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一個人入職一家公司，就要成為公司的某種私產嗎？”

這是我最近看到的帖子，討論內容也和今天故事有關——競業協議。

競業協議這詞離挺多人很遠。一開始它范圍很小，一般是“兩高一密”高級技術、管理人才和需要義務保密的人才簽。要求也挺正常，公司支付對等的補償金，員工離職別帶著公司機密跳槽競爭對手，別給老東家添堵。

但直到今天，它幾乎成為大廠自我保護的標配，有時候也主動“咬人”。

去年，我的律師作者李不疑見到一起案件。

當事人違反了一份號稱最嚴苛的競業協議，賠償金額巨大。她一度想用“小聰明”躲避風險，卻還是被前公司抓到把柄。

李不疑接手這案子時，結局幾乎注定敗訴。但她還是想問：當權利和義務極不對等，我們到底是人，還是工具？

2024年6月，一段視頻記錄下這樣的場景：一個女生毫無覺察地走進了鏡頭。她不知道有人正偷拍她。那鏡頭藏在手提袋底部，視角特別低，看著就讓人不安，簡直像在偷窺裙底。

她剛一冒頭，鏡頭立馬就開拍了，角度調得死死的，就為了把焦點牢牢鎖在她臉上。

等她走到閘機口，刷卡進去了，鏡頭才慢慢拉遠。最后，畫面就定格在了B廠那個大大的標志上。

我這輩子頭一回見這種視頻，當時就傻眼了。我脖子一直歪著，就著那偷拍的斜角，足足看了半小時。視頻里大部分是背影，偶爾也拍到正臉，但那角度，簡直就是色情狂干的，還好她穿了長褲，不然就走光了。

“宮月在工作時間前往競爭對手公司的辦公地點，存在打卡操作。”

被偷拍的女生叫宮月，是我的委托人，她前東家說她違反了競業限制，要她賠50多萬，有零有整的，這視頻是核心證據。

我正式接手這個案子，是在2024年9月。當時就覺得特別難辦。因為競業限制這種案子，企業勝訴率高得嚇人。更要命的是，還有這種偷拍的視頻證據。

而我之所以接下這個燙手山芋，還得從那天說起。

那天，許久沒聯系的師妹突然發來一連串求助表情：“師姐！江湖救急！！”她不常找我，我預感要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小師妹在一家互聯網大廠做法務，每回發來信息都是大事，這回也不例外。

“我們的員工被前司起訴違反競業限制，五天后開庭，師姐能不能幫忙出庭！”

競業限制很難搞，五天的工夫，熟悉案情、梳理證據都來不及，何況競業限制是少數企業勝訴率特別高的案子，贏面實在太小了。

對方還是我們城市赫赫有名的互聯網大廠A廠。

師妹還在央求我說：“師姐最靠譜了，幫幫忙吧。”為了讓我接下案件，她甚至承諾我，這個案子輸贏都不重要，只是走個流程而已。

我一下納悶了，打官司不就是為了輸贏嗎？難道要讓這個員工輸，直接賠錢？

我還是抱著打贏官司的預期，跟師妹交流更多的信息，我問師妹為什么這樣急？證據準備了嗎？

沒想到她說，當事人本人對這個案件也不看重，沒準備什么資料，甚至以為自己現在的公司就能幫自己擺平這事兒。“我也才知道，她以為公司法務能替她出庭。”

說著，師妹迅速甩來一份證據目錄。

一天后，我確認和A廠打官司，和我們律所之間不會有利益糾葛，就答應了師妹。她立刻拉著當事人現在的公司，同樣也是互聯網大廠的B廠，來跟我聯系。

最開始說話的，是B廠的法務主管。電話對面，法務主管聲音沉穩：“我們有一套應對競業限制的模板，不會占用您太多時間。”

我剛還在想，確實是走流程，沒想到，這位主管卻說：

“我們將按照通用價格與您簽訂委托，雖然是替員工打官司，但是律師費由公司出，這是我們對員工的人文關懷。但是，我們不希望公司名字和員工姓名出現在同一份法律文件中，我司不愿卷入競業糾紛，我司的情況也需要您全程保密……”

說出一連串要求后，她問：“這種委托您能簽嗎？”

