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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有天然的優勢、積極的愿望和樂觀的前景估計,但中日貿易本身卻并不能由中日兩國自主決定,而終須取決于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政府,對其遠東政策的全盤考慮。
美國為日本尋找經濟出路的考慮,與中國變局及東南亞事態發展交織在一起,雖然考慮到離間中蘇關系以及中國對日出口,會顯著減輕目前日本對美國原料與糧食的依賴等,美國鼓勵中日易貨貿易,但同時美國政府內也有人擔心中日貿易會導致美日之間政治聯系松弛,以及日本政治與戰略轉向的問題,害怕日本因此而被拉入共產集團,落入蘇聯控制。
為此,美國在允許中日易貨貿易以打開日本經濟出路的同時,更希望為日本尋求能夠替代中國的更可靠的原料來源和產品市場,這便是東南亞。
1、遠東馬歇爾計劃
東南亞是歐洲傳統的殖民地,直到1948年底之前,美國對東南亞的考慮,主要還是把它與歐洲的政治經濟聯系在一起,1948年12月,政策設計組的戴維斯,提出了一份關于東南亞安全與遏制問題的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里,戴維斯強調東南亞對西方安全的重要性,認為中國雖大卻與西方各國關系不深,只對日本比較重要;而東南亞則不然,其經濟不論目前還是將來,都與日本和西歐工業息息相關。
此后,美國開始重新審視東南亞的戰略地位,并將其與日本的經濟出路聯系在一起。
1949年2月19日,艾奇遜在眾議院講話時表示,美國政府準備在中國“等待塵埃落定”,而謀求把對遠東戰略的注意力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
艾奇遜指出,東南亞對非共產世界非常重要,它不像其時已援助無益的中國,其民族主義尚未被共產黨壟斷,美國應致力于為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復興而開發東南亞的資源。
3月29日,政策設計組由凱南和戴維斯合作,提交了題為《美國對東南亞的政策》的報告,該報告雖未最終成為美國政府的正式文件,卻作為東南亞遏制政策的起源,影響深遠。
報告指出,戰爭與戰后的動蕩已徹底破壞了東南亞舊有的政治經濟秩序,使19世紀以來歐洲殖民主義統治秩序面臨空前危機,各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及其政局的動蕩,已使這一地區成為克里姆林宮有計劃滲透的目標;出于東南亞是地理上的十字路口、經濟上的聚寶盆、政治上的萬花筒,它的最后行動方向,將會影響全球權力平衡,故應以東南亞為自日本向南延伸至印度半島的“大新月地帶”遏制防御線中的重要環節。
《美國對東南亞的政策》的報告強調,阻止克里姆林宮奪取東南亞,是確保亞太地區日本、印度和澳洲等三個主要反共基地安全的關鍵;并同時警告,由于東南亞是重要的原料產地,失去該區域的原料會妨礙整個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復興。因此,美國應支持東南亞溫和的民族主義者,結束其復雜的舊殖民統治,只有這樣才能在遏制共產主義滲透的同時,確保日本和歐洲的經濟利益。
《美國對東南亞的政策》的報告要求加快掃蕩歐洲在東南亞殖民體制步伐的觀點,引起了國務院內部的尖銳爭論。院內歐洲主義者認為,東南亞是歐洲傳統的殖民地,而只有歐洲才是資本主義經濟恢復的根本,《美國對東南亞的政策》要求強化日本與東南亞經濟聯系,必將損害歐洲經濟復興。
由于院內意見的分歧,艾奇遜在7月1日將其送交國家安全委員會時,只希望把它作為其他研究的參考資料。1949年2月,陸軍部的經濟顧問瑞特和陸軍部部長助理伏希斯合作,起草了一個“遠東馬歇爾計劃”。
該計劃以接受共產黨控制中國的事實為前提,建議由西方承諾壓制東南亞民族主義叛亂,以期加強東南亞和東京的聯系。
