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士大夫階層的觀念中，“君子之守”與“橫渠四句”就像兩座精神豐碑，矗立在中國傳統的價值坐標系之中。前者源自儒家“修齊治平”的倫理體系，后者凝練于北宋張載的哲學思考，二者跨越千年卻構成精神傳承的嚴密鏈條。從孔子“君子喻于義”的道德訓誡，到孟子“修其身而天下平”的政治哲學，再到張載“為萬世開太平”的終極關懷，代表了中國士大夫精神追求從個體修養到天下擔當的邏輯躍遷。這種精神不僅塑造了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范式，更成為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機制。二者的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蘊含著中華文明延續不絕的深層密碼，這是一種將個體道德完善與社會理想建構相統一的獨特價值體系。

一、“君子之守”：儒家倫理的個體奠基

“君子之守”的核心在于建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演繹鏈條。最早，“君子”有時指有德有位的人，因為責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貴的人，就應是高尚的人。后來，在儒家的博大思想體系中，“君子”并非身份符號，而是道德理想人格的載體。孔子提出了“君子義以為質”，將道義作為人格建構的本體論基礎，形成以“仁”為核心、以“禮”為規范的道德操作系統。孟子進一步將個體修養與社會治理結合，他提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這一命題蘊含著深刻的政治哲學：通過個體道德的完善形成道德輻射力，進而實現社會秩序的良性建構。這種思維方式不同于西方契約論的社會建構路徑，而是基于“道德感化—價值認同—秩序生成”的東方倫理邏輯。

從哲學層面看，“守”的概念具有雙重指向：既是對“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原則的堅守，也是對“中庸之道”實踐智慧的持守。這種堅守不是靜態的恪守，而是動態的道德實踐過程。《大學》提出的“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綱領，將修身視為持續不斷的自我超越過程，形成“知—情—意”相統一的道德修養體系。這種修養論強調“反求諸己”的內省功夫，如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檢視，孟子“養浩然之氣”的精神培育，共同構成儒家修身理論的方法論體系。

儒家修身理論具有明確的政治指向性，“修其身”并非目的本身，而是“平天下”的必要前提。這種思維在《禮記·大學》的“八條目”中得到完整呈現：從格物、致知到誠意、正心，再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形成由內而外的價值推衍路徑。這里的“平天下”絕非權力掌控，而是通過道德示范實現“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治理效果。孔子周游列國推行“克己復禮”，孟子游說諸侯宣揚“仁政”思想，都是這種倫理政治觀的實踐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修身理論包含著深刻的辯證思維。一方面強調“獨善其身”的道德自主性，如孔子“君子固窮”的操守；另一方面又追求“兼濟天下”的社會責任，如孟子“舍生取義”的擔當。這種張力構成士大夫精神的內在活力，使其在不同歷史語境中能夠靈活調整價值取向，既保持道德獨立性，又不失現實關懷。魏晉時期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達，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嚴謹，本質上都是這種辯證思維的不同展開形式。

二、“橫渠四句”：士大夫精神的范式升級

張載“橫渠四句”以20余字建構起宏大的精神坐標系，實現了對傳統士大夫精神的范式升級。“為天地立心”完成從自然法則到人文精神的超越，賦予宇宙秩序以道德意義；“為生民立命”實現從個體生存到群體價值的超越，為民眾生活確立意義系統；“為往圣繼絕學”達成從歷史傳承到當代創新的超越，構建文化延續的精神鏈條；“為萬世開太平”則實現從現實關懷到永恒理想的超越，設定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

這四重超越具有嚴密的哲學邏輯。“為天地立心”基于張載“氣本論”的宇宙觀，認為人作為“天地之帥”，有責任通過道德實踐彰顯天地的生生之德。“為生民立命”則植根于儒家“天命之謂性”的人性論，通過道德教化使百姓超越生存本能，實現生命的價值自覺。“為往圣繼絕學”體現了文化傳承的歷史理性，張載以“繼絕學”為己任，通過重新詮釋儒家經典構建關學體系，實現儒學在佛道沖擊下的理論重構。“為萬世開太平”則展現了政治哲學的終極關懷，將儒家“大同”理想轉化為具體的實踐綱領。

