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翟氏日知錄”，題作“不愿重印《談藝錄》”。旨在知識分享，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小編刪除。

一

《談藝錄》是錢鍾書早年研究唐宋以來的詩和詩評的成績，是20世紀我國重要的學術和文學論著之一，1948年6月由開明書店初版。

錢鍾書在《談藝錄》一文開頭，就點明了寫作這本書的初衷：“《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關于《談藝錄》的創作經過，錢先生在《談藝錄》正文前有一段說明：

余雅喜談藝，與并世才彥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議論。二十八年（即1939年——筆者注）夏，自滇歸滬瀆小住。友人魯叔璠，吾黨言詩有癖者也，督余撰詩話。曰：咳唾隨風拋擲可惜也。余頗技癢。因思年來論詩文專篇，既多刊布，將匯成一集。即以詩話為外篇，與之表里經緯也可。比來湘西窮山中，悄焉寡侶，殊多暇日。興會之來，輒寫數則自遣，不復詮次。

《談藝錄》序又說：“始屬稿湘西，甫就其半。養疴返滬，行篋以隨。”“銷愁舒憤，述往思來。托無能之詞，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說詩解頤，為趙岐之亂思系志。掎摭利病，積累遂多。”可見《談藝錄》的著作，發自魯叔璠先生的提議。（翟按，開明書店版作“魯叔璠”，修訂版作“冒景璠”。）

1939年冬，錢鍾書到湖南安化縣藍田鎮（今名漣源）的國立師范學院任教，組建外語系，以照顧在那里執教的老父錢子泉先生。他留居藍田共兩年，在這兩年中，錢鍾書寫了《談藝錄》的一半。兩年后，他回到上海，又寫了《談藝錄》的后一半，在1942年完稿，寫了序。

至于《談藝錄》為何完稿六年后才公開刊印，錢鍾書1946年4月15日在初版《談藝錄》序文后補寫的“又記”中有過說明。初版《談藝錄》扉頁上署“錢鍾書著”，而正文則署“錢鍾書默存著”。1948年6月初版后，1949年7月又重印過一次。

《談藝錄》問世后，就廣受贊賞。文史家曹聚仁先生1972年在《我與我的世界》這部書中曾說：“勝利以后，回到上海，讀了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才算懂得一點舊詩詞。”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中大段引述《談藝錄》，認為錢鍾書的學問“最為深湛”。

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1976年在一篇文章中說：“《談藝錄》不是本花兩三天工夫讀完就算的書，它是本供舊詩讀者不時參閱的食伴，它是中國詩話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廣采西洋批評來譯注中國詩學的創新之作。”

二

錢先生雖不愿在國內重印《談藝錄》，但海外多起盜印這本書的事，他已知道，每當他談起此事時都顯露不愉快。他曾說過：“海外盜版勿絕，好事者嘗示二本，均誤脫百出，不堪思適，聊勝于無耳。”既然海外盜版不絕，且“誤脫百出”，為何不同意國內出版社重印，我不曾向錢先生討問過。

1978年前后，休息日我多次去北京中國書店淘書，有次竟然花兩元錢覓得《談藝錄》初版本一冊，當即寫信給錢先生告訴他這個意外收獲。錢先生在1979年5目27日給筆者的復信中說：

《談藝錄》承賞愛，愧甚！多年來京滬出版單位屢請重印，我因此書成于三十余歲，殊有少作之悔，皆婉言謝印。此次在美，紛紛持此書來簽名，方知香港、臺灣各有“盜版”。

1979年10月25日下午，筆者去看錢先生時攜帶了這本保存尚好的書，本意是想送給錢先生保存。錢先生一邊翻看，一邊開玩笑地說：你真幸運，別人想找盜版本都不容易，你居然弄到了初版本。

他當即在書的扉頁上疾書了幾句話，其中說：“此余三十五歲時作，少年氣盛，語多鹵莽，故不愿重印。”并且鈐了二枚圖章，一枚“錢”，一枚“鍾書”。他笑嘻嘻地將書送還我，他說，你有意尋找，自然應歸有心人收藏。

