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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民工在網絡上看到一則 “32 歲女子被指輸液過敏，‘黑救護車’轉院途中去世” 的新聞。非常令人痛心。

事件經過

事件要回溯到 2020 年。

2020年7 月 29 日，32 歲的劉麗麗因風濕病前往吉林大學第一醫院住院治療，入院診斷為多發性肌炎（抗合成酶綜合征）。據其母親張女士介紹，劉麗麗此前曾在多地治療，且有頭孢類抗生素過敏史，入院時已向護士告知，護士也做了記錄。

然而，8 月 2 日上午，醫生卻給劉麗麗注射了頭孢吡肟。當天下午，劉麗麗便出現頭痛、嘔吐、冒汗等過敏癥狀，隨后病情惡化，于 8 月 3 日中午被送進呼吸科重癥室。兩天后，醫生告知需緊急轉院至北京協和醫院。

8 月 5 日上午，一輛標有 “吉大一院” 標識的 120 救護車將劉麗麗轉往北京。但在途中，張女士發現隨行女醫生并非吉大一院的醫生，且救護車急救條件匱乏，連氧氣瓶都不夠用。令人痛心的是，當晚 11：30 左右，劉麗麗在轉院途中不幸去世，此時救護車正行駛在北京市通州區。事后得知，這輛救護車所屬的吉林省“仁康急救站”有限公司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是一輛徹頭徹尾的 “黑救護車”，而隨車女醫生也是臨時雇傭的。

經當地衛健部門調查，“仁康急救站”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當初那名隨車女醫生是該急救站花錢臨時雇來的。

2021年9月26日，長春市朝陽區衛康局因其擅自執業作出罰款決定，沒收違法所得31350元，罰款130250元。

2021 年，張女士夫婦起訴 “吉大一院” 和 “仁康急救站”，申請鑒定醫院診療過錯及責任。因無尸檢報告，法大法庭科學技術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均不予受理，夫婦遂撤訴。

2022 年 3 月 2 日，夫婦再次起訴，并申請診療過錯、因果關系及死亡推定鑒定。北京博大司法鑒定所、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因無尸檢無法分析死因，均未受理，劉麗麗死因難以認定。但夫婦堅持認為院方用藥過敏、救護車無急救條件致女兒死亡，索賠 141 萬余元；“吉大一院” 辯稱診療規范，轉運合法且家屬簽了病危通知單，不應擔責。

2023年7月19日，長春市朝陽區法院宣判稱，“吉大一院”賠償約9.1萬元，“仁康急救站”賠償54.6萬元。

一審宣判后，張女士夫妻倆和“仁康急救站”均不服，他們向長春市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2024 年 6 月 28 日，長春中院維持原判。判決生效后，“吉大一院” 支付賠款，“仁康急救站” 僅付 6.8 萬元，仍欠 47 萬余元未履行，夫婦于 7 月 16 日申請強制執行。

直到2025年6月28日，此案仍在執行中。

責任方

從醫院的角度來看，在已知患者有頭孢過敏史的情況下，仍然使用頭孢吡肟，這一行為嚴重違背了醫療規范。醫院本應嚴格遵循診療流程，在用藥前進行充分的風險評估，特別是對有明確過敏史的患者，更應謹慎選擇藥物。這不僅是對患者生命安全的漠視，也反映出醫院在醫療質量管理上的漏洞。倘若醫院能夠嚴格落實用藥審核制度，或許就能避免這場悲劇的開端。

“黑救護車” 的出現則是這場悲劇的另一大關鍵因素。“黑救護車” 長期在醫療轉運市場中野蠻生長，嚴重擾亂了正常的醫療急救秩序。在這起事件中，“黑救護車” 承接轉運業務，卻因自身不具備專業急救能力，在轉運過程中無法為劉麗麗提供有效的救治。配備的氧氣不足，中途兩次加氧延誤了寶貴的救治時間，使得劉麗麗失去了最后的生機。

實說觀點

“黑救護車” 屢禁不止，根源在于正規救護車資源的不足。在一些地區，尤其是需要長途轉運的情況下，正規救護車數量有限，難以滿足患者需求，這就給了 “黑救護車” 生存的空間。部分患者家屬在緊急情況下，為了能盡快將患者轉運至更好的醫院，無奈選擇 “黑救護車”。此外，監管的難度也不容忽視，“黑救護車” 往往通過非法改裝、套用標識等手段偽裝成正規救護車，在利益的驅使下，不惜鋌而走險，在監管的灰色地帶肆意妄為。

另外，這起事件也凸顯了患者及家屬在就醫過程中的弱勢地位。在劉麗麗病情危急時，家屬面對醫院的安排和 “黑救護車” 的轉運，缺乏足夠的信息和能力去辨別其中的風險。他們信任醫院，以為醫院提供的救護車就是正規可靠的，卻未曾料到會陷入 “黑救護車” 的陷阱。

結語

32 歲劉麗麗的生命消逝在 “黑救護車” 上，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只有政府監管部門、醫院、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才能讓救護車真正成為生命的 “綠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