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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韓亞銀行員工工作場景。（視覺中國）

本報駐韓國、德國、新加坡特約記者 黎枳銀 青 木 辛 斌 本報記者 丁雅梔

編者的話：連日來，韓國政府試推廣“每周4.5天工作制”引發熱議。這一改革舉措是韓國總統李在明想要兌現的重要競選承諾之一，目前已由雇傭勞動部提交至國政企劃委員會，列入制度性改革議程。此舉被視為繼2004年“5天工作制”推行以來韓國勞動制度的又一次重大轉型，但也引發企業界對運營負擔與結構沖擊的廣泛憂慮。縱觀全球范圍內，不少國家也在推行“上四休三”“混合辦公”等模式，但效果及現狀卻迥然不同。韓國推廣“每周4.5天工作制”背后的經濟考量有哪些？又面臨哪些挑戰？全球趨勢如何？

主張背后有多方面考量

據韓國《首爾經濟》報道，韓國法定勞動時間制度經歷了數十年的分階段改革。1953年制定的《勞動基準法》規定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6天，合計每周48小時。此后這一制度長期未作調整。直到1989年法定工時首次縮短至每周44小時，2003年進一步壓縮為每周40小時。

2004年7月，韓國正式推行每周5天工作制，并在公共機關率先實行。在經歷了一系列爭議和嘗試后，直至2012年該制度才在生產一線全面落地，確立為現行制度的基礎。

《韓民族日報》報道稱，盡管制度持續優化，但韓國仍是全球勞動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2023年，韓國勞動者年平均勞動時間為1874小時，高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平均水平（1717小時）157小時。韓國政府認為，這種“超長工時文化”不僅影響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也成為制約生育率增長和人口結構優化的關鍵障礙，因此亟需制度性改革。

“李在明在競選期間就提出了相關主張，其考量是多方面的。”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笪志剛6月30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一方面，韓國已躋身發達經濟體行列，但在民生福祉方面，民眾的休息日等福利待遇尚未達到發達國家的標準。全球許多發達國家的工作日都在嘗試減少，如歐洲多國，日本、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已在推行或試行4天工作制。另一方面，當下韓國生育率持續走低，要刺激結婚、生育，就需要在待遇、工作時間等方面創造良好的條件。”

李在明在競選綱領中明確承諾，將通過企業試點、立法支持和激勵政策，逐步將法定工時縮減至每周36小時，最終將韓國的年均勞動時間控制在OECD平均值以下。這一方向也反映出韓國社會正經歷從“拼時間”到“拼效率”的認知轉變。

京畿道68家企業率先參與試點

據《韓國經濟》報道，根據韓國雇傭勞動部提交的工作報告，政府正研究多個構想，計劃在下半年制定《縮短實際工作時間支援法》（暫稱），為實施“每周4.5天工作制”提供法律依據。政府計劃在4年間分階段執行，總預算為835億韓元（100韓元約合0.5元人民幣）。

制度草案包括三大方向：一是修訂《勞動基準法》，將法定工時下調至每周36小時；二是立法保障“斷聯權”，即下班后不被強制接收工作信息的權利；三是推廣彈性工時、錯峰出勤、遠程辦公等多元模式，提高企業的自主調節空間。2025年起，勞動者將可依法申請“彈性工作權”與“工時再配置請求權”，企業除非提出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韓國京畿道政府率先啟動試點。當地有68家企業將實行不減薪的“選擇型工時縮短制度”，涵蓋“每周4.5天制”“每周35小時制”及“隔周4天制”三種類型。勞動者每月可獲得最高26萬韓元的生活補貼，企業可申請最高2000萬韓元的轉型補助。

值得注意的是，該試點也被視為應對韓國超低出生率的重要嘗試。京畿研究院報告稱，勞動時間偏長與生育率持續走低存在直接關聯。2023年韓國總和生育率降至0.72，報告建議將法定工時進一步縮減，以緩解年輕家庭的生活和育兒負擔。

韓中小企業憂“轉型陣痛”

據韓國《中央日報》報道，盡管改革藍圖逐漸清晰，但企業界反應普遍謹慎。韓國經營者總協會指出，2023年韓國單位小時勞動生產率為44.4美元，在OECD成員國中排名第33位，明顯低于美國（77.9美元）和德國（68.1美元）。若在生產率尚未提高的前提下進一步縮短工時，企業運營壓力將加劇。

