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博物館“人間鏡像——廣州漢晉墓葬的生命敘事”展覽中，展示了一件西漢時期紅陶質托燈俑，它全身赤裸以跪姿示人，挺腰，下腹肥圓，頭頂燈盤，左手扶燈，右手下垂接于右腳跟處，跣足，面部由于腰修飾燈盤的粘合面被抹平了部分面目，因而五官并不明顯。

這件人俑是何許人也？為何頭頂燈盤以跪姿示人？它又為何作為陪葬品出土于墓葬之中？

托燈俑

廣州博物館“人間鏡像——廣州漢晉墓葬的生命敘事”展

以生之禮待死，

古人的生死浪漫等式

中國傳統喪葬禮俗的核心信念之一是“不死其親”，即不將逝去的親人視為亡者，而視作靈魂與肉體仍存續的“活人”，由此形成“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既然生死一體，便需善生亦善死，讓逝者在另一個世界延續生前的生活，繼續享有世間榮華。先秦時期盛行的人殉、人牲等殘酷做法，至漢代已逐漸節制。《荀子·禮論》載“喪禮者，如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終始一也”。為讓逝者仍得奴仆侍奉，仿真人形象的人物俑作為人殉替代品，開始在墓葬中隨葬。

漢代是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蓬勃發展期，陶俑創作題材源于生活，基本是對現實場景的再現。以人物俑隨葬在當時極為普遍，其中大量展現家內奴仆生活的俑像，成為漢代隨葬俑的突出特征：既有服侍墓主起居的奴婢俑、侍仆俑，供娛樂消遣的樂舞百戲俑、說唱俑，也有保衛安全的武士俑、從事生產的勞作俑、烹飪膳食的庖廚俑、更有牛、羊、豬等動物形象，以及倉舍樓閣、水田魚塘等生活設施與莊園產業模型，幾乎涵蓋生前所需，堪稱漢代社會生活的立體縮影。

舂米俑，廣州博物館藏

陶灶，廣州博物館藏

《廣雅書院課藝總集》

陶豬俑，廣州博物館藏

陶豬俑，廣州博物館藏

陶雞俑，廣州博物館藏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代，燈是延長勞作或夜間活動的必需工具，執燈仆從作為維持照明的重要角色，自然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燈俑也因此成為重要隨葬品。制作燈俑隨葬，既為復刻生前生活，也暗含引導亡魂的寓意，古人認為墓室是靈魂升仙的“仙境入口”，放置神仙形象的燈具可引仙人降臨，指引亡靈通往仙界。在隨葬需求與升仙信仰的雙重推動下，大量陶俑座燈應運而生。

根據兩漢時期陶俑座燈當中主體人物不同的姿態，可以分為6種，分別為跪坐、蹲坐、結跏趺坐、直立、匍匐和人騎獸等姿態，跪坐的姿態可以說是在這6種姿態當中最能體現墓主人尊貴的姿態。跪坐以膝蓋觸地為基本特征，屬于一種禮儀范疇內的姿勢，較為正式、體面， 為貴族階層所用。這種坐姿源于神靈受祭時的“尸坐”，用于表達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態度。西周以后這種坐姿逐漸日常化，被運用于上層階級的日常生活，其中貴族跪坐一般稱為正坐，而需要表達尊敬、侍奉的意味時，則采用表現得更為矜持卑下的侍坐。

蹲坐姿態的陶燈俑，廣州博物館藏

而展覽中的這件陶俑采用的是跣足跪坐的姿態，這是因為漢代以入室脫履為禮俗。古人對禮節的重視，反映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連腳上穿的襪子也不例外。在古代，穿襪子有規矩，脫襪更有要求，早期進門有“跣襪之制”，與進門脫鞋的“脫履之制”是一套禮俗。而且“跣襪之制”比“脫履之制”的敬重程度更高，如果屋里有長者或貴客，除了脫鞋，還須把襪子也脫下，即所謂“跣襪”，不跣襪則是嚴重失禮。作為在常年家中從事服侍主人的家仆，面對的都是地位高于自己的尊者，跣足跪坐便不難理解。