“遠東馬歇爾計劃”總體上是以日本為中心來設計美國對遠東的援助的。它以經濟援助為主,輔以軍事援助,準備把美國對東南亞和日本的所有援助基金都統一起來,使其既能服務于東南亞,又有利于日本,目的是要“創造民主政府,恢復生存經濟并限制蘇聯擴張”,“提高人類尊嚴”,使東南亞的“重要原料”不致落入共產黨的控制。
該計劃最初得到了希望開發東南亞的經濟合作署,以及肩負振興日本經濟之責的日本“經濟沙皇”道奇的響應,但很快各方面因目的不同而分道揚鑣。
因為經濟合作署關注的目標是歐洲復興,認為在亞洲的花費應該為加速歐洲經濟復興服務,目的在于增加歐洲非美元的原料來源以減少西歐各國的美元流失;而陸軍部和道奇則對給日本以優先權益更感興趣。國務院是反對該計劃的,理由是多數亞洲國家不會愿意附屬于日本。
國務院經濟專家認為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雙邊而非普遍的復興計劃更實際也更有意義。除了美國政府內各部門間的分歧外,導致“遠東馬歇爾計劃”失敗的關鍵原因,還有東南亞自身政治軍事局勢的動蕩不穩,而且1949年初杜魯門要求經濟合作署停止在中共占領區的一切計劃,這意味著將削減政府直接補貼中日貿易的任何可能,于是支持各方的興趣也就大大降低了。
總的來說,歐洲主義者的反對并沒有阻礙美國政府準備強化日本與東南亞聯系的步伐,因為中國變局導致遠東形勢的緊迫已使杜魯門政府感到不得不為之。考慮到中國變局及東南亞各國民族解放運動日趨高漲,甚至英國也表示愿意支持美國在東南亞的遏制立場了。
2、國務院和軍方的博弈
1949年4月,貝文為簽署北大西洋公約訪問華盛頓時,建議成立一個由美、澳、新、英組成的聯合經濟團體共同開發東南亞。而且,在支持日本進入東南亞問題上,國務院溫和派與軍方強硬派立場也是一致的;雙方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應該保臺、以軍事對抗中共,是否應允許中日貿易,以及是否應重新武裝日本、早日簽訂對日和約等諸方面,這些問題相互關聯,都以遏制共產主義擴散和蘇聯擴張為總體目標,不過,由于中國局勢未明朗,很大程度上,各方都存觀望之心,等待著新成立的北京政權的反應。
1949年春天,國務院溫和派成功地取得杜魯門總統的支持,確立了NSC41相對寬松的對華貿易管制原則,以便“等待塵埃落定”。
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一直堅持其強硬立場,主張封鎖大陸,禁止中日貿易。1949年6月,國防部長約翰遜要求重新審議亞洲政策,尤其針對中國革命成功對美國未來安全所造成的威脅。軍方提出NSC48文件。
該文件把中國革命視為共產主義征服東南亞和日本的第一步,強調日蘇經濟合并、蘇聯進入東南亞的后果,不相信中蘇分裂的可能,要求禁止對華貿易,控制臺灣,并力主讓日本進入東南亞,由于無法說服軍方強硬派,艾奇遜希望能使其降低對中國本身重要性和對中國問題的關注。
8月18日,艾奇遜任命杰塞普、凱斯、福斯迪克三人組成特別遠東顧問團,專門研究針對國會和政府內部強硬派對遠東政策的對策。
遠東顧問團的研究結果是首先肯定了應堅持國務院對華政策立場的基本觀念。杰塞普強調離間中蘇關系的重要,指出華盛頓必須與北京政府共存,為了鼓勵中共偏離莫斯科軌道,不僅不能幫助臺灣脫離大陸,而且應取消中日之間非軍用物資貿易的障礙,同時還應把日本、韓國、琉球、菲律賓作為示范,以吸引中共。
顧問團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政府應將注意力轉移到中國之外、集中于關注東南亞重要的“大新月地帶”的國家,支持東南亞各國的非共民族主義者,重新努力使眾議院為“第四點計劃”撥款,任命亞洲特別高級專員,早日簽訂對日和約,重點援助菲律賓利和印度,使其成為展示兩方制度優越性的示范櫥窗等等。
8月,伏希斯取代德雷帕,成為陸軍部副部長,伏希斯主張對華強硬路線,反對早日對日媾和,并要求確保美航母對日本的實際控制。就職后不久,伏希斯便飛抵東京與麥克阿瑟討論遠東對蘇防御、對日政策及日本經濟自立等問題,隨后還視察了日本各地。伏希斯對中日貿易持全面否定態度,不僅反對眼前的中日貿易,也反對將來的中日貿易。