以制造業為例，現代汽車等大型企業可通過雙班倒和產線調整部分吸收沖擊，但大多數中小企業面臨交貨周期緊、人力不足等問題，推行縮短工時將迫使企業增聘員工或支付更高加班費，經營負擔明顯上升。一些企業還擔心，設備使用率難以根據新制度靈活調整，可能影響整體效率。

科技、半導體、鋼鐵等需要24小時運轉的行業也表示擔憂。三星電子、SK海力士等企業表示，由于生產流程需晝夜連續運行，強制縮時將影響研發資源配置與交貨周期管理。浦項制鐵等試點企業的反饋亦揭示出落地難題。浦項于2023年試行“隔周4天制”，但在業績下滑和安全事故頻發的背景下，2024年初決定將管理層恢復至每周5天工作制。

韓國《每日經濟》援引韓國勞動法專業人士分析稱，“每周4.5天制”與2004年正式推行的“5天工作制”改革路徑相似。彼時《勞動基準法》雖于2003年修訂，但制度實際歷經8年分階段落地，并通過延長加班上限、下調加班費起征標準、發放補貼等多種手段減輕企業壓力。政府還同步引入外籍勞動力許可制度，以緩解制造業人力短缺。

該人士稱，當年改革得以推進，離不開經濟穩定增長的支撐。而2025年韓國經濟增長預期僅為1.5%至1.8%，接近2009年金融危機水平，在此背景下推行縮工時改革，更需注重政策節奏與社會共識的同步建設。

一位白領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坦言，從當前經濟環境與薪資水平來看，“每周4.5天制”仍為時尚早。

笪志剛表示，結合韓國自身產業目前發展情況來看，改革在一些行業里存在阻力。首先，韓國的制造業和一些產業尚未完全轉型到能夠與4天半工作日相吻合的創新或技術水平。其次，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仍處于產業序列的中低端，需要依靠大量人工來實現利潤或達成目標。對這些企業來說，4天半工作日制度意味著人力成本和福利成本變相增加。但也有行業可能從中受益，比如餐飲業，人們休閑時間增多會促進消費。因此，不同產業對這一政策的看法存在差異。

面對來自企業界與社會各界的爭議，韓國政府強調不會通過行政命令強推制度，而將以“社會對話”方式逐步取得共識。雇傭勞動部長官被提名人金榮訓在與勞動界代表座談時表示，“每周4.5天制”并非權宜之計，而是應對人口老齡化與數字轉型的長期戰略手段。韓國政府計劃2027年評估試點成果，在確保制度可持續性的基礎上，決定是否全面推廣。

全球掃描：是否可行因行業而異

除韓國之外，“上四休三”“混合辦公”等模式在全球多國都有不同形式的嘗試，但效果及后續發展都不盡相同。據越南《快報》6月2日報道，每周4天工作制并非新鮮事物，它源于“休閑社會”的概念，最早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工業化國家中被提出。新冠疫情暴發后，隨著部分企業逐漸采取遠程工作模式，人們對靈活辦公興趣有所增加。

目前，德國企業提供各種彈性工作時間模式，除了全職或兼職，還有自主決定工作時間，以及遠程辦公和移動辦公等形式。德國保險公司安聯集團為全球約16萬名員工制定了一項最低標準，允許他們至少40%的工作時間在辦公室外工作。相比較而言，制造企業要實行彈性工作較難。汽車制造商梅賽德斯-奔馳采取混合辦公，力求在遠程辦公和現場辦公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

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去年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沒有固定工作時間的靈活工作方式非常受德國員工歡迎。45%受訪者支持這一工作模式。

新加坡目前也正在試行4天工作制。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新加坡勞資政靈活工作安排要求指導原則去年12月1日起正式生效，規定企業須通過適當流程評估雇員的靈活工作安排要求，包括是否落實4天工作制。不過，這套指導原則并非強制，也沒有法律約束力，只是鼓勵雇主這么做。然而在推行過程中也面臨著一些阻力。

新加坡全國雇主聯合會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九成雇主表明，現階段不會實行4天工作制，理由包括：有些企業需24小時運作；無法提高生產力來抵消產能減少；需要額外人力來填補空缺，導致成本上升。泰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Reeracoen集團首席執行官內藤兼二認為，4天制是否可行因行業而異，且取決于該行業生產力能否維持或提高。一些適應性強且方便自動化的行業或許可落實4天制，但其他如需要依賴直接人際互動的企業則很難實施這一工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