我曾指著初版《談藝錄》上的題字問錢先生，這字是誰寫的，他笑而不答，反問我你看是誰寫的？

我之所以想弄明白，是因為我曾詢問過經手出版《談藝錄》的葉圣陶先生，葉老說不是他寫的，雖然開明書店出的書書名他寫過不少。他也看不出是開明其他人的手筆，他懷疑就是作者本人寫的，但他拿不準。

后來有機會讀到錢先生的手札，比較筆跡，我感覺初版《談藝錄》的題箋就是錢先生自己的手筆。

1979年11月，錢鍾書老友柯靈從上海來京參加第四屆全國文代會和第三屆全國作代會，會議期間，柯靈去錢先生家里看望。11月8日晚上，我去柯靈房間看他，閑談時，他給我看了錢先生剛送他的一本海外盜印版《談藝錄》，柯靈指著錢先生在扉頁上寫的幾句話讓我看：

此乃余三十余歲時所作，老而無成，壯已多悔，故三載來京滬出版社數請重印，皆敬卻之，惟聞港臺盜印頻煩。柯靈老友舊藏本已失去，嗜痂有癖，索求久無以應，忽得港本一冊，即以奉遺，聊志永存。

柯靈說，鍾書送書題寫時一般不愛落時間，但在這幾句話下面特意標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北京”，他說，鍾書此舉，大約是想留個備忘，立個存照吧！

三

1983年7月21日，我去看望錢先生、楊先生。閑談時，錢先生突然說：過些時，我會送你一本新出版的舊著，不過，雖然舊作，但是新編，看了你就了然。我隱約感到這部“舊作”新編就是《談藝錄》。

錢先生平日不大愛談自己的寫作計劃和寫作進展情況。這次在我的一再追問下，他才告訴我：“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都幾次來談過，建議重印《談藝錄》。但我對這本書并不滿意，想做較大的修改和補充，但實現起來工作量又太大，一時顧不上，也沒有太大的興趣。”但他又說：“這件事決心是要做的，只能慢慢來，細水長流地去做。”

1979年，錢先生有次曾出示一本《談藝錄》給我看，其中有些篇章有蠅頭小字改訂的文字。后來聽楊先生說，《談藝錄》的增訂工作，錢先生早就隨手進行了，《管錐編》完成后時間花得更多一些。

1984年9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談藝錄》（增訂本），此書一出，很快銷售一空。錢鍾書研究者陸文虎曾有一段記述：

1984年，錢鍾書先生的增訂本《談藝錄》終于出版了。學界爭購，竟成為一時之盛事佳話。一部學術著作，印行兩萬四千余冊，旬月之間即告售罄，不但新華書店始料所未及，即中華書局亦頗感意外。筆者因寄居于首善之區，亦曾承托為外省師友先后代購此書十七冊之多，足證此風之熾。

筆者也感同身受。港澳一些文友不斷來函或電話，托購此書，記得我一次就托中華書局友人購得五冊。我曾同錢先生談起這件事。后來錢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寫著：“吳泰昌先生他走后門為朋友買了幾本，現在倒兩手空空，等著錢老送呢！錢老答應了，并且說絕不食言。”

后來錢先生送我一本，他在扉頁上寫道：“北京坊間覓此書不可得，濟南友人閱肆為致三冊，出處不如采處，古語可信，然亦見物離鄉賤，古人又欺我矣，即奉一本，以償宿諾。”

增訂本《談藝錄》比之初版，容量上擴大了一倍多，分上下兩編，四十余萬字。它用文學的形式、札記式的寫法，來論述中國古代詩人和詩歌，特別著重于唐宋以后的詩人詩作。這是一部文藝鑒賞和論述的巨作。

錢鍾書在1983年5月寫的“增訂本”引言中說：“暨乎《管錐編》問世，中華書局按讀者來函，以《談藝錄》罕購為言，因申前請。固辭不獲，乃稍刪潤原書，存為上編，而逐處訂益之，補為下編；上下編冊之相輔，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

在“增訂本”出書的過程中，錢先生自己曾點到初版本與增補本內容上的特點，他在1983年9月1日自填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代表登記表中標明，1948年出版的《談藝錄》是“詩文評”，而1984年出版的《談藝錄》（增訂本）則是“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