隨著伏希斯的就任,軍方加快了使日本經濟出路向東南亞轉移的步伐,為了幫助日本打開進入東南亞之門,讓東南亞取代中國成為日本的資源市場,伏希斯雄心勃勃,致力于統一各種美國對亞洲的援助基金的計劃,希望以美國援助基金為黏合劑,使這些基金能夠既有利于受援方,又有益于日本,從而密切日本同東南亞的經濟聯系。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各部門都分別與英國大使館接洽,希望英國能說服英聯邦,保證日本能與東南亞建立更廣泛的經濟聯系,以其取代日本傳統的中國和朝鮮市場。英國駐華盛頓參贊格雷夫斯報告英國外交部,美國政府不同部門試圖以同樣的理由說服他。
10月,在沈陽的瓦爾德事件發生后,美國群情嘩然,杜魯門一度準備要全面禁止中美貿易并封鎖中國全部港口進行報復。遠東顧問團力陳不要采取針對中國的行動,而應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使日本與東南亞結合以阻止共產主義蔓延上。
11月17日,遠東顧問團面見杜魯門陳情,杜魯門稱因此對遠東形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艾奇遜也指出,遏制共產主義和改善中國狀況的最佳途徑是避免刺激中國。在遠東顧問團的建議下,杜魯門決心要支持國務院所提出的溫和的、有建設性的對遠東長遠政策。
所有這一切,成為1949年底國務院成功修訂國防部NSC48強硬基調的重要前提。正因如此,12月29日通過的NSC48/1和30日通過的NSC48/2都體現了國務院對華政策的溫和基調,強調要把美國的注意力自中國大陸向“大新月地帶”轉移;應準許管理下的中日貿易,以便發展日本新的市場和原料來源,尤其是東南亞,等等。
總得來看,盡管美國政府內部就中日貿易問題爭論激烈,但由于NSC41在遏制總體理念下相對溫和的基調,貿易管制之下的中日貿易仍然取得比前一階段更迅速的發展。自1949年3月3日NSC41生效至1950年6月底朝鮮戰爭爆發,中(共)日雙邊貿易額達到4000萬美元,幾乎是一年前的兩倍。
正因為如此,自1949年春天在日本展開的中日貿易促進運動也備受鼓舞,在1949年底展開的全面媾和運動中,社會黨和知識界打出了中日貿易不可或缺的鮮明旗幟。
3、對日媾和的僵持
1950年1月中旬,英聯邦召開了科倫坡會議。會上,英國獨自提出了英方的對日媾和草案,雖然美國國務院和軍方在對日媾和問題上繼續僵持著,但有關對日媾和的討論卻再度活躍起來。
在1月5日和12日杜魯門和艾奇遜相繼發表不干涉中國事態、不向臺灣提供軍援、且目前無意在臺謀求特別權益或建立軍事基地的公開講話之后,共和黨果然對政府的中國政策發動了一場猛烈的攻擊,指責中國落入共產黨人和蘇聯的控制,并非如白皮書所言由于國民政府自身的腐敗,而是美國援華不力,共和黨要求恢復在亞洲問題上,超黨派外交的傳統,一向要求采取對華強硬立場的五角大樓,與麥克阿瑟也加入到遣責者的行列,由于采取溫和對華政策所承受的巨大壓力,艾奇遜希望能盡快與軍方就對日媾和達成一致,以轉移公眾視線,但是,五角大樓卻繼續采取拖延戰術。
1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率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訪問東京,與麥克阿瑟會談三日。麥克阿瑟原以為在其勸說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媾和問題的立場會有大幅度修改,未料布萊德雷在回國后仍向杜魯門表示、軍方依舊認為在這一時期締結對日和約為時過早。
不過,此時國務院與軍方有關軍事安全方面的分歧正逐漸減少,國務院接受了軍方關于小規模重新武裝日本,恢復其少量武器生產,并維持美軍在日基地及駐兵權利等主要觀點,軍方也認可了關于蘇聯不會直接武力進攻日本的看法。
