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美照亮靈魂的人
(摘自《天生我才:馮驥才傳》,杜仲華著,中國言實出版社)
“他外衣兜里揣著半本沒有封面、缺張少頁的小畫集,卻像得到一本天書那樣,興奮得好似渾身冒光。他使勁兒蹬著一輛老舊的匈牙利自行車,吱吱呀呀穿行在雨后漆黑的街道上。”
馮驥才與《藝術家們》手稿
2020年10月,首發在《收獲》雜志的馮驥才的長篇小說《藝術家們》,開頭便將讀者帶到了那個文化饑渴的時代。
這個“他”,就是小說主人公楚云天。他有兩個家,一個是他與妻子隋意的二人世界,一個就是他與畫友羅潛、洛夫,人稱“三劍客”的小小文藝沙龍。得了這本在當時被當做禁書的畫集,他自然要與畫友們分享。小畫集里,他們看到了西方野獸派、印象派和立體派大師馬蒂斯、凡高、雷諾阿和畢加索作品,竟激動得驚叫起來。而羅潛的兩張黑膠唱片——肖邦的《波蘭舞曲》和“老柴第一”,也聽得他們意醉神迷。
“三劍客”在精神匱乏的年代默默守護著共同的藝術理想,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下來,又一起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時代。但當精神解禁,生活變好,三人卻在不經意間從志同道合走向了分道揚鑣:洛夫被商業化浪潮吞噬,失去自我,患上抑郁癥,最后跳河自殺;羅潛苦心經營一個小畫廊,怎奈百姓家里不掛油畫,經濟上入不敷出,只好遠走廣東“油畫村”;只有楚云天,還在堅持理想主義、唯美主義和對藝術的赤子之心。
“我不回避,這部小說寫的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史,包括心靈史,還有藝術追求史。在我的心里仍然有著非常純粹的東西。”馮驥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他是怎么想起寫作《藝術家們》的呢?
今年春天,《俗世奇人》出版了“手繪珍藏本”。他坦言“這樣的一種語言,一種審美,一種地域性格,我已經把它寫出來了,所以不再寫了。我要寫另外一半,那些故事發生在租界里邊,有我熟悉的人 ,有我心中的事。”
《藝術家們》書影。
在藝術界,他有很多熟悉的人,但最熟悉的無疑是他自己。看過《藝術家們》的朋友,都能從中找到他的影子。
在他看來,作家在作品中除了塑造許多生命外,還有一個生命,就是作家自己。于是,作家就把他的生命化做一本書,到了他生命完結的一天,他描寫的那些跳動的心、流動的情感、燃燒的愛憎和散發著他獨特氣質的書,仍會像作家本人一樣留在世上。
那么,《藝術家們》中的楚云天,是否就是馮驥才自己呢?
是,也不是。
說是,是因為他和楚云天一樣,都出生在天津老租界,年輕時都酷愛宋畫,都因為口才好愛講故事而受人追捧,也都為救助朋友或文化遺產而捐畫。還有,楚云天在日本與平山郁夫會面,后者稱他的畫為“現代文人畫”;楚云天大年三十偕友去北京參觀現代畫展,被那些光怪陸離的非理性的“行為藝術”搞得一頭霧水;楚云天支持河南畫家高宇奇的巨幅人物畫《農民工》,在畫家遭遇車禍身亡后,踐行諾言,將他的生命之作搬到了北京中國美術館……所有這些,無不源于馮驥才的親身經歷;而小說中提到的 《收藏四季》《心中的十二月》,亦是他自己畫作的名稱。
馮驥才為《藝術家們》自繪的插圖:天津的小洋樓。
至于藝術觀念,可以說,整部小說貫穿的,都是馮驥才始終堅持的一個信條: “ 被美照亮靈魂的人,才是真正的富翁。 ”
在小說的第6部分,他用一大段文字闡述了他對藝術商業化的尖銳批評——
“兩千年來人們一直活在一成不變的生活中,這二三十年里卻一下子掉入一個社會的萬花筒。這是一個各種欲望都可能變成現實的時代。于是,所有城市都在瘋狂地成長壯大,每個人的物質欲都在無限度地膨脹,于是,拜金成了一種惑亂人心的社會’宗教’。
“誰能想象畫壇中,八十年代開的花,九十年代全結了果——所有繪畫都可以按尺計價了。在藝術史上,藝術家在活著的時候能夠盡享自己果實的,外國人是畢加索和羅丹,中國人是齊白石。大多畫家如八大和凡高,都是窮困潦倒。人們如果真的懂畫,愛藝術,愛才,為什么在他們活著時沒人搭理他們?現在是個千載難逢的時代,只要你肯干,你手段多,你的畫便立竿見影地化為一沓沓鈔票。這樣一來,畫壇中的千軍萬馬,全都如醉如癡地陷落到市場里了。
“市場又是神鬼莫測的。它能叫你點石成金,叫你陡成巨富,也能對你冷若冰霜,拒你于千里之外。就像演員,人長得周正,演技也好,未必能成名;歪瓜裂棗,旁門左道,也許能成明星。成了明星才有人追星,才有廣告費,代言費,出場費,才能財源滾滾來……”
說楚云天不是馮驥才,是因為熟悉馮驥才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工作千頭萬緒,家庭生活美滿和諧,哪有時間和心情去風花雪夜、兒女情長,哪怕是被動的、身不由已的——
“當年的雨霏好像一只小貓,渴望天天詩情畫意一般依偎在他懷里。現在的白夜卻像一只美麗的小鳥,在他身邊跳來跳去,偶然飛來,忽又飛去,并不依賴他。他與她之間沒有很深的感情,不像是愛情。愛情往往是不管對方的,是一廂情愿的。所以,愛比被愛更幸福。”
