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漫步于西安城墻寬闊的城垣之上，觸摸著歷經六百余年風雨洗禮的青磚，眺望古今交融的城市天際線時，或許很難想象，這座如今被譽為“世界級瑰寶”、最能代表該城市歷史文化坐標與名片的古代城垣，在近現代歷史進程中，曾數次“危在旦夕”，險些消逝于歷史的塵埃之中。其存續，并非歷史的偶然，而是一場場驚心動魄“保衛行動”的成果。這些關乎西安城墻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被清晰地記錄在一組珍貴的檔案——“西安城墻保護檔案”之中。這些西安市檔案館與陜西省檔案館館藏的西安城墻保護和維修檔案資料，真實呈現了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西安城墻歷經戰爭破壞、自然及人為損害，命運跌宕起伏，而最終得以整體維護、根本保護的曲折歷程。這些檔案資料，亦是事關西安城墻毀留存亡關鍵時期的真實反映。

1950年3月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關于報送拆除西安市舊城計劃給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函

數百年城垣滿目瘡痍

西安城墻，始建于明洪武三年至洪武十一年（公元1370—1378年），全長 13.74 公里，高 12米，頂寬 12耀14米，底厚15耀18 米，構造堅固，氣勢恢宏，是我國乃至世界現存規模最大、格局最完整、歷史底蘊最為深厚的古代城垣建筑，是研究古代城市建設、軍事防御、社會變遷的實物例證。然而，歷史的進程步入近現代，這座宏偉的古代防御工程在時代的巨大變革中歷經磨難。

西安古城墻系在唐長安城基礎上擴建而成。城墻平面呈東西向長方形，墻身以黃土夯筑而成，外部采用青磚護砌，以灰土及條石作為基礎，墻頂鋪砌青磚，外沿加筑青磚，形成垛堞，城墻內面每隔一定距離留有青磚水槽，墻外有護城河環繞。古城墻歷經明代隆慶、崇禎，清代乾隆年間多次修繕，但一直未得到全面有效的保護。

到民國時期，西安古城墻損毀狀況嚴重，地方當局為保護城墻開展了一系列修復工作，諸如頒布保護城墻的舉措、實施小規模修繕等。當時，伴隨著人口的增長以及經濟的發展，原先的四座城門，即東之長樂門、南之永寧門、西之安定門、北之安遠門已無法滿足實際需求。檔案資料表明，民國時期相繼開辟了中山門、玉祥門、解放門（原名中正門）等新的城門。

據檔案記載，至抗戰時期，為躲避日軍轟炸，“民眾于城墻內外側挖掘防空洞1000余孔”。這些規格各異的洞穴，對城墻結構造成嚴重破壞。同時，為便于市民“躲避空襲”，當時的城墻上又開辟了小南門（勿幕門）、朝陽門、建國門等防空便門，當時僅為一些缺口。“在那個戰爭年代，人們為躲避日軍轟炸，不得已在城墻內外挖掘大量防空洞，開辟一些防空便門，這些舉措雖屬無奈之舉，但也反映出城墻在那個特殊時期發揮了一定的避難功能，為民眾提供了臨時的庇護場所，從側面亦體現出城墻的堅固性。”西安市檔案館二級調研員柏雪梅說。

到了西安解放初期，歷經數個世紀風雨侵蝕與戰火洗禮的古城墻，已千瘡百孔、滿目瘡痍。據檔案記載，當時城墻下部普遍挖掘有防空洞，基層近乎空虛，墻頂大部分掘有戰溝，致使墻頂凹凸不平。原本雨水依據既定坡度流入水槽而后下瀉，那時卻阻塞亂溢，順勢下注，故而沖毀之處甚多。城墻外側在北門兩旁、玉祥門北邊、西門南邊、小南門西邊、南門東邊、東門南邊等多處均出現倒塌情況，城墻內外倒塌約三十余段，其中尤以柏樹林街南口、西門北馬道等區域最為嚴重，全城墻呈現出廢圮之態。盡管如此，城墻及其上的建筑基本保持完好，輪廓清晰，雄姿依舊。

1950年3月26日，西北軍政委員會關于禁止拆除城墻給西安市人民政府的批答

解放初期的兩次拆城危機

解放初期，新中國百業待興，工業化、城市化建設浪潮波瀾壯闊。針對古城墻的存廢問題，人們持有不同觀點。部分人認為其為珍貴的文化古跡，需給予重點保護；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其屬于封建遺跡，是廢棄城墻，維持現狀需耗費大量工程費用，且阻礙城鄉聯系、影響交通通行、不利于新都市規劃的實施，應當即刻拆除，拆除后的墻磚還可用于市政建設。拆除城墻，利用其磚石開展建設，看似成了“合乎情理”的抉擇。

