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來，人們都說中國的道德出現了幾次大的滑坡，而幾次大滑坡基本都是由幾次全國皆知的案件引起的。比如南京發生的“彭宇案”后，全國碰瓷之風興起；山西“彩禮強奸案”后，全國騙婚強奸案興起；教師被漬水案，導致全國的老師佛系了起來；而這次江西唐先生舉報醫院事件，導致了全國的醫院都不敢提供醫療轉運服務了。如此的例子，比比皆是。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些案例的共同之處呢？那即是舉報者有理。現在，只要有人舉報，那上級都非常重視，這的確是好事，說明民意得到了重視。但上級可不管舉報是否屬實，舉報是否合理，上級的意圖就是盡管息事寧人，所以就被舉報之人處理，草草了事，讓被舉報者滿意。此種行為，網民們稱為“和稀泥”。

回頭想想，這種“和稀泥”的方式的確適合“維穩”，可以壓制不滿意的聲音，畢竟這些被舉報之人基本都是底層的教師、醫生或者公務員，試想一下，那些高官有誰敢去隨意舉報呢？

難道，真正這種隨意舉報、隨意誣告的行為就沒有辦法制止了嗎？其實古人早就有了許多的經驗。在中國古代，舉報或者高官，那都必須要承擔“反坐”的風險，法律條文叫做“誣告反坐”。

秦律將誣告之人稱之為 “誣人”，漢代有“誣罔”“教人誣告” 等罪名，并且將之視為殺傷傷人同級別的罪名，《漢書?武帝紀》記載：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被腰斬。曹魏時期，曹丕規定“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此后，“誣告反坐”成為了中國古代法律的一個重要條款，如北魏律:“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

一直以來，誣告罪都是一種很嚴重的犯罪行為，所以處罰很重，比如明朝規定，“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凌遲處死，梟首其鄉，家屬遷化外”。

為什么誣告罪會被判如此之重呢？首先，誣告他人就是動機不純，比如甲誣告別人造反，其目的就是想將他們的家族被滅門，比故意殺人還要邪惡，所以《宋刑統?斗訟》規定 “諸誣告謀反及大逆者斬，從者絞”；第二，誣告占用了公共資源，誣告后，縣官會動用人員去查案，這個過程就是浪費國家的民力、財力和物力，也妨礙了其他正常事情的進行。

因為有誣告罪的存在，那古人就很少冒著“反坐”的風險去舉報他人。但現在的法律，早已廢除了誣告罪。現在的刑法中有誣告陷害罪，但是和古代的完全不同。現在誣告的一方被誣告后，經過法院判定是清白的，但原告誣告之人卻可以逍遙法外，讓人難以接受。如果“誣告反坐”可以重新推廣，我想對社會有好處的。

例如在教育領域，家長就不敢隨意舉報老師了。因為一旦被查出了是惡意舉報，濫用舉報，那相關家長就會被處以罰款、拘留、檔案記錄等處罰。如此，誰還會濫用舉報呢？

現在，老人倒地了，無人敢扶起來，就是怕被老人和老人的家人誣告，社會上稱之為“訛人”。如果“誣告反坐”成立，事件經過警察調查，事情得以還原真相，扶人的好心人不僅應該洗脫罪名，還應該獲得獎勵，而訛人之人應該處理高額的罰款，甚至以“敲詐罪”入刑。請問，訛人不是敲詐嗎，我覺得訛人怎么看都屬于敲詐。

騙婚是目前社會比較多的一種現象，而其中或許還有以告別人強奸為威脅。現在許多案子，是男女發生關系后，女子索要財產不成功，就可以告強奸，這種行為實際上也屬于敲詐罪。如果“誣告反坐”成立，那誣告的女子可能面臨3年的牢獄之災。

最近，江西發生了唐先生舉報醫院轉院救護車事件。如果放在古代應該怎么判呢？根據漢朝“原心定罪”的法律精神，可以看出醫院的原心是“志在救人”，那么就算醫院的一些行為不符合相關規定，那也不會遭到處罰。而唐先生的原心是訛人，是過河拆橋、忘恩負義的行為，在古代會被處以徒刑甚至死刑。

所謂的“原心”就是動機。2023年3月11日，武漢一位女子落水，一位老人不顧自己心臟病的危險，跳入水中將女子救起。但時候女子卻指責老人“別碰我！你剛才手往哪摸了？”“人渣！救人還占便宜！”。北京某律所透露“近三年因救人引發的民事訴訟中，83%的施救者最終敗訴”。如果用古代的“原心定罪”原則，那救人之人不僅不會被處罰，還會得到表揚。而被救之人沒有一絲感激，還要告官，那會被以“誣告反坐”的罪名處理。

經過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的法律并非完全是專制的、殘暴的，還有許多部分是經過千萬個案例總結出來的，是符合社會的道德認知的，是有利于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的，是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文明。對于這一部分法律，我們不能一概否定，而是應該繼承、改造、發展，以完善目前的法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