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的烽火點燃了亂世的序幕，也打破了原本相對穩定的貨幣經濟秩序，當刀光劍影成為時代主旋律，曹魏、蜀漢、孫吳三個政權在硝煙中艱難維系著各自的經濟運轉，貨幣作為財富的象征與流通的媒介，在這場亂世博弈中扮演著特殊角色，藏著解讀三國經濟格局的密碼。

曹操迎漢獻帝定都許昌后，面對的是 “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 的經濟慘狀，董卓鑄造的 “小錢” 早已讓貨幣體系崩潰，民間交易多以實物替代，建安十三年，曹操下令恢復五銖錢鑄造，試圖重建貨幣信用。

但現實遠比想象殘酷，連年征戰導致銅料匱乏，新鑄五銖錢數量不足，難以滿足流通需求，更棘手的是，糧食短缺讓 “谷帛” 成為硬通貨，《三國志?魏書》記載 “魏初至于太和，錢貨無所周流”，可見貨幣經濟一度陷入停滯。

曹丕稱帝后，曾嘗試發行 “魏五銖”，但因民間盜鑄猖獗，幣值不穩，最終不得不放棄，曹叡時期，采納司馬芝的建議，“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正式回歸實物經濟。

這種看似倒退的選擇，實則是曹魏應對現實的務實之舉，以糧食和布帛作為一般等價物，既避免了貨幣貶值的風險，又能直接保障軍民基本需求。為防止有人囤積居奇，曹魏出臺嚴厲法令：“敢盜官布帛者，棄市”，用刑罰維護實物交易的秩序。

直到魏明帝后期，隨著北方經濟復蘇，才又恢復五銖錢流通，但實物交易仍占很大比重，曹魏的經濟重心始終放在農業恢復上，曹操推行 “屯田制”，“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將流民組織起來開墾荒地，由政府提供耕牛和種子，收獲后與農民分成。

這種制度不僅解決了軍糧問題，更讓殘破的農業生產逐漸恢復，此外，曹魏重視水利建設，夏侯惇 “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鄭渾在蕭縣 “興陂遏，開稻田”，一系列舉措使北方糧食產量穩步提升，為其后來統一北方奠定了物質基礎。

劉備入蜀前，益州經濟相對穩定，劉焉、劉璋父子統治時期仍沿用東漢五銖錢，但建安十九年，劉備攻占成都后，面臨 “軍用不足” 的困境，謀士劉巴獻策：“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

這一政策堪稱蜀漢經濟的轉折點 ，“直百五銖” 錢直徑約 2.6 厘米，重約 8 克，卻規定其價值相當于 100 枚東漢五銖錢，通過貨幣貶值的方式迅速掠奪民間財富。

“直百五銖” 的鑄造讓蜀漢財政短期內充盈起來，《三國志?蜀書》記載 “數月之間，府庫充實”，但這種掠奪性政策的副作用很快顯現，民間出現 “物價騰踴” 的現象。

為維持幣值，諸葛亮在治理蜀地時采取了嚴格的物價管制措施，設立 “司鹽校尉”“司金中郎將” 壟斷鹽鐵生產，將利潤收歸國庫，同時，蜀漢大力發展織錦業，“蜀錦” 成為重要出口商品，通過與曹魏、孫吳的貿易換取糧食和戰馬。

《丹陽記》記載 “魏則市于蜀，而吳亦資西道”，可見蜀錦在三國貿易中的重要地位，蜀漢的農業也推行屯田制，諸葛亮在北伐期間 “休士勸農于黃沙”，姜維 “種麥沓中”，試圖緩解軍糧壓力，但蜀漢國土狹小，資源有限，常年北伐導致 “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經濟壓力遠超曹魏和孫吳。

到蜀漢后期，“直百五銖” 不斷減重，甚至出現重不足 1 克的 “直百” 小錢，貨幣體系的崩潰成為蜀漢滅亡的重要誘因之一。

與曹魏、蜀漢相比，孫吳的貨幣體系更為復雜。孫權嘉禾五年，鑄造 “大泉五百”，規定 1 枚相當于 500 枚五銖錢；兩年后又鑄 “大泉當千”，甚至后來出現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

這些貨幣的重量與面值嚴重不符，“大泉當千” 重約 14 克，卻要當 1000 枚五銖錢使用，本質上與蜀漢 “直百五銖” 一樣，是通過通貨膨脹掠奪財富。

孫吳的貨幣貶值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民間 “盜鑄如云”，政府不得不下令回收大額貨幣，“大泉二千”“大泉五千” 很快停止流通，但 “大泉五百”“大泉當千” 仍在使用，直到赤烏九年，孫權才下詔 “罷大錢，復行五銖錢”，承認了貨幣改革的失敗。

盡管貨幣體系混亂，孫吳的經濟發展卻有其獨特之處，江東地區水網密布，漁業和造船業發達，“能造長安艦，可載三千人”，強大的造船能力不僅支撐了孫吳的水師，更推動了海上貿易。

據《三國志?吳書》記載，孫權曾派衛溫、諸葛直 “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雖未找到亶洲，卻到達了臺灣，開啟了大陸與臺灣的早期交流。

農業方面，孫吳推行 “復客制”，將土地和農民賞賜給功臣，“賜呂蒙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這種制度雖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統治，卻也導致土地兼并加劇。

不過，隨著北方流民南遷，帶來了先進的農業技術，江南地區的荒地得到開墾，水稻種植技術進步，“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為江南經濟的長期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