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第四次北伐，一戰鹵城，勝負至今爭議未休。

一邊說破敵三千，一邊說被圍夜遁，史料各執一詞，連敵我都分不清真假，問題就出在這兩個字上：戰果。

《漢晉春秋》與《晉書》的記載矛是

兩部史書，兩個結論。

《漢晉春秋》：大破魏軍，斬首三千。

《晉書》：司馬懿破圍，俘斬萬計。

都是正史系統，一部為西晉立傳，一部成于東晉，問題是，這兩條記載不在一個層面上。

習鑿齒在《漢晉春秋》里寫得很細，“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

這是戰斗細節，有人名，有戰果，有繳獲。

換成《晉書》，寫法立刻變了：“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

沒有將領名，沒有地形描述，連對峙背景都被省了，直接一句“追擊破之”，像是補了個戰績，又像是粉刷太平。

對比下《三國志·王平傳》，張郃“不能克王平”，這就跟《漢晉春秋》的“魏延等擊退魏軍”對應上了，前線局部失利，確有其事。

裴松之做注時，看到“甲首三千”也遲疑了，他沒下判斷，只是說習鑿齒可能有主觀寫法，可沒否定，這就關鍵了：不否定就默認有一定可信度。

再看《晉書》背后的司馬氏。

如果真贏得那么漂亮，為什么司馬懿后來一戰不打，連追都不追？諸葛亮夜遁，追擊都不敢追，哪里像是剛打了個大勝仗的樣子？

曹睿只是命辛毗監軍，沒派主力增援，像是覺得局勢已穩，也像是怕再陷進去。

一句“俘斬萬計”，寫得太輕，輕得不像真話。

關鍵證據鏈分析

對錯不能光靠一句話判斷，得從戰后細節看：誰在動，誰在退，誰有收獲，誰挨處分。

戰后雙方動向

蜀漢方面沒有封賞。

魏延、高翔、吳班三將作戰有功，卻沒有一人受封，這是反常，三千甲首，怎么連個賞銀都沒有？
唯一被處理的是李嚴，因為糧草問題被貶。

換句話說，主力沒打敗，后勤掉了鏈子，不是大勝，是被拖死。

蜀軍連年北伐，主攻方向一直沒換，如果這次敗了，應該掉頭改線，結果呢？第五次北伐，諸葛亮照舊拿司馬懿開刀。

魏國呢？司馬懿受賞，封了食邑，但沒說是因大捷，連“立功”兩個字都沒見。

曹睿在表中說的是“亮志大而不見機”，話里話外，是提醒司馬懿不要輕敵，不是夸他打贏了。

戰后幾個月，魏軍縮回去種田，屯田制恢復，主力不再出戰，司馬懿甚至開始拒戰，像是怕了，不像是贏了。

地理與補給問題

鹵城在隴右一帶，地勢干燥，缺水嚴重，蜀軍走得遠，補給全靠上邽方向的麥田，這就是命脈。

如果司馬懿真打贏了，第一步應該是斷蜀軍糧道，可結果呢？

《三國志·郭淮傳》記得很清楚：魏軍自己靠羌胡族補給，說明他們也斷不了蜀軍的糧道。

補給都不掌控，怎么“追擊破之”？打仗不是寫文章，后勤就是命根。

蜀軍敢深插五百里，就說明后方沒斷，否則早就死在半道了。

司馬懿戰術變化

前期：布陣迎戰；后期：堅守拒戰。

《三國志》記載，諸葛亮第五次北伐時，司馬懿選擇屯田拒戰，避而不出，像是見過了蜀軍真刀真槍的硬碰硬，開始怵了。

如果上一仗“俘斬萬計”，應該乘勝追擊，可司馬懿完全反著來，這不是風格變了，這是吃過虧。

他對諸葛亮真正忌憚，忌憚得連仗都不打了。

歷史真相的推斷

史書是寫給后人看的，但不全為后人說真話。

