

同時，教育體系也完全割裂：塞族學生學習以“大塞爾維亞歷史”為核心的教材，穆族學校則強調波斯尼亞穆斯林的獨立身份，克族學校更側重與鄰國克羅地亞的文化聯系。

這種教育分裂，導致年輕一代對“波黑”的國家認同幾乎為零。

2023年民調顯示，僅12%的塞族青年認為自己是“波黑人”，68%的克族青年視克羅地亞為“精神祖國”。

經濟領域的分裂更為顯著。

塞族共和國依托前南斯拉夫時期的工業基礎，以鋼鐵、煤炭產業為主，經濟自給率較高。

穆克聯邦則依賴旅游業和農業，薩拉熱窩的老城區雖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卻因兩政權無法協調旅游政策。

游客往往需在不同區域兌換不同貨幣——塞族共和國使用“波黑馬克”，圖案為塞族領袖；穆克聯邦的“馬克”則印有中立的建筑圖案。

這種割裂使波黑成為歐洲經濟最落后的地區之一：2024年人均GDP僅4800美元，不足歐盟平均水平的1/5。青年失業率高達35%，每年約5萬人移民海外，相當于總人口的1.2%。

【三】

國家貌合神離，波黑前途未卜

由于波黑重生于殘酷內戰和國際調停，戰后國際社會對波黑的監督，堪稱“史上最嚴”。

歐盟派駐的高級代表擁有“超級否決權”，可直接廢除三族議會通過的任何法案；美國主導的“波黑問題國際會議”還能定期審查三族權力分配。

此外，北約雖已撤離軍隊，但在薩拉熱窩保留軍事觀察團。

這種外部干預維持了表面和平，卻也造成“制度依賴癥”：三族政客習慣將矛盾甩給國際社會解決，自身缺乏協商意愿。

例如2022年，波黑因三族總統無法就天然氣管道建設達成一致，導致冬季供暖危機，最終由歐盟出資1.2億歐元才得以緩解。

今天，波黑的人口結構正在悄然重塑政治格局。

1991年內戰前，塞族占波黑人口31.4%，穆族占43.7%，克族占17.3%。而2023年普查顯示，穆族占比已升至55.2%，塞族降至27.4%，克族僅18.1%。

這種變化源于穆族的高生育率——總和生育率高達2.3，以及塞族、克族的大規模移民——1995年后約80萬塞族、50萬克族離開波黑。

人口就是話語權，所以穆族開始尋求修改《代頓協議》，例如2024年穆族總統提出“取消三族總統制，改為民選單一總統”，但立即遭到塞族與克族的聯合反對。

很快，塞族與克族組成“防御性聯合”，成為波黑新的隱患。

2023年，塞族共和國與克羅地亞簽署《文化合作協議》，允許克族在塞族共和國設立語言學校。

同年，塞族與克族政黨在波黑議會聯合否決了穆族提出的“國家統一預算案”。

這種聯合背后，是對穆族崛起的恐懼，塞族領導人公開表示：“若波黑成為穆族主導的國家，塞族將重新考慮國家地位。”而克羅地亞總統也多次暗示：“不會坐視克族在波黑的權益被忽視。”

波黑的三總統制，本質是用“制度怪胎”掩蓋歷史積怨的權宜之計。

從政治理論看，它違背了現代國家“主權統一”的原則；從治理實效看，三族輪流執政導致政策缺乏連續性，例如2018-2022年間，波黑因三族總統分歧，長達14個月無法組建政府。

總的來說，波黑的未來，存在三種可能。

其一，維持現狀，在國際監督下緩慢整合，但經濟衰退與人口流失可能使國家逐漸空心化。

其二，和平解體，三族效仿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離婚”，但波黑領土犬牙交錯，和平劃分邊界的可能性極低。

其三，再次爆發沖突，若穆族強行推進中央集權，或塞族、克族聯合尋求獨立，巴爾干可能重燃戰火。

2024年，歐盟啟動波黑入盟談判，但附加條件是“改革三族政治體制”，這一要求遭到塞族共和國的堅決反對，暴露了外部理想與本土現實的巨大鴻溝。

從代頓協議到如今，波黑的“一國三公”制度已運行28年。

它像一面鏡子，映照著人類在處理族群沖突時的無奈與局限——當歷史仇恨深到無法調和，當外部干預只能維持表面和平，所謂的“政治智慧”，有時不過是將問題推遲的“和稀泥”藝術。

而波黑的命運，仍懸在這脆弱的制度天平之上——正如薩拉熱窩老橋上刻著的銘文：“我們熱愛和平，卻不懂如何實現它。”

在巴爾干半島復雜的地緣政治與宗教傳統面前，波黑能否掙脫“三總統制”的枷鎖，仍是一個未解的歷史難題。

參考資料：

1.《透過歷史看波黑的矛盾源》，董一郎

2.《波黑獨特的政治體制設計與運作》，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