代付律師費的合同不算少見，按理說，只要公司和員工共同作為合同甲方就行，可是現在拆成兩份合同，為了合規要求，更麻煩了。

而且這位B廠的法務主管言辭間透著股不容置疑的強勢，讓我很不舒服。

明明只剩下四天，還有這么多要求。我想直接拒絕，但一想到幫的是師妹，罷了，也許還能搏個長期合作機會。

就在那天，我和B廠簽約一份專項服務合同，幫他們搞定有關競業限制的法律咨詢，以及起草一些勞動仲裁的范本文件，由他們向我支付律師費。

另外我與一位名叫宮月的員工簽訂代理合同，無償幫助宮月代理勞動仲裁案件。

簽完合同，我還在心里感嘆B廠夠大氣，愿意幫員工解決幾十萬金額的競業問題。但不讓我和宮月見面又顯得有些小氣，實在讓我搞不懂。

簽訂合同后，B廠的法務主管拉了一個聊天群，除了我和她，就是師妹。

我想讓當事人宮月也進群，了解一下基本事實，法務主管卻拋出一個壓縮文件。

“您看下材料，整理問題清單，我們聯系員工，這樣效率高。”

我忍著不適，轉入下一個話題：“怎么證明員工觸犯了競業協議呢？”

通常開庭前，雙方會互換證據，A廠的證據，已經通過宮月遞到這位法務主管手里。沒想到，法務主管發給我足足二十份證據，包括宮月的勞動合同、離職前的交接文件、《競業限制協議》、公司支付競業補償金的轉賬記錄。

更關鍵的是，還有那份捕捉宮月行蹤的視頻證據。畫面里，宮月出現在寫字樓的閘機口，往里走，隨后鏡頭拉遠，定格在B廠的醒目標志上。

顯然，A廠這是雇人偷拍的。

我打開宮月的資料。她自國內985院校畢業，被A廠稱為“核心人才”，在那里工作快九年，還簽訂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意味著除非嚴重違紀，不然她可以一輩子留在A廠。

這么好的工作，為什么離職呢？

我更疑惑的是，這份《競業限制協議》幾乎涵蓋所有沾邊的企業，從電子商務到汽車，再到醫美，一共123家公司，簡直是史上最嚴的競業協議。

按理說，薪酬越高，競業限制越嚴格，補償金和違約金也就越高。宮月的違約金按照三倍年收入算，一共五十多萬，可是補償金，卻按基本工資計算，每月不到一萬。

這樣的競業限制，其實是每個月花一萬塊錢，讓這個員工消失在行業里，潛臺詞就一句話：“離開我們公司，你就完蛋了。”

我腦子里忽然閃過了一個念頭。

幾年前我做過另一個勞動仲裁的案子，當事人應聘管培生，身兼幾家關聯公司的職務卻只領一份工資。她忍受不下去，打算離職，公司卻拋出一份戶口協議。

后來她徹底被戶口協議框住，賠不起賠償金，不敢離職，只能忍受低廉的薪水。

當時我對仲裁員說，總不能因為一個戶口，就幾年給這人最差的待遇，讓他根本不敢走吧。仲裁員一愣，似乎從沒思考過這點，最后給了我一紙勝訴。

或許宮月的案子，并不是員工違約那么簡單，但真相怎樣，恐怕只有見到她本人才能知道答案。

我私信師妹，希望能和宮月單獨約電話。信息剛發過去，法務主管立刻在群里說：

“李律師，你看什么時候方便？”

“宮月一起嗎？”我拋出核心問題。

法務主管拒絕，理由是時間緊，任務重，法律專業人士對接效率高。

“那宮月本人是否出庭？”

“肯定不能。”

法務主管的回答沒有商量的余地，甚至“貼心”地為我準備了一份代理模板，讓我就按照這個操作。

她越阻攔我與當事人見面，我越擔心。這份代理很可能偏離當事人的真實意愿，對她也不公平，甚至更糟的情況是，宮月自己對風險和違約金的事都一無所知。

于是我擺出律師職業規范要求，不管怎樣，一定要見當事人。

估計是我的態度堅決，法務主管同意了，反復叮囑我，要留意員工情緒。

雖然B大廠的法務總有點不近人情，但看上去他們還是挺愛護員工的。

那個周末，我和宮月約在律所見面。

宮月剛出差回京，到律所樓下，買了兩杯咖啡。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她斜分著頭發，扎了個低馬尾，戴著一副透明方框眼鏡，鏡片很厚，穿著一身黑衣黑褲，顯得挺瘦。