戰場上死多少人沒人在意，重要的是怎么寫，寫成誰贏。

蜀軍有沒有打勝？有，只是勝在局部。

魏延帶高翔、吳班從側翼繞出，破掉魏軍前鋒，這是戰術層面的“成功”，不是戰略意義上的“勝利”。

整個戰役，誰都沒打穿誰，糧草耗盡，諸葛亮夜撤，這不是潰敗，是主動退卻，如果真是“被追破之”，他活不了回漢中。

再看“俘斬萬計”這五個字。

沒有人名、沒有時間、沒有地形，沒有具體數字，就等于沒打過。

如果俘虜過萬人，那誰帶回的？是張郃？是郭淮？沒有記錄。

魏國檔案里沒人提這些戰果，連賀表都沒有，只有《晉書》說了這么一句，孤零零地掛在那里，像是補了個空白。

為什么這么寫？原因不是戰爭，是政治。

粉飾“堅守不戰”

司馬懿從第四次北伐開始，一直拒戰，對內說是穩重，對外是“畏戰”，可這個形象得粉刷，總不能說魏國統帥怕了蜀軍。

怎么辦？就寫一次“俘斬萬計”，把前面的退縮和后來的防守全合理化，一次性解決問題。

可惜細節不經推敲，哪來的萬計？沒有尸體，沒有繳獲，連勝利的地名都沒寫。

這是典型的結果先定，再倒寫過程。

《晉書》成書于唐代，撰寫者是房玄齡等人，依照國家修史標準行事，而國家姓“司馬”，這不是講事實，這是塑造祖宗。

《漢晉春秋》里的敘述方式

習鑿齒是東晉人，南朝學者，出身荊州門第，他寫《漢晉春秋》時，魏晉早亡，司馬氏已不再是統治者。

他可以不討好誰，也不怕誰。

所以他寫得敢寫，細節也敢記。

高翔、吳班、魏延各自領兵迎戰，繳獲多少甲首，拿了多少玄鎧，甚至角弩的數量都算得清楚。

這不是吹牛能吹出來的，是必須有人數、有戰場才能編得出的數字。

如果造假，反而容易被挑錯，可千年來沒人挑出“角弩三千一百張”有誤，因為這是真實細節，太具體，沒人敢碰。

政治與史觀的撕裂

歷史不是單純記錄，它也是一面鏡子，誰寫，寫給誰看，決定了這面鏡子照出什么。

《晉書》照的是皇權，《漢晉春秋》照的是道義。

作者立場決定敘述方向

習鑿齒筆下的諸葛亮，是“忠而有謀、憂國忘私”的士大夫形象，他的蜀漢，是漢室殘光，是正統延續。

而司馬懿，是野心者，是寒門起家、奪權者，這套敘述在南朝被廣泛接受，也被后世認同。

所以《漢晉春秋》強調的是“亮使魏延大破魏軍”，是忠臣智將逆境反擊。

反過來，《晉書》是司馬懿的家譜，是國家檔案，它不能寫失敗，不能寫退讓，只能寫勝利。

哪怕沒有勝利，也要寫勝利，寫完再補個理由“亮志大而不見機”，說他不識時務，說他戰術正確但戰略失敗。

全書沒有一句肯定諸葛亮的話，卻也不敢全盤否定，怕被人看出破綻。

現實中歷史的利用

到宋代，《資治通鑒》引用《漢晉春秋》，稱其“事雖詳而不失真”，陳壽寫《三國志》時也未采《晉書》說法。

真正做史的人，知道該信哪個。

因為打仗結果可以被夸大，但補給路線不會，戰斗可以勝負不明，但軍隊動向不會騙人。

從戰后動向看，鹵城之戰是蜀軍小勝，戰略未破。

沒有哪個失敗者能在兩個月后再度北伐；也沒有哪個勝利者會連仗都不敢接。

司馬懿嘴里說“破之必矣”，事后卻按兵不動，這不是信心，是虛張聲勢。

毛澤東講過一句話，說司馬懿“料敵于先”，但接著就說，諸葛亮死后，他才敢進攻。

這不是褒揚，是評價，司馬懿不敢打，是事實。

連對手死了才敢動手的人，不可能“俘斬萬計”，除非，這些人是寫在紙上的，不是真在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