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10日上午，一隊全副武裝的公安戰士沖進蘇州市閭門西街34號，將一名正在佛龕前虔誠的念經禮佛的老人戴上了手銬，在街坊鄰里詫異的圍觀注視之下押上吉普車呼嘯而去——

50年代初乘坐吉普車出現場的公安民警

在公安戰士們走后，鄰居們還沒回過神，這個已經快70歲、一貫深居簡出、見人都和和氣氣打招呼的木材商“趙老頭”趙博學到底犯了什么王法？竟然把公安給招來？而且帶隊抓捕的好像還是蘇州市公安局的局長丁兆甲，“趙老頭”哪來的那么大“牌面”讓堂堂局長親自下場來抓？

但是，他們沒料到的是，這個看上去和和氣氣的趙博學竟然是個雙手沾滿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劊子手，他曾經的名字——趙繼賢，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京漢鐵路湖北段沿線是鐵路工人無不恨不得食肉寢皮的存在。

趙繼賢，祖籍山東歷縣。1903年畢業于江蘇武備學堂，1905年選派為學法律軍官。學成歸國后多年在曹錕、吳佩孚手下任職。1922年1月至1924年9月任京漢鐵路局第九任局長兼任保定軍法處軍法官、直魯豫巡閱使署軍法處處長。

1923年2月1日，趙繼賢在接受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代表林祥謙呈遞赴鄭州開會并增掛專列接送代表的請求后，又私下秘密與南段段長一同在北京會見第一路軍司令曹錕，給駐守河南的兩湖巡閱使吳佩孚發密電，污蔑鐵路京漢鐵路總工會“意圖謀反”，請求吳佩孚派兵鎮壓。

曹錕

吳佩孚

2月4日，京漢鐵路工人為了爭取工人階級的自由權利‘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全線大罷工、和反動派進行斗爭的時候，趙繼賢又發布告示強令工人復工。2月7日，湖北督軍蕭耀南根據趙繼賢和吳佩孚的旨意，派參謀長張厚生帶領軍隊到江岸進行鎮壓駭人聽聞的“二七慘案”。

蕭耀南

在京漢鐵路南段的江岸站，趙繼賢指使軍警逮捕并殘殺了京漢鐵路江岸工會委員長林祥謙和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施洋為首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工人三十九人（林祥謙于2月7日被綁在電線桿上斬首示眾、時年31歲，施洋在2月15日遭秘密處決、時年34歲）。

林祥謙烈士

美術作品：林祥謙就義

施洋烈士

與此同時，趙繼賢在京漢鐵路北段的長辛店親自指揮軍警和打手悍然對手無寸鐵的鐵路工人隊伍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打傷工人三十余人。

最終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被鎮壓了下去，赤手空拳的鐵路工人前后總共五十二人被害、被打傷三百多人。

1926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后，吳佩孚集中兵力妄圖負隅頑抗，結果先后在汀泗橋和賀勝橋慘敗于北伐軍，使得吳佩孚的勢力瞬間土崩瓦解，趙繼賢也被迫“下野”，但憑借著他十多年來橫征暴斂、作威作福所得而來的民脂民膏于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和蘇州等地大肆購置房產和田地當起了“寓公”。僅僅在蘇州一城就購置了良田577畝，蓋了六座奢華的“趙公館”，每座“趙公館”安置一個小老婆，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也都蓋有“趙公館”，用以安置家人和“外宅”。出入前呼后擁，過起了逍遙地主一般的生活。

1949年4月20日至6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百萬雄師以摧枯拉朽之勢跨過長江，國民黨反動派蔣家王朝行將覆滅之際，趙繼賢一家逃到了尚未被解放的上海，不久趙繼賢的長子——正在國民黨軍某部當副連長的趙世清在上海《新聞報》上刊發了一份和趙繼賢斷絕父子關系的聲明，隨后趙繼賢就突然從眾人視野中消失了。

老照片 渡江的解放軍部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那些手上沾有我黨烈士和革命群眾鮮血的劊子手的清算行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主持下轟轟烈烈地開展開來，其中對“二七慘案”劊子手的清算是重要的一項工作——

當時，策劃“二七慘案”的始作俑者曹錕和吳佩孚均已不在人世（曹錕于1938年5月17日病故，吳佩孚于1939年12月4日被日本特務暗殺），直接實施“二七慘案”的蕭耀南于1926年2月14日暴斃（一說因患肺病不治身死、一說服用安眠藥過量而死），張厚生逃往海外，唯有趙繼賢下落不明。

1950年初，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簽發了對趙繼賢的通緝令，全國通緝趙繼賢。然而，鑒于此時趙繼賢已經從公眾視線消失了大半年，這期間蹤跡全無，因此雖然公安部的趙繼賢專案組發動群眾百般查找，并對所掌握的趙繼賢的社會關系人員進行全面監視控制，但幾個月忙活下來，一直沒有獲得有價值的線索。

