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曾以滿分考入清華的天才少女何碧玉，在電話里對父決絕地說：“我是不會回國的！”

說這句話時，她沒有半點猶豫。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被譽為“高考天花板”的女孩，最終選擇用最決絕的方式，切斷了和祖國的聯系。

讓人心痛的是，何碧玉這并非個例，此前的田佳良，也曾站在象牙塔的最高點，卻說出“國人惡臭”這四個極其刺眼的字。

那么，那些從普通家庭一步步走到國家頂尖學府的學子們，為什么會選擇定居海外的，這是所謂的忘恩負義，還是值得深挖的教育警鐘。

何碧玉出生在河南一個石油工人家庭，靠著天賦異稟和極致的自律，她成了天才班里最耀眼的學子。

她到底有多厲害？

四年讀完七年課程，十四歲那年，更是以高考滿分750分的優異成績，成功考進清華。

在一片贊譽中成長的何碧玉，從沒有在公開場合表現出半點輕狂。

她安靜、踏實、成績優異，是老師口中的好苗子，也是萬千家長心中的“別人家的孩子”。

清華畢業后，何碧玉被選為公派留學生，隨后她赴美深造，更是拿下神經科學博士，順利進入科研崗位。

按常理說，這是另一種“海歸典范”的開始，但在何碧玉心中，那條歸途早就封死了。

不是路斷了，是她不愿意再走回那片生養自己的土地。

她在電話里那句冷峻的話語，不是突如其來的反叛，而是早已埋下的種子發了芽。

何碧玉為何變了？是因為西方文化的洗腦？還是所謂向往所謂的自由空氣？

其實，這很難下結論，但從她走出國門的那一刻起，外部環境和內心世界的張力就悄然展開。

在美國，她從一個別人家的孩子，變成了無數優秀亞洲學子中的普通一員。

她不再特殊，反而要在種族偏見、科研內卷和簽證帶來的焦慮中，苦苦掙扎求生。

或許，何碧玉見過流浪漢在地鐵站讀書，也可能親眼目睹博士為了留在實驗室甘愿打兩份工。

而此時此刻，來自故鄉的聲音變成了另一種無形的壓迫。

父母打電話不停地催促她回國，導師每天發來期盼的信息，媒體吹捧她的傳奇。

所有人都在提醒何碧玉：“畢業的你，應該回來，報效祖國。”

但其實，何碧玉可能早就不想再扮演那個國家孩子的角色了，她開始質疑，自己拼命追求的到底是夢想，還是別人眼中的榮耀。

也許對她而言，留在異國他鄉，就算艱難，也是一種逃脫。

比何碧玉更極端的，還有田佳良。

這個曾在遼寧師范大學一路讀到廈門大學博士的女生，公開在社交平臺貶低中國人，說出“國人惡臭”這種極端言論。

與何碧玉的沉默不同，田佳良則選擇在公共輿論場上挑釁國人的底線和容忍度。

人們氣憤、痛心，紛紛譴責她的言論，可要說她是突然黑化的人，未免太過輕率。

早在本科時期，田佳良就曾用網名在網上發表類似觀點，并未引起重視，等到研究生期間再度爆發，已為時晚矣。

有人把她的問題歸結為精神殖民，也有人說，是大學校園里的崇洋媚外的環境讓她變得激進。

但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我們在教育孩子的時候，到底有沒有在告訴他們：“愛自己的國家，并不意味著盲從，但也不能徹底割裂。”

田佳良或許成績好、能力強，但她的家國認知長期處于空白地帶。

她沒有理解“生于斯、長于斯”的含義，也從未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

所以，她最終選擇以極端的方式表達立場，本質上是一次思想失控的炸裂。

我們太習慣用天才去定義一個年輕人，卻忽略了在培養知識的同時，他們也需要價值觀的錨點。

我們贊揚他們高分、深造、出國，卻沒有足夠的陪伴和引導，去告訴他們如何看待“祖國”這個詞的分量。

在一個越來越開放、信息多元的時代，一個人能接觸到的思想越來越復雜，文化沖擊隨時可能讓人迷失。

尤其是那些身處異國的留學生，在文化夾縫中成長，很容易陷入身份認同的撕裂。

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化根基，他們就可能被另一套話語體系全盤接管。

一旦形成對“家”的疏離感，哪怕回國再好，也不過是寄人籬下。

我們不能簡單地用白眼狼來批判他們，也不能為他們的極端言論洗白。

但我們必須承認，人才的培養，不只是把他們送出去，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知道該為什么回來。

在漫長的成長旅程中，有人走遠了，有人迷路了，但真正值得我們關心的，從來不是他們的去或留，而是他們內心是否還留著一盞燈，照著來時的路。

所以說，培養人才，不能只看分數和學歷。

如果沒有文化的歸屬、情感的認同、價值的內核，再高的分數也只能造就一個沒有根的人。

我們終究希望，那些走出國門的孩子，無論走多遠，飛多高，最終都能明白，風再大，雨再急，家的方向，是永遠值得回頭看的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