檔案清晰記錄了這場驚心動魄的較量。1950年初，西安解放不久，便時有少數群眾或個別機關部隊隨意拆運城磚的情況發生。西安市人民政府敏銳地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兩次行文向西北軍政委員會報告。西北軍政委員會高度重視，于1950年3月26日及時作出批復，明令制止：“現在既有拆運城磚情事發生，請即依據前令，分別制止。”這份批復署名“主席：彭德懷；副主席：習仲勛、張治中”。其態度之堅決、反應之迅速，為西安城墻贏得了寶貴的喘息之機。

然而，就在該批復的前一日，即1950年3月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向西北軍政委員會呈報了《拆除西安市舊城計劃》，該計劃的核心要點為：除擬保留四城門樓外，其余城墻部分將分期予以拆除，自1950 年起始至 1956年結束，分五期完成。若此計劃付諸實施，具有600余年歷史的西安古城墻將僅存四座孤立的城樓。

千鈞一發之際，西北軍政委員會再次彰顯出歷史前瞻性與文物保護理念。1950年4月11日，西北軍政委員會作出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批復，明確表示不予同意：“西安城墻磚石雖可供建筑之需，但當前尚不具備相關條件，一旦拆除，不僅有損城市風貌，且墻磚難以妥善保管，必然導致資源浪費與損失，故所擬定計劃，應暫緩施行。如需修建地下水溝，可拆除敵偽時期所建碉堡與守望樓等磚石加以利用。”此份批復署名“主席：彭德懷；副主席：習仲勛（代）、張治中”。西安市人民政府依據西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發布公告禁止拆毀城墻：通告西安警備司令部、公安局及各區嚴格查處；已拆除之磚仍需歸還原處。

歷史的曲折進程并未停歇。1958年，全國范圍內拆除城墻的行動開展得如火如荼，北京、南京等地的古城墻相繼遭到拆除。西安，再次處于輿論關注的焦點位置。

檔案記載，1958 年6月17 日，西安市人民委員會召開座談會，再次研討西安城墻的存廢事宜。會上，主張拆除與要求保留的觀點激烈碰撞。令人惋惜的是，在此次會議上，主張拆除的意見占據優勢。會后，西安市人民委員會呈報陜西省人民委員會，提出：“西安城墻可不予以保留，今后總體方向為拆除。為便于民眾日后瞻仰，留作紀念起見，僅留存幾處城門樓。但當前可先將需要拆除之處及存在危險之處予以拆除……今后將依據城市發展需求結合義務勞動，逐步進行拆除。”1958年10月25日，陜西省人民委員會函復，“原則同意”該意見。

于是，拆城計劃迅速擬定：全面拆除城樓以外其余城墻部分，“計拆除城墻12682米，共可拆除城磚25萬m3，條石38萬m3，土方222萬m3……全部拆除工作擬于1962 年前全部完成。”在此期間，許多單位為了“大煉鋼鐵”建造煉鋼爐，開始取用墻磚，且態勢加劇，城墻大范圍的損毀此時已全面啟動，并迅速達到了高峰。至1959年，西安城墻面臨嚴峻危機。

就在城墻瀕臨徹底損毀的時刻，轉機再度降臨！檔案中的一份會議記錄（西安市建設局1959 年4月2日局務會議記錄）披露了這一危急時刻：“韓（學英）局長：拆除城樓暫停。省委趙（伯平）書記于北京參會期間，致電傳達習（仲勛）秘書長指示，稱應當予以保留，昨夜市委馮秘書長亦電話通知暫停，未拆除規整之處需提交情況報告……”原來，時任陜西省委書記處書記趙伯平同志，依據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同志的指令，緊急致電西安市人民委員會，要求即刻停止拆除城墻！西安市人民委員會連夜通知市建設局，拆城行動隨即緊急終止。

同年7月1日，文化部向國務院呈送了《文化部關于建議保護西安城墻的報告》。該報告是西安城墻保護檔案中另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報告明確指出：“西安城墻歷史悠久……建筑雄偉，規模宏大，是我國現存保存最為完整且規模較大的一座封建社會城市的城墻，亦是研究封建社會城市規劃、軍事歷史的實物例證以及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藝術的重要參考資料。”并強調，“西安城墻在現代都市規劃中，不會對工業建設的發展造成阻礙。因此，我部認為應當予以保存并加以保護。”該報告獲得國務院認可并逐級下發。陜西省人民委員會、西安市人民委員會隨后轉發國務院通知，要求廣大市民嚴格維護城墻現狀，禁止動用城磚垣土。西安城墻再次避免被拆，并得到保護。此后數年，西安市陸續開展了城墻豁口整修、維修坍塌的城墻以及損毀嚴重的城門樓等城墻維護工作。

