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承載著全社會關于“人”的理想設定，其敘事通常體現為對兒童主體建構、倫理秩序內化與社會關系嵌入的探索。在后人類語境下，“兒童”不再是自明的成長單位，而是一種動態流動、與他者共生的存在狀態。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兒童文學敘述的主體及其倫理關系，由此促成了兒童文學與生命政治、生態哲學、科技想象之間更為復雜的交匯。

主體的位移：

從“兒童中心”到“關系結構”

歷史上，兒童逐漸被賦予獨特的道德與情感價值，兒童文學作為這一觀念的重要表達形式，也在不斷建構關于兒童的文化想象。19世紀中葉，兒童被納入人類中心主義的文化邏輯之中，成為兒童文學革新的象征支點。1859年，為捍衛兒童的權利，英國兒童文學作家查爾斯·金斯利發表題為“無辜者的屠殺”的演講，他說：“即使是最卑微、最貧困、最墮落的人類，也遠勝過世上所有愚笨的動物……兒童是世界上最美麗、最珍貴的。”金斯利的觀念強調成人/兒童、人類/非人及自然/文化的二元對立，深刻地影響著兒童文學批評史中對兒童及兒童文學定義的走向。

對兒童文學的界定焦慮，歸根結底源自近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對邊界與本質的執念。而在后人類語境下，這種將主體與他者嚴格區分的模式被質疑：人類不再被看作孤立的中心，人與非人、自然與技術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或者說，主體不再通過定義來獲得穩定性，而是把不穩定本身作為研究的入口。瑪拉·古巴“不定義兒童文學”的理論基礎是，兒童文學并非必須具有某種統一的本質屬性，它是一個由文本、實踐與文化語境構成的相似網絡。事實上，兒童文學的界定之難并不在于其是否“可能”，而在于任何尊重其豐富與雜亂特質的界定，必然會因其復雜和例外而難以適用。

傳統兒童文學批評多以“兒童文學”為核心概念，強調為兒童發聲、表現兒童主體性。然而，所謂主體并非一個孤立自足的實體，而是無數關系的交織節點。兒童之所以成為“兒童”，因其處于成人、社會、自然、技術諸多力量互動的結構中。兒童文學應被重新理解為一種以關系性為核心的文學實踐——它不僅書寫個體成長的軌跡，更揭示個體與世界錯綜復雜的交互生成過程；它不僅承載著人類對未來的想象，同時還呈現著人類與非人世界之間不可割裂的共生關系，即從“界定”走向“關聯”。兒童文學研究應該突破傳統的界定焦慮，探索兒童文學內部固有的多樣性、流動性與生成性特質。

倫理的重思：

兒童與非人存在的共生關系

在“關系結構”的視角下，兒童文學的倫理關系經歷了深刻的重塑過程。以往，兒童文學常以兒童為主體，非人存在——無論是動物、植物，抑或環境本身，多被視為兒童成長的背景要素，承擔陪伴、啟蒙或教育的功能。這種模式延續了人類中心主義邏輯，將非人的他者降格為工具性存在，服務于兒童的主體化進程。然而，后人類理論對主體、物種界限與生命政治的系統性批判，使這種單向度的倫理關系受到挑戰。

在兒童文學的語境中，成長不再意味著朝向單一理性、完全主體化的人類成人身份進發，而是在與非人存在的相互滲透與共變中，展開持續、多方向的生命實踐。例如，大衛·阿爾蒙德的《斯卡利格》中斯卡利格這一角色，兼具人類、鳥類與神秘生物的特征，既非純粹的自然存在，也非完全的超自然象征。主人公邁克爾在與斯卡利格的交往過程中，經歷了類似于“生成—動物”的變異體驗，并打破了固定的自我邊界，與異質生命體建立起一種非支配性的、感性共存的關系。在這里，兒童文學作為文化生產的重要場域，也因此被賦予了重新配置生命政治與物種共存想象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后人類倫理視野不僅關涉人與非人之間的關系重構，也涉及對兒童身份的重新理解，它促使兒童文學超越以“人類未來”為正當性依據的傳統框架，而轉向多物種、多世代、共享脆弱性與共同生成的倫理空間。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這種倫理重思也使得兒童文學能夠積極介入當代諸如氣候變化、物種滅絕等危機，探求以人類為中心的歷史敘事與主體建構。在后人類時代，兒童文學不再僅是人類文明內部的文化教育工具，而成為激發跨物種感知、促進多樣性共生的倫理實驗場。

生命的延展：

技術想象與生態關懷

在兒童與非人存在的共生關系中，同樣觸及生命本體的可塑性。當“兒童”不再是人類中心主義下的自然存在，而是一個開放的生成體時，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在技術介入與環境劇變交織的當下，生命如何得以延展？這種延展既關乎技術的虛構潛力，也呼喚人類對生態的深層關懷。在后人類語境中，兒童文學中的技術想象與生態關懷并非彼此對立的兩極，生命被重新理解為跨物種、形態與媒介的延展過程，不再受限于有機體的定義。兒童文學作為一種由想象力驅動的敘述形式，天然具有打破物種、時空、技術邊界的可能性，并日益顯現出對生命多樣性、技術中介性與生態互依性的關注。在這類文本中，“兒童”不再是自洽、孤立的成長個體，而成為與智能機器交互共生的關系節點。通過技術想象與生態關懷的疊合，兒童文學不僅拓展了生命的邊界，也重新設定了倫理的位置與感知路徑。

在諸多當代兒童文學作品中，技術不僅是人類工具的延伸，而且成為生命融合的觸發點。例如，在凱瑟琳·拉斯基的“守護者”系列中，自然生命與技術媒介彼此滲透，構成一種既陌生又親切的“技術動物性”。技術并非僅是控制自然的手段，而是生命流變的另一個維度，它可能帶來毀滅，也可能成為新的感知、記憶與情感機制的孵化器。又如安妮-蘇菲·鮑曼的生態教育繪本《地上地下·自然》，引導讀者體驗植物的呼吸、雨水的低語與泥土的沉默，這種以感知為基礎的生態書寫，構建了一種跨物種的情感共鳴機制。這類作品的敘事邏輯不是從“人類毀滅自然”到“人類拯救自然”的二元對抗，而是一種多方共生成長的想象：技術殘骸、非人生命、兒童感知共同構成了一個動態開放的世界劇場。在這個劇場中，生命不再以進化論式的單線時間推進，而表現為一種相互纏繞、彼此激發的關系生成過程。因此，兒童文學中的生命延展既是技術邏輯的自然外溢，也是生態倫理的想象回返。技術是觸須，生態是血脈，生命在多重媒介與多樣物種間生長，不斷變形，卻從不孤立。

總之，作為介于現實與幻想之間的文學類別，兒童文學天然具有穿透邊界、聯結差異的力量。它不僅書寫兒童的經驗與想象，也映射出對人類中心之外生命形式的敏感與回應。在不斷被重構的關系網絡中，兒童文學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路徑，讓我們在多物種共生、技術纏結與生態危機的語境下，重新思考何為主體、如何共存，以及何以為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文學視域下兒童文學發展史”（21&ZD257）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