羅瑞卿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全面執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對已被逮捕和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應根據已掌握的材料，經過審慎的研究，按照罪惡的輕重，分別加以處理。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對開展更大規模的鎮反斗爭作了具體部署。鎮壓反革命運動從1950年12月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打擊的重點對象是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黨團骨干和反動會道門頭子。而中國共產黨卓越的群眾組織能力使得“鎮反運動”迅速成了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抓特務、打土匪、滅惡霸、取締反動會道門”的“全民運動”。

鎮反運動

1950年11月專案組得到線索：有人在蘇州看到過趙繼賢，但因為距離太遠，沒看真切，所以無法確定身份。專案組得報后，立即聯系蘇州市公安局進行查證，但沒有結果——

1951年2月，一名尼姑來到蘇州市公安局的鎮反辦公室，聲稱要檢舉揭發，面對接待的民警，這名年近半百、一臉滄桑的中年尼姑說出了一段往事：

“我叫梅慧清，是二七慘案中遇害的梅才詠（湖北黃陂人，江岸機器廠翻砂匠。1923年2月參加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2月7日在江岸工會門前與軍警搏斗中當場中彈遇難，時年30歲）烈士的妻子。梅才詠烈士犧牲時我才20歲，為了逃避趙繼賢的爪牙以及地主、流氓的迫害，我削發為尼，法號‘慧清’，在尼姑庵里過著凄苦的生活。我一天也沒忘記為梅才詠和其他死難的工友報仇，一直通過香客注意劊子手趙繼賢的行蹤。解放后，我聽說趙繼賢家有人住在蘇州，就跟著來了，一番打聽下來，發現趙繼賢的兄弟以及大兒子趙志清經常出入通關坊28號，雖然始終沒有看到趙繼賢，但通關坊28號一定是趙家人居住的地方！”

老照片 尼姑

蘇州市公安局得報后迅速行動，對位于蘇州城通關坊28號的房產進行了暗中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這處房產確實是趙繼賢在解放前購置的，里面住著趙繼賢的兄弟和兒子趙世清等人，但趙繼賢本人卻始終沒有露面。

為了不打草驚蛇，蘇州市公安局丁兆甲局長將偵查科長孫伯操和中區分局偵查股股長高其志叫到局長辦公室商量偵查措施——

孫伯操

為避免打草驚蛇，決定暫不驚動通關坊28號的趙家人，而是在蘇州市的戶籍記錄中尋找蛛絲馬跡。然而，由于蘇州市的戶籍檔案當時還不完備，只有本地戶籍的檔案，外來戶口檔案根本還沒來得及建立，因此孫伯操和高其志帶著一幫偵查員在蘇州市的戶籍檔案中查了整整兩個月，結果一無所獲。

50年代的公安民警核查戶籍的老照片

偵查員們開會分析了趙繼賢的現狀無非就是以下幾種可能性：

1、已經亡故，此時趙繼賢已經68歲，以當時新中國的人均壽命，這個時候掛了屬于“喜喪”。

2、已經逃出蘇州四處流亡，這種可能性不大，畢竟一個68歲的老頭子經受不住這樣的顛沛流離。

3、隱姓埋名、改頭換面以另一個身份繼續在蘇州生活。這是最大的一種可能性，因為趙繼賢在蘇州生活時間最長，在蘇州有趙繼賢太多的羈絆，他從感情上是舍不得離開蘇州的，換個身份繼續潛伏生活是操作性最大的方法。

于是，偵查員們決定先24小時緊盯著通關坊28號的趙家人，以“雞蛋里挑骨頭”的精神緊盯他們是否有不法行為，一旦有就立即傳喚審訊，進而從他們身上打開突破口。

50年代初的公安民警

1951年3月10日，有熱心群眾舉報：趙繼賢的長子趙世清在家中召集賭徒進行聚眾賭博活動。高其志接報后立即請示丁兆甲，建議以抓賭的名義將趙世清給抓起來審。

在得到丁兆甲局長的批準后，1951年3月12日0時30分，高其志帶著一隊偵查員突襲了通關坊28號的趙家，當他們沖上趙家二樓時，看到室內擺著幾張賭桌，到處彌漫著香煙的煙霧，十幾個或袒胸露背、或打著赤膊的男子正在耍牌劃拳，“哥倆好呀、六六六呀、五魁首呀、八匹馬呀——”

老照片 聚賭

而趙世清就在這群人當中，當他看到帶人沖上樓來的高其志時，整個人都懵圈了，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進了局子，那就由不得誰了，一輪幾個伺候一個的“大記憶恢復術”還沒走完，趙世清就崩潰了：“別打了，別打了，我告訴你們我爹趙繼賢在哪里，求你們放過我吧——”