簡單寒暄后，我直接切入正題：

兩個月前，宮月就收到仲裁的材料，里面寫了提交證據時限，卻一直沒有提交證據呢？甚至因為聯系不上，仲裁委還將開庭時間延期了。

我找出文書里的《舉證須知》，遞給宮月，手指輕敲加粗的文字：“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證據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本委審理時不組織質證，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除外。”

意思就是，限期提交證據，超期作廢。

宮月的目光在那兩行字上掃了兩遍，看著我坦誠地說：“是公司法務說他們會處理，不用理會舉證時限。所以，還能提交嗎？”

“不能。”我覺得自己有點殘忍。

宮月好像并不失望，“我也有朋友做律師。我問過，這種案子一般都贏不了，交不交證據區別不大。”

的確，宮月的前公司，也就是A廠手里掌握的證據很足。這起官司我們的贏面不大，但是面對五十萬的賠償，宮月依然很平靜，她為什么一點都不著急呢？甚至都沒有問我一句，該怎么辦。

面對毫無訴求的當事人，我一時竟不知該如何繼續，只好翻看和B廠法務的聊天記錄，試圖找到線索。

“B廠給我的話術是，您自行創業失敗后，在各地邊旅游散心，邊找項目，無意間看到B廠的廣告，于是只是來了解一下情況，才被偷拍了？”

“您可以這么說，法務和我談過話，沒問題。”

宮月的態度始終淡淡的，似乎這些與她毫不相干。

我索性扣住筆記本電腦，盯著她，嚴肅地問：“所以真實情況呢？我想聽聽，您自己怎么說？”

“我？”宮月錯愕地瞪大眼睛，似乎毫無準備。

公司一直替當事人做決定，甚至讓當事人錯過舉證期，而當事人表現平靜，一點也不像要輸掉仲裁，賠償幾十萬的正常反應，這太奇怪了。

我故意拔高聲調：“您的意思是，明明知道兩家公司是競爭對手，自己有競業協議在身，前公司也在給您補償金，卻要光明正大地去B廠找項目？”

看見她被我的氣勢嚇到，我放緩語氣：“連我都說服不了，更別提仲裁員了。”

宮月深吸了一口氣，努力緩和情緒。

我接著說：“而且我看得出來，這并不是真相。”

“李律師，您得幫我想個更可信的話術。”她終于對我提要求了。

宮月入職A廠的時間，和我畢業的時間差不多，正是互聯網朝上走的年月。當時的她就像是被企業遠景這根胡蘿卜吊著的驢，一口胡蘿卜沒吃到，也有勁兒傻呵呵地拉磨。

她苦笑著說：“那幾年互聯網確實好，我跳進大廠，甚至接受降級。以為努力一兩年就有機會晉升，沒想到一等就是四年。”

說著，宮月掏出一個U盤，插進電腦，點開一張平緩的職位變化圖。

她用手指劃過那條直線，最終停留在2018年的位置。

那條直線，就是她人生中最寶貴的四年。

直到2018年，她終于得到晉升，但這晉升更像是加班四年換來的安慰。

她沒有團隊，依然是光桿司令，漲薪幾千塊，工作內容依然是過去那些，職位上也沒有發展潛力，對外接觸不到客戶。就連A廠的證據，也能證明這點——她的交接文件全是數據。

我問她，怎么沒考慮一下職業規劃。

宮月苦笑著告訴我，互聯網那幾年，就像個夢幻的泡沫，外行人只有羨慕的份兒，他們也活在幻覺里，即使有職業規劃，也覺得不急，可以再等等。

這一等，又過三年，到了2021年合同到期，宮月第二次和A廠續簽，她終于如愿轉崗到產品端。

轉崗后的工作更加辛苦。她一個月就得跑四五個城市，只要A廠有營業部的地方她就得過去一趟。

有一次，宮月連著給一線營銷人員講了兩天課，回程趕高鐵時，宮月在等候大廳睡到清場，最后還是工作人員核對車票才喊醒她。

她拎著箱子，住到高鐵站附近的快捷酒店，特意設置了一早五點的鬧鐘，趕次日最早一班車。

外人看來，大廠待遇好，其實是靠沒日沒夜出差和加班維持的。

更諷刺的是，隨著應屆生的薪資水漲船高，宮月在A廠干了足足七年，薪資卻和應屆生差不多。她攤手苦笑：“這就是大廠光環，哪有外面想的那么賺錢。”

