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明孝宗朱佑樘被后世譽為一位“好人”和“好皇帝”，這樣的評價在大明的皇帝當中算是相當難得的。但這位被史書稱作“弘治中興”締造者的皇帝，真的做得那么完美嗎？他所帶領的大明真如歷史所言，進入了中興的黃金時代嗎？又或者，他的兒子朱厚照真如人們所說那般“荒唐不堪”嗎？今天，本文將詳細解讀這一問題。

皇帝，畢竟是人，是人就會有七情六欲，也難免犯錯。犯錯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明知錯誤卻不改正。而大明后期的幾位皇帝，嘉靖和天啟便是典型的例子，明知自己有錯，卻始終沒有改過自新。不過，原本在史書中有著無數美譽的明孝宗朱佑樘，似乎也在這一點上犯了錯。

首先要提到的便是“京營占役”問題。京營是朱棣為了保衛京畿而設立的部隊，其精銳程度曾是大明的驕傲。雖然在“土木堡之變”后，京營的戰力大幅削弱，但在于謙的整頓下，京營的戰斗力又得以恢復。然而到了成化年間，京營卻被頻繁拉去做苦役，特別是在朱佑樘即位后，他意識到京營占役弊端嚴重，便立刻下旨廢除這一政策。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朱佑樘不僅恢復了這一制度，甚至比他父親做得更加極端，京營不僅被用來參與皇家和公共工程建設，連一些與皇室無關的項目也都讓京營承擔了勞動。

弘治六年，朱佑樘更是調動三大營的官軍來修建其岳父張巒的墳墓、仙游公主的陵墓等工程，甚至修理了玄武門、金水河等地的設施。到弘治十年，工程還沒有停歇，京營士兵被派去為丈母娘修房、為神樂觀建造、為重慶大長公主修墳。不斷膨脹的工程項目讓京營的士兵疲憊不堪，直接導致了逃役的現象。

實際上，這種做法帶來的后果遠比想象的嚴重。弘治十三年，監察御史劉芳就曾上奏，指出“京師根本之地而軍士逃亡者過半”，也就是說，近一半的京營士兵已經開始逃避服役。曾經的精銳部隊，淪為了一支毫無戰斗力的“工程隊”。這種情況甚至延續到朱厚照即位后，直到他開始整頓京營，才讓這一局面有所好轉。

朱佑樘在處理外部威脅時的表現也同樣令人失望。大明的皇帝們大多有著較為強硬的外交政策，不論是朱元璋還是朱棣，都是屢次強硬出擊。然而，在朱佑樘統治時期，邊疆防務明顯松懈，尤其是九邊防線更是屢遭侵擾。弘治十四年，朱佑樘命令出征河套，組織了十萬大軍，卻僅僅斬殺了12個敵人，而這一點也被史書上的大臣們譏笑為“恥辱”。此外，遼東的邊軍幾乎喪失了任何攻擊性，常常只能看著敵人侵入而束手無策。

更令人大失所望的是，朱佑樘對外戚和宗親的過度縱容。在他心中，皇室親戚與外戚得到了極為優厚的待遇。兩個小舅子被封為侯爵，他的岳父張巒則被授予國公的高位。更夸張的是，丈母娘的房子甚至動用了京營士兵，而這兩個小舅子則四處兼并土地，瘋狂漲租。即便如此，朱佑樘始終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制止他們的肆意妄為。對于宗親們的要求，他幾乎是“來者不拒”，只要有請求，便給予滿足。這種溺愛外戚的做法，直接導致了大明中期土地兼并嚴重化。

盡管朱佑樘在個人生活上比較節儉，不張揚，但他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嗜好，那就是齋醮。這一嗜好令他將大量財政資金用于宗教活動，從弘治八年開始，他便迷上了齋醮，開始大量動用國庫和內庫的資金來支撐這一愛好。甚至在弘治十六年，戶部曾上奏報告，稱“妝造武當山等處神像，費用不止千數”。這種宗教開支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也使得大明的國庫空虛，甚至在朱佑樘去世時，留給國家的僅剩下不到一百萬兩白銀，遠遠不夠處理喪葬事宜。

朱厚照的即位標志著這一切的轉折。盡管他曾看著父親朱佑樘的做法而感到不滿，但作為兒子，他也無法直接改變父親的決定。直到父親去世后，朱厚照才開始處理這些“后遺癥”。他立即下令暫停京營占役，開始著手整頓京營，恢復了部隊的訓練和戰斗力。同時，他也積極加強了邊防，重視九邊的防務，將大明的邊防情況逐步恢復到正軌。

在處理宗親和勛貴方面，朱厚照與父親完全不同。他嚴厲限制了宗親和勛貴的土地與資源分配，多次拒絕他們的索取，并開始清理軍屯和私藏的土地。通過這一系列措施，朱厚照成功地減輕了國家的財政壓力，也減少了土地兼并的現象，為大明恢復了生機。

總結來說，朱佑樘雖然在個人操守和節儉方面展現了可貴的品質，但在治國理政上卻缺乏遠見和應有的擔當。他過于縱容外戚，忽視了國家的長期發展。而朱厚照雖然個人生活頹廢，但在解決父親遺留下的問題時，表現出了強烈的行動力和決心，甚至比父親更有治國的眼光。可以說，朱厚照在許多方面超越了父親，成為了真正的“大明復興”的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