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作者： 王 劍 關師育 陸利平 童呈飛「 王劍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關師育、陸利平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童呈飛為浙江開化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內容來源：金融博覽財富雜志

“小銀行優勢理論”，也被稱為“小銀行優勢假說”。該理論指出，相較于大銀行，小銀行憑借規模小、組織結構簡單等特性，在業務發展中能獲取比較優勢。例如，小銀行的展業區域通常局限于較小地理范圍，這使其具備顯著的本土優勢，在局部區域的品牌影響力和信息獲取等方面有一定競爭力。

除本土優勢外，小銀行結構層級少、管理半徑短，決策流程更簡潔高效。與大銀行相比，小銀行能更迅速地響應客戶需求，更便捷地獲取和處理客戶的“軟信息”，因此在滿足客戶多樣化需求和服務長尾客群方面具有優勢。憑借這些優勢，小銀行能夠很好地服務大銀行難以精細化覆蓋的客戶群體，如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居民等。

此外，小銀行規模較小，業務策略調整靈活快捷，能更快地適應市場變化，因此能在與大銀行的競爭中占據先機。此前，大量學術文獻對小銀行優勢理論進行了實證檢驗，多數結果支持該理論。然而，近年來隨著銀行數字化轉型的推進，大銀行在發放小微貸款等方面與小銀行的差距逐漸縮小。在此背景下，小銀行優勢理論目前是否仍然有效？

大型經濟體對小銀行優勢理論的實踐：以美國、德國、中國為例

目前，美國、德國和中國是較為典型地采納了小銀行優勢理論的大型經濟體。這三個國家既有大型銀行，也擁有數量龐大的中小銀行，競爭格局相似。

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末，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DIC）統計的參保和受監管的商業銀行和儲蓄機構達7435家；德意志聯邦銀行披露的銀行數量為1326家；我國金融監管總局披露的銀行業金融機構總數是4425家。

從資產占比來看，美國最大的四家商業銀行國內資產總額占FDIC參保商業銀行和儲蓄機構總資產的32.6%；德國三家大型銀行資產總額占全部銀行業資產總額的22.7%；中國四家大型商業銀行總資產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重為35.9%。

由此可見，三國銀行業格局相近，均呈現壟斷競爭態勢。但實際上，由于大量小銀行“分區而治”、互不重疊，客戶就近接受銀行服務，并非數千家銀行在全國范圍內同臺競爭，所以實際競爭程度并不高。

從歷史演進角度分析，美國、德國和中國雖銀行業競爭格局相似，但形成路徑各異。美國自建國起實行自由銀行制度，逐步形成大量中小銀行共同競爭的局面，后依靠市場機制自行合并淘汰，數量持續減少至幾千家，德國情況與之類似。

具體而言，美國建國后不久成立了多種類型的銀行，到1836年銀行數量達600多家，高峰時期多達數萬家，政府采取放任自由態度，這導致美國多次發生銀行危機。1913年美聯儲成立，美國建立起“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二級銀行體系。此后，美國銀行體系變化不大，但眾多小銀行在一次次危機中倒閉、兼并，數量不斷減少。

德國早在19世紀就形成了如今私人銀行、信用社和儲蓄銀行并立的三支柱銀行體系，銀行業發展自由放任，監管并不嚴格。1931年德國經歷銀行業危機后，1934年出臺KWG法案，標志著國家監管體系的建立。二戰后德國銀行業未再發生危機，三支柱銀行體系得以維持。德國銀行數量同樣也經歷了長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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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國是政府為普及金融服務，主動采納小銀行優勢理論，支持各類資本開辦眾多中小銀行。新中國成立初期開辦農村信用社，改革開放初期開辦城市信用社，2007年開始廣泛設立村鎮銀行，2016年開始成立新一輪民營銀行等，銀行數量由少變多，以滿足實體經濟金融服務需求。

具體來看，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采用國家銀行體系，改革開放前實施“大一統”銀行體系，中國人民銀行集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職能于一身，此外還有大量農村信用社作為補充。改革開放后，我國銀行業開啟改革進程，恢復建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二級銀行體系，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信用社等陸續建立。2000年前后，城市信用社逐步改制為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隨后村鎮銀行、民營銀行廣泛開辦，我國逐漸形成多元化銀行業格局。

小銀行優勢理論在多國得到實踐并取得成效，但近幾年大銀行積極下沉服務小微企業客群，引發各界對小銀行優勢有效性的反思。如今，大銀行能更多服務小微企業，一方面與競爭加劇、政策推動有關，另一方面得益于技術手段（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業務的商業可行性。