“但是你也算如愿換到心儀的崗位，為什么要離職呢？”

宮月頓了頓，講出真正的原因。

“我答應我丈夫，工作搞定后就要積極備孕了。”

那是宮月結婚第三年，已經和A廠簽下無固定期限合同，準備考慮備孕，但是現在忙得天昏地暗，哪有心思備孕呢。

于是她和領導提出，調整工作節奏。

“我已經三十四歲了，再懷不上就算高齡產婦了。”

“領導，再這樣我老公就要和我離婚了。”

不管哀求還是搬出家屬，領導只有一句話：“那是你的個人問題，你得克服一下。”

說到孩子問題，宮月的情緒有點激動，忍不住和我吐槽：“我當時心里就在咒罵，克服個屁，敢情你生完孩子了。”

2022年，疫情讓宮月出差頻率降低，但是日子并沒有好過。

宮月意外懷孕，孩子出生后，丈夫被裁員了。

她家住在北京房山，本來還欠著幾百萬房貸，現在加上孩子的開支，壓在宮月一個人身上，她喘不過氣。

丈夫一直很體恤她，現在主動承擔起照顧孩子的重任，每天也在投簡歷面試，她也沒法說什么，只能咬著牙堅持。

可是自從她生完孩子，回到崗位，領導總會在月末拿著績效表拍在她桌子上，怒目圓瞪地問她，是不是想要調崗。

調到二線部門，基本就意味著打入冷宮，休想再回到一線。

宮月只能回歸當年瘋狂出差的工作狀態。她不知道什么時候會好起來，只能硬撐，撐住自己的小家。

疫情時出差回來，她都不敢進門，怕傳染孩子，只能住酒店。最讓她心疼的是，孩子先學會叫爸爸，她這個媽媽因為工作奔波，都快被孩子忘了。

“我女兒剛學會叫媽媽，我出差回來，她就不會叫了。”

說到這兒，她眼眶泛紅。

宮月終于扛不住，她和領導提了幾次招募下屬的計劃，領導把這事推到人力部門。

兩個月后，人力找到宮月，不提招人的事，給她升職加薪。這也就意味著，宮月的升職加薪，必須以一個人承擔幾個人的工作量為代價。

給宮月一個人漲薪，總比再招一個人的成本低，A廠的如意算盤打得真響。

但是一個人的精力總有極限，即使再漲薪，宮月也忙不過來。她總是出錯，偶爾要請病假，都被領導指著鼻子罵：“我看你是一孕傻三年。”

升職后第二個月起，宮月沒有再領到獎金和出差補貼，第三個月，甚至被扣了四千塊錢的缺勤。

“你沒聽說過996還能曠工缺勤吧？”宮月說。

宮月的工資中沒有加班補助一項，理論上，晚上六點后她都是自愿留在辦公室的。以往這些時長可以適當補進早上遲到的時間，但是第三個月，她每次遲到十幾分鐘，都被算作曠工半天扣錢。

宮月終于承受不住，選擇離職。

我鼻頭一酸，心中沉甸甸的。升職竟成為壓垮宮月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從沒有過宮月的處境，眼前的她一直都是淡淡的樣子，唯獨錯過了女兒喊出的那聲媽媽時，苦笑著壓住眼角的濕潤。

就在宮月苦惱房貸、孩子的奶粉錢怎么辦時，“救世主”出現了。

這個“救世主”就是B廠。

宮月離職后兩個月，突然接到獵頭電話。見面后，獵頭告訴她，“B廠看中你熟悉全流程，看中你對用戶需求的理解，你能幫他們少走彎路，快速搭建業務框架……

“總之，你就是B廠要找的人才。”

宮月心里打鼓，嘟囔著對我說：“競業限制總不能把我的專業技能都清空吧，我只是憑自己的腦袋賺錢，沒拿他們一分一毫。”

不久，獵頭邀請宮月到B廠談，在樓下的咖啡廳里，獵頭說：

“A廠同意給你升職的那一刻，已經想好找新人和怎么趕你走了。”