1950年4月11日，西北軍政委員會關于暫緩實施拆除城墻計劃給西安市人民政府的批答

法定保護與全民修繕

1961年3月4日，是西安城墻保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天。國務院發布了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西安城墻位列其中。自此，西安城墻保護具備了法律支撐，避免了后續遭受更為嚴重的沖擊與破壞，為當今西安城墻傲然屹立并登上國際舞臺奠定了堅實基礎。

然而，獲得“國保”身份并不意味著能夠高枕無憂。檔案亦記錄了后續的波折。“文革”期間，部分群眾挖掘城土、動用城磚的現象極為突出，還存在一些單位利用城墻空間挖掘房屋發展社辦工業的情形。至20世紀80 年代初，西安城墻遭破壞的狀況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城上的五千多個垛墻、伸出于城外的九十八座敵臺以及臺上的墩樓、城四周的角樓均被拆除。城墻頂面及外壁的青磚在諸多地方被剝除，眾多以青磚砌成的排水槽亦遭拆毀。四門甕城被部分機關單位和城市居民長期占據，時常破壞甕城的基礎。圍繞城墻內側緊貼城根，不少居民利用該空地建造房舍，并在內側又陸續挖掘了諸多窯洞。因城墻遭到破壞，排水系統喪失功能，一旦遭遇陰雨天氣，便形成積水，就地滲透，導致嚴重塌方。

在此關鍵時期，西安城墻的狀況再次引發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同志的關切。1981年11月26日，習仲勛同志閱悉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11月22日第2852期所載《我國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遭到嚴重破壞》，該文如實反映西安古城墻遭受破壞的情形以及城墻保護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習仲勛同志認真審閱后深感憂慮，即刻指示秘書致電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要求其核查情況，并要求陜西省人民政府切實做好西安城墻的保護工作，制止破壞行為。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依據習仲勛同志的批示，迅速于12月31日形成了《請加強西安城墻保護工作的意見》。這份意見措辭嚴肅，提出了三項關鍵舉措：1.責令西安市政府切實履行職責，劃定保護范圍，設立標志與說明，建立科學記錄檔案，設置專門的文物保管機構；2.制定統一的規劃方案，限期遷出占用單位，將保護維修納入城市規劃；3.建議省政府頒布保護命令或條例，嚴禁破壞行為，依法懲處故意違法者。

1946年2月1日，陜西省政府為紀念井勿幕，擬將南北四府街、琉璃廟街及小南門改名為“井上將街”和“井上將門”致西安市政府的代電（井勿幕，陜西辛亥革命先驅和杰出領導人）

1982年1月20日，陜西省人民政府以送閱文件形式下發該意見。同年8月20日，西安市人民政府發布《關于保護西安城墻的通告》，此舉措徹底扭轉了西安城墻被損毀的發展態勢，促使西安城墻迎來新的發展階段。

1982年7月26 日，時任陜西省委第一書記馬文瑞提出了以“維修明城墻，整治護城河，改造環城林，打通環城路”為核心的“四位一體環城公園”的宏偉構想。1983 年4月1日，“西安環城建設工程”啟動。歷經兩年多的全面維修加固，部分敵樓、角樓及一座魁星樓得以重建，東、南、西三面基本連通；護城河經拓寬整治，死潭變為活水清流，周邊環境得到徹底改善。此后，對各挖斷處進行修復連接，至2004年底，隨著火車站段城墻連接完成，斷裂近一個世紀的城墻終得修復；環城公園、順城巷改造、環城西苑等工程相繼推進。西安城墻終于從破敗不堪中重獲新生，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同年，西安城墻管理委員會成立，集保護、研究、修繕、傳播、運營管理等職能于一體，開始為西安城墻提供更為科學、持久的保護。由此，西安城墻開啟了“預防性保護”的創新探索，成為全國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的范例。

今日，當人們漫步于綠意盎然的環城公園，行走在平整寬闊的城墻頂，觀賞著修復一新的城樓角樓、青墻黛瓦，領略著護城河碧波蕩漾的靈動之時，不應忘卻腳下這座宏偉建筑所歷經的重大波折。西安城墻絕非冰冷的遺跡，而是“活著的歷史”。“西安城墻保護檔案”正是這段歷史最為忠實、最為有力的見證者。妥善守護這些檔案，便是守護西安城墻的記憶，守護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史上的重要篇章。它們不僅關乎過去，更對未來具有啟示意義；在城市化進程持續加速的當下，如何協調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如何珍視并傳承這些寶貴遺產，是永恒的課題。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成艷妮

（西安市檔案館提供相關檔案、照片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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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張益嘉（實習）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