地下職場也“內卷”，

有的人往生后仍在“打工”

值得注意的是，據相關資料記載，兩漢時期出土的胡人俑數量以廣東省居首。為何嶺南地區出土的胡人俑數量在全國占比較大？

其實，這一現象與漢代地方豪強勢力的發展密切相關，嶺南地區位于我國南部沿海，不僅是漢代南海絲綢之路的始發港，更是漢帝國對外航運的樞紐與重要貿易中心，繁榮的海上貿易使得地方豪強積累一定財富以及土地，大面積的土地需要有人進行勞動生產，所以“購買”家奴成為了地方豪強常見之事，史書中“僮奴以千百數”的記載，正是豪強地主蓄奴成風的真實寫照。這些家奴，有部分形象有異于漢人，表現為頭較短而面寬，深目高鼻，兩顴高，寬鼻厚唇，下頷較為突出，身材不太高，臉上有大胡子，身體有胸毛等面部體質特征以及裸身赤足的非漢人形象，這部分家內奴隸，極大可能是胡人仆從或隨商隊在嶺南定居，或被販賣為當地貴族的家奴，成為當地豪富之家彰顯身份地位的象征。他們除了部分用于家庭內務，也就是今天的家政工作外,還有一部分主要用于莊田上的農業生產，進而被制成俑像陪葬，這也使得該類俑成為嶺南漢墓中獨特的陪葬品。

陶托燈俑，廣州博物館藏。該燈俑軀體肥胖，手臂、胸腹及腿上均刻劃毛發，突乳、高鼻、頭纏巾，視為胡人形象托燈俑。

從1950年到現在，嶺南地區已發掘的漢墓超1000座，在出土的胡人俑種類中，不僅有上述所提到的托燈俑、侍俑、勞作俑外，還有武士俑、鎮墓俑、抱嬰俑等，從這些胡人俑我們至少可以得知，這些遠道而來的跨國打工人，除了從事家政、農業勞作等工作外，還有類似于今天的保安、保姆等工作，而在“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的影響下，以至于在死后，仍在服侍著曾經服侍過的主人。

抱嬰俑，廣州博物館藏

不管來自和何方，

都是文化交流的硬核證據

廣州漢墓出土的胡人俑面部多表現為大眼高鼻、顴骨突出、多須，下頜寬于額頭且臉龐較窄，部分還有“遍體劃毛”的特點。學者們對其來源說法不一：黎金等人認為是海外奴仆；李剛指出可能來自印度恒河流域；黃展岳則認為其體貌特征與印尼“原始馬來人”相近，推測是南海諸國之人。也有觀點結合“多毛”記載，推斷其可能來自西域。

不管這些陶俑具體是來自何方，作為藝術造型的胡人托燈俑，雖不能完全還原漢代胡人的真實樣貌，但從其與傳統中國人明顯不同的體貌特征來看，生動說明兩千多年前已有不少域外人士經海路來到廣州，展現了兩漢時期廣州作為商貿港口所能承擔的對外文化交流的重任，更是中國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逐步形成的重要實物見證，同時也成為研究我國漢代的社會形態、經濟文化生活、宗教等方面的重要物證。

參考文獻：

1、武云昊《秦漢嶺南地區海洋文化因素的考古學觀察》

2、卞華磊《兩漢時期人物形燈具設計研究》

3、馬啟亮《嶺南出土漢晉時期非漢民族特征人俑研究》

4、覃 杰《廣州漢墓出土人物俑的發現與研究》

5、謝崇安《嶺南漢墓所見之胡人藝術形象及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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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李玉婷

美編 | 秦 陽

校對 | 鄧穎瑜

審校 | 劉穎穎

審核 | 朱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