這是獵頭的技巧，他在給宮月種心鉚，削減她的道德負罪感。但是他說得也沒錯，A廠最后給宮月升職，與其說是獎勵，不如說是精心布下的局。

升職加薪，就是為了提高競業協議的違約金。

宮月這才想起來，以前那么忙，天天喊她出去跑，離職前兩個月，都沒怎么給她安排過出差，原來一切都有跡可循。

“離職時，我還把年會抽中的吉祥物手辦送給領導，簡直像個笑話。”

宮月搖著頭，發出一聲嗤笑。

獵頭繼續和她說：“我不知道該怎么和你證明，但請你也相信我的專業度，我好歹在圈里也有其他朋友，A廠有沒有在找人我還是知道的。”

對A廠心灰意冷后，宮月跟著獵頭，走進B廠的大樓。

以前在A廠，她每天機械性地打卡，趕班車、趕地鐵，從沒有好好留意過A廠的大樓。此時她仰望B廠大廈，感覺壯觀得有些不真實。

B廠的人力請宮月和獵頭一同進了會議室，沒聊多久，人力主管就叫來分管業務的老總，“我跟你說，挖到寶啦，你也一起來聽，這以后就是你的得力干將了！”

可是，業務老總只是面無表情地聽了一會兒，便點頭離開了。

宮月突然生出一種不好的預感，來之前她只想過來看看，此刻卻莫名涌起一股強烈的、想要爭取表現機會的沖動。

人力主管詢問她對工作的期待，宮月沒有提孩子，只說希望有好的上升通道。

人力主管當場拍板：宮月將獨立負責即將啟動的新板塊，擁有獨立招聘權，組建自己的小團隊。

當天，宮月就和B廠簽訂協議，即使項目需要在外地工作很久，與孩子和家人兩地相隔。

我捕捉到關鍵點，立刻問：“你在競業期，是怎么簽的？”

原來B廠讓宮月借用她母親的身份簽約，薪酬通通打到她母親的銀行賬戶，還幫助宮月注冊一家個人公司用來繳納社保，甚至連違約金，B廠都替她想好了。人力主管讓她不必擔心，公司會為她搞定一切。

入職B廠后，宮月每天像做賊一樣，出入戴著口罩、帽子和墨鏡，直到夏天她熱得受不了，進大廈前摘掉口罩，被蹲點的私家偵探拍到關鍵證據。

“B廠很欣賞我，雖然不是管理崗，但是給了我不少人和資源來調動，在這里我能干自己想做的事情。”

原來這才是她如此淡定的原因。宮月堅信，一直支持她、看重她的B廠，一定會像承諾的那樣，替她搞定違約金。

臨走前，宮月說：“案子的事情就拜托您了，您和公司法務商量就行，我明天還得坐高鐵回去出差呢。”

看著她的背影，我嘆了口氣，希望她能如愿吧。

見完宮月，距離開庭只剩一天，我爭分奪秒地整理證據。

首先，宮月是否該被如此嚴苛地競業限制？法律規定，只有掌握核心技術或擔任高管的員工才應受限，但宮月顯然不在此列，將她納入競業名單更像是圈套。

其次，被拍到出現在B廠就等于違約嗎？利用跟蹤、偷拍獲取違約證據，已形成大廠“圍獵”離職員工的黑色產業鏈。這類證據在勞動仲裁中常被輕易采納。

我甚至猜測，這套“捕獵”業務最初是由某大廠律師設計，然后外包給了私人偵探。

見到宮月前，我只是和B廠簽下委托的律師，像他們說的，走流程。

但是與宮月見面后，我的態度發生了轉變，我決定完全支持她，甚至將她放在B廠前面。每個職業女性都會面臨，如何平衡事業與家庭的拷問，但是平衡，不該意味著犧牲。

我把整理好的證據目錄和代理詞同步發給了B廠法務群和宮月。很快，我收到兩條幾乎一模一樣的回復：“收到，辛苦，沒問題。”“收到，確認，完全沒問題。”

一如既往，B廠和宮月都不關心代理詞的內容，仿佛這個案子與他們無關。

我心頭忽然涌起一股預感：提交這些證據，尋找新突破口，會不會只是我的一廂情愿？

勞動仲裁的開庭室設在商場樓上，我沿著昏暗的樓梯抵達時，A廠律師已在場，是一位氣質平和的中年男士，戴著無框眼鏡，一看就是那種按部就班、不會節外生枝的類型。

他身旁還有一位腹部略微隆起的女士，從仲裁員的身份核實中得知，她是A廠的法務，負責監控庭審并匯報情況。

庭審一如慣例進行，直到我拿出準備好的證據，試探著拿給仲裁員和對方律師。

A廠律師習慣性地接下材料，愣了，推了推眼鏡，緊接著皺眉望向仲裁員，清清嗓子：

“李律師，你沒看到舉證期嗎？你這材料我們收不了。”