張載提出“橫渠四句”的北宋中期，正面臨深刻的文化危機與社會轉型。一方面，佛、道思想的盛行導致儒家正統地位動搖，“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成為思想界的普遍憂慮；另一方面，社會矛盾激化，土地兼并、邊疆危機等問題亟待解決。在這種背景下，“橫渠四句”的提出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即通過重構儒家價值體系，回應時代挑戰。

從思想史角度看，“橫渠四句”的理論貢獻在于：其一，將儒家的入世精神提升到宇宙論高度，通過“天人合一”的哲學建構，為道德實踐提供形而上學依據；其二，突破漢唐儒學的章句之學傳統，開創以“義”理解經的新路徑，使儒學更具理論張力；其三，強調“經世致用”的實踐品格，張載本人“以禮為教”的實踐（如制定鄉約），將抽象的道德理想轉化為具體的社會規范。這種理論創新使儒學在與佛、道的競爭中重獲生機，為宋明理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精神傳承從修養到擔當的內在邏輯

儒家思想體系中，修身與抱負構成嚴密的邏輯鏈條。《大學》“八條目”將修身置于中心位置，視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前提條件。這種思維方式基于“道德資本”的預設：個體通過修身積累的道德能量，能夠轉化為社會治理的實際效能。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論斷，孟子關于“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推理，都體現了這種思維邏輯。

歷史實踐中，修身與治國的關聯得到充分驗證。諸葛亮“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修身功夫，使其能夠在復雜政治環境中保持戰略定力，成就“鞠躬盡瘁”的政治實踐；范仲淹“斷齏畫粥”的修身經歷，塑造了他“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政治品格，使其在慶歷新政中展現出堅定的改革勇氣。這種關聯在宋明理學中得到理論化建構，程朱理學“格物致知”的修養方法，陸王心學“發明本心”的實踐路徑，都旨在通過修身提升主體的道德實踐能力。

“橫渠四句”所展現的宏大抱負，反過來成為推動修養提升的內在動力。當個體以“為天地立心”為精神追求時，其道德實踐必然超越個人層面，進入更廣闊的社會場域。范仲淹青年時期“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的苦學，正是源于“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人生抱負；顧炎武“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學術實踐，也源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擔當。這種動力機制的運作原理，在于抱負設定了修養的目標導向，使修身不再是盲目的道德操練，而是具有明確價值指向的實踐活動。王陽明“龍場悟道”的思想突破，正是在“成圣”抱負驅動下，對朱熹“格物”說進行反思的結果；張載“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的治學精神，也是源于“為往圣繼絕學”的文化使命感。這種抱負與修養的互動關系，構成中國傳統社會士大夫們精神不斷超越的內在活力。

修養與抱負的關系并非線性因果，而是辯證互動的有機整體。諸葛亮“靜以修身，儉以養德”的自律，與其“興復漢室”的抱負相互支撐，形成“內圣外王”的完整人格；蘇軾“莫聽穿林打葉聲”的豁達修養，與其“致君堯舜”的政治抱負相互調適，使其在仕途坎坷中仍能保持精神獨立。這種辯證關系體現了中國智慧的實踐理性，既避免了單純追求修養的道德玄想，又防止了脫離道德根基的政治投機。在當代，這種辯證思維仍具啟示意義。個人修養若無社會抱負引導，易淪為瑣碎的道德操練；社會抱負若無修養根基支撐，則可能蛻變為空洞的理想主義。“橫渠四句”的現代價值，正在于提供了一種將個體發展與社會進步相統一的思維框架，使個人在追求自我完善的同時，始終保持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擔當。

四、士大夫精神的歷史展開與文化反哺

士大夫精神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多樣形態。春秋戰國“士志于道”的理性覺醒，使諸子百家在亂世中建構各自的價值體系；魏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解放，在政治黑暗中開辟了審美化的生存路徑；唐宋“圣賢氣象”的人格追求，將道德修養與事功建設有機結合；明清“經世致用”的思想轉向，則是對社會危機的實踐回應。這種歷史嬗變不是精神的斷裂，而是根據時代問題對核心價值的重新詮釋。