而且雙方均認為,安全問題可以通過一個特殊的雙邊防御協定與和約同時簽署,并通過與區域內其他非共產黨國家之間達成某種防御安排來解決。
雙方仍然存在的主要分歧是日本重新武裝的規模、美軍駐軍和基地的范圍以及對日媾和的時間問題。在國務院看來,延長占領會破壞日本目前尚存的親美反共情感,目前維持日美關系最可靠的方法,應該是在日本承諾有限的重新武裝并向美國提供有限的軍事基地的基礎上,盡早給日本一個合理的和約;但五角大樓懷疑日本人的忠誠度,認為應在和約中硬性規定保證日本留在西方陣營內的條款,且在安全問題得到圓滿解決之前,必須推遲締約。國務院的觀點得到麥克阿瑟的認同,也取得了杜魯門的支持。
1950年新年之后,國務院加快了步伐,一面在院內準備新的媾和妥協方案,一面想通過杜魯門總統向軍方施加壓力,2月20日,艾奇遜和臘斯克向杜魯門建議,要求總統命令參謀長聯席會議準備關于對日媾和的文件,并批準達成一項有關太平洋集體安全的安排。
國務院指出,莫斯科對有關對日媾和之議并沒有興趣,它所關注的是中國和東南亞,想通過這些地方敲詐日本;可以讓日本與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等國分別簽署安全條約,這將能為抵制蘇聯在印支和整個東南亞的擴張提供心理支持。
五角大樓仍然堅持媾和時機尚未成熟,并警告說如果美國忽視了蘇聯而與日本簽署向美國提供軍事基地的和約,蘇聯可能會提出與美國同樣的要求,甚至可能對日本實行報復性封鎖或侵襲。
為表現出合作姿態,陸軍部副部長伏希斯在2月27日提出了一份名曰“對日和約可能的新方法”的“半媾和”方案。
其基本觀點是:一方面讓美國及“友好國家”與日本簽訂一個“半和約”,終止對日戰爭狀態,恢復日本在內政與外交方面的自主權;另一方面,則繼續保留占領時期的管理機構,繼續留駐占領軍,以防緊急事態發生。
伏希斯強調,這樣的“半和約”將有利于解決在美國對日單獨媾和情形下的法律問題,因為蘇聯如果拒簽美國起草的對日和約,那么蘇聯與日本的戰爭狀態在法律上就沒有終止,蘇聯便有出兵日本的口實;與日本簽訂“半和約”,則一能避免這種危險,二可安撫日本輿論、三能保證美國對日本的軍事安全要求。
伏希斯方案經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修正后,于3月23日送交到國務院,此時,國務院正基于集體安全理念,準備提出有關“太平洋協定”的方案。
針對軍方的安全要求,國務院的基本設想是將恢復同日本的正常政治經濟關系、防止日本再度侵略與抵制共產主義集團的滲透侵略等三方面目標綜合起來,通過對日媾和與建立集體安全保障體制來實現。
國務院認為,伏希斯的“半和約”只予日本以媾和之名而未予其實,不能在政治上保證日本對美國的忠心;而且艾奇遜甚至懷疑伏希斯方案過于強調法律問題,似乎有無限期占領之嫌,恐怕反而會招致盟國疑慮,國務院與軍方初步協調未果。
4月24日,雙方首腦人物又就對日媾和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會上,艾奇遜仍強調占領效益遞減的問題,擔心日本狀況會進一步惡化,并指出蘇聯已沿1947年美國提案的路線展開攻勢,要求召開對日和會,只有早日媾和才能脫此困境,麥克阿瑟將軍也對此予以贊同;至于安全保障問題,可以讓日本與遠東委員會諸國一道構筑多邊集體安保體制。
軍方沒有就國務院的多邊安全體制做回答,只是再度強調日本軍事基地的重要性;軍方還表示麥克阿瑟提倡早日媾和只是出于對蘇宣傳的目的。軍方這種不愿讓步的姿態使艾奇遜再度受挫。為安慰艾奇遜,約翰遜表示自己將在6月中旬訪問東京考察日本的軍事狀況,待他歸國之后,7月初會就媾和問題做出答復。
從4月會議軍方拒不讓步的姿態來看,對日媾和似乎仍然遙遙無期。但實際上,此前此后一些形勢出現的新變化,已使美國政府內就對日媾和問題的僵局產生了微妙的松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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