技術進步有助于大銀行提高服務小微客戶效率和風險識別能力，降低操作成本和風險成本，促進大行更多發放小微貸款。例如，美國富國銀行通過評分卡方式服務小微客群，取得良好效果；近年來我國國有大行通過大數據征信等手段服務小微客群，普惠金融貸款市場份額不斷提升。但需指出的是，從實踐結果看，大銀行在服務小微客戶方面仍不能完全替代中小銀行，因為在小微企業等下沉客群領域，小銀行仍占據較高份額，且服務質量更優。

采納小銀行優勢理論的利弊權衡

小銀行優勢理論主張建立更多小銀行與大銀行開展差異化服務，以提高小微客群貸款可得性。實踐證明了這一政策取向的效果，但也存在難以避免的政策成本。

從有利方面看，眾多小銀行可通過差異化競爭填補大銀行服務空白。大銀行與小銀行展業模式本質上是標準化與定制化的對比。大銀行層級多，信息傳導易出現損漏，難以采用非標準化信息進行風險定價，往往傾向于開展標準化業務，如針對大型企業基于財務數據等硬信息的貸款投放。小銀行則層級少、管理半徑短，能處理非標準化、定制化客戶需求，機制靈活，可填補大銀行服務空白，與大銀行形成差異化競爭。

從不利方面看，眾多小銀行會帶來較高監管成本。銀行數量眾多導致監管資源投入增加，而在全國配備極其有力的監管力量不現實。監管不到位的地方易滋生風險，除經營不善帶來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常見風險外，不少小銀行還面臨管理層、大股東惡意控制帶來的公司治理風險。

2024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4）》披露，2023年度央行金融機構評級中，參與評級的3936家銀行里仍有357家小銀行屬于高風險機構。

因此，對于小銀行優勢理論，政策選擇需在收益與成本間權衡：眾多小銀行帶來的收益是解決廣大小微客戶群體融資難問題，付出的成本是小銀行數量多導致監管難度加大、金融風險提升。

各國監管當局長期在此間搖擺，最終實際結果圍繞“最優解”徘徊。以美國為例，其銀行監管在“收緊—放松”間循環、反復權衡，需要支持小微企業時就放松對小銀行監管，出現風險后再加強監管。如美國次貸危機后于2010年通過《多德—弗蘭克法案》，收緊對銀行業監管，反對者認為該法案損害了以小企業為主要客群的社區銀行利益，2018年特朗普簽署《經濟增長、放松監管和消費者保護法案》，放松對小銀行監管要求，而這又被視為2023年初硅谷銀行等多家中小銀行爆發嚴重風險的根源。

未來政策方向：如何平衡小銀行發展與風險防控？

從現有實踐看，小銀行優勢理論在我國目前仍成立。盡管政策推動和銀行數字化轉型削弱了其有效性，但目前大銀行尚無法完全替代小銀行。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現階段維持一定數量小銀行仍有必要，但需注重提升其經營質量。

金融監管機構要在維持眾多小銀行以提升普惠金融覆蓋面和可能導致金融風險增加間權衡，在維持一定數量小銀行的情況下，加強對小銀行股東和管理層監管，提升其公司治理水平和經營管理能力。例如，系統性推動“中小銀行能力提升工程”，將大銀行和優質小銀行的管理經驗和技術能力對外輸出。

二是實施差異化監管，引導小銀行實施本地化、差異化、特色化經營戰略，避免大銀行盲目下沉客群。

考慮到小銀行規模過快擴張，尤其是異地擴張后管理半徑增加可能削弱其處理軟信息能力，從而減弱服務小微客群優勢，金融監管機構應引導小銀行注重高質量發展，減少對規模的過度追求，立足本地開展業務，限制異地網點擴張。小銀行可通過實施差異化、特色化經營戰略，打造獨特競爭優勢，在提升股東回報的同時更好服務本地小微客群和普惠金融事業。此外，在限制小銀行異地擴張同時，加強對大銀行小微業務監管，避免大銀行盲目下沉客群，引導大小銀行合理分工、錯位競爭。

三是關注技術進步對小銀行優勢理論的影響，動態調整監管政策。

小銀行優勢理論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大銀行和小銀行對軟信息處理能力不同，隨著科技手段進步，大銀行對軟信息處理能力也在提升。因此，鼓勵大銀行采用更多科技手段，在維持普惠金融覆蓋面基礎上減少對小銀行數量要求，既能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又能降低監管成本。隨著技術進步沖擊不同類型銀行競爭優勢，金融監管部門應定期評估小銀行優勢理論有效性程度，動態調整對大銀行和小銀行的差異化監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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