50年代民警審訊嫌疑人

原來，自從吳佩孚敗亡后，趙繼賢就意識到共產黨人要清算他手上的血債，于是光速投靠蔣介石，并得以改名后在南京和蘇州輪換居住，在南京居住時他叫趙希文，在蘇州居住時他叫趙怡安。

解放軍渡江后，南京朝不保夕，趙繼賢帶著最寵愛的一個小妾逃往上海，并化名趙伯宣，當他發現上海也早晚保不住后，為了混淆視聽，想出一招金蟬脫殼之計，讓長子趙世清登報發表和他斷絕父子關系的聲明后帶著小妾悄悄離開上海，逃到蘇州，躲在閶門皋橋西街34號的宅子里，對鄰居的公開身份是天津貿易商行的經理，化名趙博學。由于這處宅子自趙繼賢置辦下來后就一直沒有去住過，所以鄰居都不認得他，憑借這個“信息差”趙繼賢成功隱藏了下來。

當趙世清的口供被放到丁兆甲的辦公桌上時，丁兆甲大喜：“太好了，終于找到了這個殺人犯的消息。”然后指示高其志：“核實無誤，一舉擒拿！”

于是，高其志親自對閶門皋橋西街34號附近的住戶進行了秘密走訪，確定34號住著一個叫趙博學的老頭，和他同住的妻子年輕漂亮，當他孫女都夠。此外鄰居們還表示：這個“趙老頭”平日里很少出門，凡事都是由他妻子出面，只不過偶爾會在門口曬曬太陽，和鄰居們打個招呼。根據鄰居對“趙老頭”樣貌的描述，高其志確定這個“趙博學”就是公安部通緝的趙繼賢。

1951年5月9日夜，丁兆甲局長批準了孫伯操和高其志提交的抓捕方案；5月10日上午，丁兆甲局長親自帶隊，以戶籍警查戶口為名敲開了閶門西街34號的房門，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控制住了來開門的趙繼賢的小妾，將正在樓上對著佛龕念經的趙繼賢當場擒獲。

50年代初的公安民警的配槍合影

然而，面對沖上樓的一眾公安干警，趙繼賢依然強自鎮定：“哎哎哎，公安同志，你們是不是搞錯了，我可是個本本分分的木材商人啊。”

“趙繼賢，別再狡辯了，這次你逃不掉了！”高其志喝道——

趙繼賢：“哎哎哎，這位同志可不敢胡說啊，我冤枉，我是趙博學，不認識什么趙繼賢啊，你們警察不能亂抓人啊——”

高其志：“趙繼賢，別裝了，你兒子已經供出了所有，還是束手就擒吧！”

在得知趙世清已經把自己給賣了后，趙繼賢震驚不已，此時丁兆甲也走上了樓，看到丁兆甲，趙繼賢只得承認自己就是趙繼賢，曾經在吳佩孚手下充當爪牙的趙繼賢。

在被帶回蘇州市公安局后，由丁兆甲局長親自主持對趙繼賢的審訊，此時此刻的趙繼賢依然抱著僥幸心理，依舊百般抵賴，聲稱在二七慘案中下令向工人開槍鎮壓的是蕭耀南、執行的是張厚生，和自己無關。

但是，當丁兆甲一份一份地將公安部搜集到的趙繼賢給吳佩孚發的關于鎮壓二七大罷工的電報底稿、處決林祥謙和施洋等“骨干分子”的批復電文，以及公安部專案組親自前往武漢尋訪二七大罷工親歷者形成的控訴文件擺在趙繼賢面前讓他“過目”時，趙繼賢的情緒崩潰，表示自己是奉吳佩孚命令行事，希望能夠寬恕。不過，丁兆甲局長諷刺他：為時已晚！

1951年7月16日，趙繼賢被押到武漢。7月17日，湖北省人民法院和河南省人民法院在漢口的江岸車站舉行聯合公審大會。會上，林祥謙烈士的遺孀陳桂貞指著趙繼賢敘述了林祥謙烈士犧牲過程：“林祥謙死后，我和許多工人兄弟日夜都想著報仇，今天是毛主席，是共產黨給我們報了仇！”

在公審大會上控訴趙繼賢罪行的陳桂貞

而梅才詠烈士的遺孀梅慧清在控訴完趙繼賢的罪行后脫下了身上的袈裟，穿上了常服：“今天，共產黨把革命烈士的仇給報了，革命烈士的冤也伸了，現在尼姑的衣服我也不穿了，我要參加革命，沿著我丈夫和烈士們的路為革命工作！”

在場的鐵路工人山呼口號，表示：要發揚二七烈士精神，搞好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搞好民主改革和愛國生產競賽，建設新中國。

公審大會上，趙繼賢被判處死刑并在一片叫好聲中在林祥謙等烈士就義的地方被執行槍決。

公審大會上站在被告席上的趙繼賢（穿白衣者）

至此，血債累累卻逍遙法外整整二十八年的“二七慘案”劊子手趙繼賢終于伏法，結束了六十八載的罪惡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