仲裁員瞥了一眼就扔在一旁，示意我自己拿回去。

我擺出一副“不懂行”的姿態，解釋平時很少做勞動仲裁，這次是幫朋友忙，程序上不周到的地方請多包涵。接著，我搬出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強調這些證據對案件結果至關重要，懇請仲裁員務必接受。

我一張娃娃臉，方便我擺出一副經驗不足、又想把案子辦好的誠懇新人姿態。

仲裁員看著我，從上到下快速描了一下，不耐煩地說：“那你問對方律師同不同意。”

我眼睛忽閃忽閃看著A廠律師。對方意識到我真在看他，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仿佛在說，你難道要我接受對我方不利的證據嗎？

他將我的證據往外推，我只得不情愿地收回，再遞給他和仲裁員一份新的代理詞。

我早就做好另一準備，如果核心證據無法提交，就把它以圖片形式嵌套進代理詞。

A廠律師壓根沒看那份代理詞，估計是胸有成竹，懶得看。

庭審繼續，就在仲裁員核實宮月的基本信息時，書記員冷不丁插了一句：“被申請人的代理詞里有相關事實嗎？有的話我直接抄了，節省庭審時間。”

她一說完，A廠律師也拿起代理詞翻看起來，瞪大眼睛說：“仲裁員，她這是……在作弊嗎？”

仲裁員挑眉盯著我，順手拿起代理詞，“李律師，你要是這么交材料，我可收不了。”

“這只是對我抗辯觀點的說明，不作為證據提交。”

我努力爭取，仲裁員只是深嘆一口氣，舉起代理詞遞到我面前，再次拒絕。

我的“小手段”都失敗了，只能撤開椅子，起身拿回來代理詞。

之后的庭審，我逐一質疑對方的證據，也適時向仲裁員陳情宮月的困境：

“宮月雖有高級職稱，但那只是虛名，不能因此將競業限制范圍擴大到她這樣的普通員工身上，這分明侵犯了她的擇業權！”

“違約金設置過高，雙方權利義務相差六倍，這種霸王條款已背離了競業限制對公司應有的保護邊界！”

“視頻證據來源非法，系偷拍、跟拍所得，嚴重侵犯了宮月的個人隱私，理應排除！”

“而且，視頻取證地點并非僅有B廠一家。申請人的證據根本無法證明宮月入職B廠，社保記錄反而清楚顯示宮月目前仍處于無業狀態。”

說到這里，我揮手舉起那份未被接受的證據。

仲裁員終于忍無可忍，打斷庭審，將我拉到外面的樓道。

“李律師，我聽得出來你很想為當事人爭取，但是……“話沒說完，仲裁員嘆了一口氣，足足醞釀了四五秒鐘，才壓低聲音和我說：

“但是A廠在我們這里一年幾百件這種案子，就沒有輸的，你可以去搜搜看。”

我哭慘的策略可能打動仲裁員了，通常來講，沒有仲裁員會在案件出結果前向律師透露自己的傾向。

我趕忙給宮月打電話，刻意把話說得重了，問她要不要調解。如果調解，可以談談違約金多少，也不會在裁決書里落下她違約的事實，以后其他公司背調，對宮月更有利。

電話里，宮月語氣平和，“李律師，我和公司談一下給您回電話吧。”

掛掉電話，我在走廊里來回踱步，手機屏幕一滅，就立即點亮，生怕錯過宮月的消息。

手機鈴響起，接到的是B廠法務主管的電話，“李律師，調解的事情您可以和A廠談，我們不會替宮月付違約金的，所以您能談得越低越好。”

“什么！宮月說是公司付呀？”

我甚至懷疑，是不是自己搞錯了什么。

“那是她以為。”B廠法務主管頓了頓，用極為冷漠的語氣說。

“公司的人力非常專業，并沒有在和她的合同中簽這一條。”