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精神的每次轉型都伴隨著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韓愈在佛、道盛行時發起“古文運動”，通過復興儒學道統重構文化認同；張載、二程等理學家吸收佛、道思維方法，將儒學提升到形而上學高度；顧炎武、黃宗羲等明末思想家，在批判君主專制的同時，又繼承了“天下為公”的儒家理想。這種“返本開新”的思維模式，使士大夫精神能夠在不同歷史語境中保持活力。

士大夫階層作為文化傳承的主體，通過多種方式推動中華文化的發展。這種文化反哺機制的獨特之處，在于士大夫既是文化的繼承者，又是文化的創新者。他們通過“述而不作”的詮釋傳統，使經典文本保持開放的闡釋空間；又通過“以述為作”的創新精神，為傳統文化注入時代內涵。這種傳承與創新的統一，使中華文化既能保持核心價值的穩定性，又能適應時代變遷不斷更新。

五、中華文化精神基因的現代解碼

“君子之守”與“橫渠四句”構成中華文化傳承的精神基因。從價值維度看，二者共同體現了“道德理想主義”的精神特質，將道德實踐作為個體價值與社會秩序的基礎；從思維維度看，二者都遵循“由內而外”的推理邏輯，形成從個體修養到天下治理的價值推衍鏈條；從實踐維度看，二者都強調“知行合一”，將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視為統一過程。這種精神基因使中華文化形成獨特的發展路徑，不是通過宗教信仰或契約制度維系，而是依靠道德理想的內在吸引力實現傳承。

在中國歷史上，這種精神基因被不斷自我復制與表達。漢代“天人感應”的政治哲學，唐代“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念，宋明“存理滅欲”的倫理建構，近代“中體西用”的文化策略，本質上都是“君子之守”與“橫渠四句”在不同時代的具體展開。即使在現代社會，這種精神基因仍在發揮作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個人品德與國家理想的雙重強調，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傳統士大夫精神的價值結構。

在當代，傳統士大夫精神需要進行創造性轉化。在個人修養方面，應將“君子之守”的道德自律轉化為現代公民素養，既保持“仁、義、禮、智、信”的價值內核，又賦予其現代倫理內涵；在社會擔當方面，應將“橫渠四句”的天下情懷轉化為現代公共精神，使“為生民立命”的傳統理想與公民社會責任相銜接；在文化傳承方面，應將“為往圣繼絕學”的學術追求轉化為文化創新動力，在繼承傳統的同時推動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實現這種轉化發展，需要注意以下問題：其一，區分傳統精神的核心價值與具體表現形式，如“修齊治平”的思維框架可以轉化為現代社會的個體與共同體關系理論，但具體實踐方式需適應現代社會結構；其二，吸收現代文明成果，將自由、平等、法治等現代價值融入傳統精神體系，形成兼具民族特色與時代精神的新價值體系；其三，注重實踐路徑創新，通過教育改革、文化建設、制度設計等多種方式，使傳統精神在現代社會中找到具體落腳點。

“君子之守”與“橫渠四句”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不是博物館里的文化標本，而是仍在流動的精神長河。它所蘊含的“道德主體性”思想，為現代人應對價值多元挑戰提供了精神資源；它所展現的“天下情懷”，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東方智慧；它所秉持的“文化使命感”，為文明傳承與創新提供了實踐范式。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傳承和弘揚這一精神傳統具有特殊意義。它提醒我們：個人的成長應與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知識的追求應與社會的進步相互促進，文化的傳承應與時代的創新有機結合。只有將“君子之守”的修身智慧與“橫渠四句”的宏大抱負相結合，才能在新時代構建起既有歷史厚度又有現實溫度的精神坐標系，為中華文明的永續發展提供內在支撐。這或許是傳統士大夫精神給予我們最寶貴的現代啟示：在堅守文化根脈中開拓未來，在擔當時代使命中成就自我。

作者：楊朝明，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孔子研究院原院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理事、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委員

來源：《中國政協》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