“愛與死是永恒的主題”,一部小說中不能不寫愛。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藝術家也不例外,甚至比常人感情更豐富,更容易招蜂引蝶。拿馮驥才來說,以他的知名度,他的社會影響力,他的男性魅力,有女人追求是十分正常的。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住在南京路云峰樓時,曾有一個女孩近乎瘋狂地纏上他,多次到他家樓下甚至上門找他。他卻不為所動,不堪其擾。在愛情方面,他是專一的,有定力的。多少年來,從未有人聽說過他的緋聞。因此,安排楚云天的兩段婚外情,應是小說人物關系和情節發展的需要。正因為有了這兩段若即若離沒有結局的關系,才在楚云天與隋意平靜的家庭生活中投入一顆石子,激起一片漣漪,使故事更起伏跌宕,也更有看點。同時,也通過這些描寫,表達了作者的愛情觀。
故事的最后,楚云天曾經的畫友一個個離開,紅顏故事也成了過眼云煙。馮驥才寫到這里,頓覺蒼涼。楚云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在今天這個時代,是很難立足的。他很想給楚云天一個撫慰,于是就有了妻子從國外回歸這一“簡愛”式的結尾。
馮驥才散文集《畫室一洞天》
在《藝術家們》之后,他的視角又回到了自己的書房和畫室。這便是他于2021年和2022年分別推出的散文集《書房一世界》和《畫室一洞天》。
文人的書房大都有個名字,如蒲松齡的“聊齋”、劉禹錫的“陋室”、陸游的“老學庵”、梁啟超的“飲冰室”等。由于他們作品卓絕,書房之名隨之遠播,世人皆知。張大千總把“大風堂”寫在畫上,這堂號便威風天下。
馮驥才的書房雖有名號,最初卻沒有一間真正獨立的書齋,寫寫畫畫一直與吃飯睡覺同在一間斗室里。他雖然也給這屋子取了齋號,卻是故作風雅而已。
后來自己有了書房和畫室,他才有了堂堂正正的齋號——畫室名為‘醒夜軒’,書齋名為’心居’。
這是由于此時的他已開始文化搶救,經常離家在外,各地奔波,似與寫寫畫畫絕緣。然而,每每回到家中,進入畫室,便如野鳥回巢,無限溫馨。偶有情致難捺,便揮毫作畫。然此時此刻多在夜間,故稱自己的畫室為“醒夜軒”。至于去到書房寫作,都是因為心言難抑,非寫不可。他要鉆進書房,用一支筆在心中苦苦探尋,所以取名“心居”。
他在《畫室一洞天》的自序中,曾對他的書房和畫室做了這樣的描述——
“我稱書房一世界,是說書房之大、之寬廣、之豐厚幽邃、之深藏歷史之重重,有如一個世界;我寫了一本書,遠遠未能將其窮盡。現在又說’畫室一洞天’了。何謂’洞天’?洞天乃道家所說——神仙居住的地方也……而我的畫室不正是有洞一樣的私密,家一樣的自由,神仙一樣的快活?何況里邊還隱含著我個人數十年的藝術生涯、人生的軌跡及過往的思考。只有自己聞得出畫室里歷史的氣息,感受到自己活生生的一觸即發的精神生命。”
他有一個非常好的習慣:喜歡把生活中的細節留下。所以,他的書房里珍藏著他各個時期的各種圖文資料,光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他與作家巴金、冰心、王蒙、鄧友梅、徐遲、劉心武、張潔、諶容、張抗抗、李陀等人相互往來的信札、照片以及那個時代文學的各種資料等,就有好幾箱。一個承載著特殊信息的小紙片他都當成有文獻價值的東西珍藏至今。如他的小說《神鞭》的獲獎證書,是用油印機印的,十分簡陋,很像當年人民公社食堂的飯票。還有他的文學作品手稿,如《三寸金蓮》的一、二、三稿和完成稿;他的小說《鋪花的歧路》、《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的稿費通知單,零零散散,多夾在書本中,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氣息完好地保存下來。甚至他在“文革”中從火堆中搶出的殘破的外國名著,回家后加以修復、加裝硬皮封面并題寫書名的“寶貝”,也被珍藏在他的書房里。
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壇很熱,作家們經常打頭碰面,頻繁往來,而他更是其中的活躍分子。他與文壇巨擘冰心、巴金等過從密切,與他們聊天,總是既快樂又受益。他把與冰心多次見面聊天的感受,寫在長文《致大海》中。冰心去世的消息傳來時,他悲痛萬分,面對北京的方向向老人叩拜致哀。
他與天津老藝術家的關系也很親密。駱玉笙是他的老鄰居,個子比他矮兩頭,所以他便風趣地對她說:“老太太,咱倆是抬頭不見低頭見啊!” 遇到馬三立,他勸老人好好保養身體,馬三立卻來了個“現掛”:“你的‘馮’字比我多一匹馬,你更累,更要注意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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