她仿佛專門為我留了震驚的空白時間，等我反應過來才接著說：“您是專業律師，這些技巧應該很熟悉了，這是公司優秀的引進人才案例。但是您也沒有必要和她講，協議也需要您為我們保守秘密。”

“嗯，明白。”我木然地回應著。

再撥打宮月的電話，已經關機。

我回到開庭室，先穩住仲裁員，推說金額過大，當事人情緒比較激動，需要和家里商量，就沒有再接我電話了。

繼續開庭后，我預感到仲裁可能的結果，沒了一開始的銳氣，只是一味反對。

簽筆錄時，A廠法務走出去打了電話，對方律師看到，開口對我說：

“李律師，我建議您勸當事人調解，A廠的案子都是我們律所在做，像您當事人這種，被要這么多違約金的一只手都數得過來，您的當事人可能是得罪過誰，再打下去對她不一定有利。”

我當律師十年，很少見對手律師會為我的當事人著想。剛才庭上那點小摩擦，讓我有點不好意思，就禮貌性地低頭說了聲謝謝。

對方律師倒不介意，拿手機掃了微信二維碼，客氣地說：“隨時歡迎您的和解方案。公司法務懷孕了，不想費力盯著這個案子，如果能調解，我可以幫忙做做工作。”

庭審結束后，我獨自開車回律所，想找宮月溝通一下，但宮月卻怎么也聯系不上。

回程路上，我想了好久才明白，B廠法務吃定我出于職業道德一定會保守秘密，他們直接攤牌，要我把案子往死里拖，好為B廠正在搞的新項目爭取時間。他們的算盤是，只要宮月在這期間把項目搭建好就行。

至于之后？就沒有之后了。 一旦項目完成，宮月就沒了利用價值，隨時可以一腳踢開。B廠表面上是幫她打官司，實際上只是想全程控制案件進程，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想到宮月對B廠那么信任，我心里五味雜陳。

宮月為什么聯系不上？肯定有人授意她要關機，人為的切斷了聯系。

巧合的是，“把案子往死里拖”這個訴求，宮月也和我提過，她也想案子盡量進行的慢一些，如果勞動仲裁的結果不好，那就繼續走一審、二審。

她的心思是，只要A廠現在的領導還在，她就沒機會去談調解方案。離職后，前同事隱約向她透露了些事。

據說，前領導當時處于晉升關鍵期。可她負責的板塊遲遲沒出成績，錯過了最佳曝光期。領導因此沒能晉升，很可能把氣撒到了宮月身上。

宮月寄希望于時間拖得夠久，久到A廠的人事發生變化，換個領導沒準能更好談。

那一刻，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B廠和宮月的訴求竟如此默契，而我費心做的，卻似乎不被他們領情。看起來這是一個只有我費力往前沖，其他人都想往后縮的案子。

我感覺到自己的無力，只能不停打電話給仲裁員，希望她能施壓對方，降低賠償金額。

午休后，仲裁員分別給我和對方律師打了電話。對方律師甚至已經安撫好A廠法務，為宮月爭取到談判機會。

“李律師，我能做的就是把補償金算到稅后，違約金得讓當事人親自去公司道歉才行。”

仲裁員再次破例給我透了底。

我替宮月連連道謝，隨即把仲裁員主持下的調解意向發給宮月。

“收到，我和公司確認一下。”

宮月很快回復，看來B廠法務只是要求她在庭審期間關機。

但是在那以后，宮月始終沒有回復我調解方案。仲裁員幾次來電，我都替她在哭窮。

直到上周，也就是仲裁期限的最后一周，仲裁員才打來電話，讓我親自去領裁決書。

回到仲裁庭，我領過裁決書，翻到最后一頁看了眼金額，感覺好像比想象中少了一些，趕忙翻回第一頁查看A廠的訴求。

足足少了15萬！

這個結果是我沒有想到的，我坐到一旁仔細讀了起來，里面有句話，讓我很扎心。

“在A廠對此不認可的情況下，宮月未提交證據予以證明，故本委不予采信。”

《裁決書》里根本沒提證據是因為超期才沒被接收，反而直接寫成了宮月沒有提交任何證據，作為宮月的律師，這句話，就像是在打我的臉。

算了。雖然《裁決書》避而不談我的付出，宮月也無從得知我為她爭取了什么，但至少仲裁員最后那句“酌定”，替她減免了15萬的違約金。

這就是我作為她的律師，所能盡的最大努力了。

即便如此，余下的賠償金對一個普通家庭而言，仍然是非常巨大的一筆。

宮月本來還欠著幾百萬房貸，生活壓力已經壓得她喘不過氣來，現在又多出幾十萬的違約金，這可能真的會摧毀這個過去一直堅強的姑娘。

回到律所，我掃描裁決書，發給宮月和B廠法務群，詢問他們關于起訴的意見。

宮月還是兩個字，“收到。”

手機鈴響起，是仲裁員的電話，“李律師，你問一下起訴還是調解？”

“調解？”我無法相信我耳朵里聽到的詞，裁決書白紙黑字判了輸贏，還有得調嗎？

“對方律師和公司匯報了，如果你們不起訴，趕緊和公司調解。”

仲裁員見我沒接話，反而疑惑地又補了句解釋。

我明白了。勞動仲裁只是訴訟的前置程序，如果對結論不滿意，后續還能打官司。有些公司為了早點結案、省麻煩或省律師費，也樂意給員工適當讓步，趁早和解。

“還有機會嗎？”我聲調都提高了八度，“我馬上問宮月。”

“你怎么還沒問她呀，這么多錢……”

每一次應該沖著宮月的批評都沖著我來，我倒是也習慣了。

就像是好了傷疤忘了疼一樣，我又給宮月打去了電話，語氣難掩激動地勸她調解。

宮月還是那樣淡淡的，“我想想，和公司商量一下。”

這個傻姑娘，直到現在還以為公司會像當初口頭承諾那樣，為她支付這筆違約金。

我掛掉電話，立刻給師妹撥過去，問：“你們這兒，是不是有些事兒沒‘對齊顆粒度’啊？”

小師妹一聽，秒懂我想問啥，立刻給我上起一課，那派頭，活脫脫一個大廠人。

在他們這里，人力部門早早就盯上了同行那些還沒辭職或者剛辭職的人才，發動獵頭，咔咔地把人給挖過來。

挖來了以后，變著法子地幫公司省錢，想辦法控制薪水，哄著員工高興，代付競業違約金這種事兒，只要能略過去，就一定會想辦法略過去。

一旦出了競業問題，就輪到法務部門出馬，直接判斷員工價值，價值不高的，直接按照耗材計算，和打印機邊上作廢的紙張沒有什么兩樣。

“師姐，我入職培訓的時候，我們人力總可是親自給我們講過這課！當時宮月的合同，是被拿來當經典案例分享的！口頭暗示解決違約金，是沒有法律效應的！”

小師妹說這話的時候，顯得很有底氣。

沒辦法，在其位，謀其政。我以前做企業法律顧問的時候，也老被問到各種騷操作：怎么才能把懷孕的員工辭退還不給賠償？怎么才能不花錢把老員工優化？

諸如此類的咨詢，簡直是家常便飯。

只不過，現在我的屁股，坐到宮月這邊來了。

掛掉宮月的電話，我心里就一個念頭：這互聯網大廠的“網”，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東西。它就是大廠的領導，還有那些獵頭、法務、人力部門，大家你一針我一線共同織出來的，一張圍獵宮月的，看不見的巨網。

看完這個故事，我想起之前一些人喜歡在社交媒體上曬互聯網大廠工牌、曬大廠周邊的事情。

那是一種骨子里的驕傲。

李不疑也說，能在宮月身上看到互聯網大廠對她的影響，她會在講話時候不自覺地說到業務賦能、打法閉環、對齊顆粒度等等一些李不疑聽不太懂，但在互聯網行業中很流行的“黑話”。

曾經，成為大廠一分子，是讓人挺開心的事。這是好多普通人，包括宮月在內，默默奮斗的動力。可是現在呢？

我時常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這樣的帖子：如何能夠讓孕婦主動辭職而不給賠償，如何清除成本高的老員工，這樣的故事每個白天每個黑夜都在交替發生。

對于宮月本人來說，五十多萬的賠償，不只是一個數字，更是壓在個體身上的一座山。這個被卷入糾紛漩渦的當事人，在兩個大廠的博弈中，她掙扎求生，試圖抓住一絲轉機，卻發現自己陷入了更深的羅網。

在這個時代，有許許多多宮月，我不想對他們的選擇給出什么評價，只愿這世界能對他們好一點，哪怕就那么一點。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月半、迪恩

插圖：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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