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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和意外究竟哪個會先來？

這位還不到30歲的山東老板恐怕也想不到，自己身體良好，還沒有不良嗜好，結果卻在搬東西時突然猝死。

最可憐的是，老板猝死當天恰好是周六周日，員工都休息，直到周一早晨，員工聞到異味，才最終發現他已死亡。

在死亡后的47小時里，他身邊那部電量充足、屏幕完好的手機，沒有響起一次，沒有震動一下。這部現代人須臾不離的“體外器官”，在他最需要連接的時刻，見證了一場無人打擾的斷連。

周五晚上十點，山東一家公司的倉庫，一個還不到三十歲的男人，這家公司的老板，在獨自搬運貨物，監控攝像頭是唯一的觀眾，忠實地記錄下了一切。

沒有任何預兆，他身體一晃，想扶住貨架，卻無力地摔倒，接下來是幾分鐘漫長而劇烈的抽搐，然后一切歸于平靜。

離他身體不遠處，一部手機靜靜躺著，屏幕完好，電量充足，在接下來的四十多個小時里，從周五深夜到周一清晨，它沒有響起一次，沒有震動一下。

也許老板都沒想到，公司的雙休制度，會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個被員工稱贊的“好老板”，用制度給予了員工完整的周末。

如果不是雙休，說不定就會有員工發現，網上有人說，如果是腦出血，只要幾小時內送到醫院，存活率很高，但他親自定下的雙休制度，讓公司空無一人，同時也缺少了這救命的幾個小時。

當這個故事在網上傳開，最初的同情和惋惜，很快被一種更尖銳的情緒取代——指責，輿論的矛頭，卻對準了死者的父母。

“兩天不給兒子打個電話，這是什么父母？”“失敗的家庭教育，養出了一個報喜不報憂的孩子，也養出了一對冷漠的父母。”

這些評論像一把把飛刀，扎向那個剛剛失去兒子的家庭，指責是容易的，但這位老板的父母，難道就想讓兒子猝死么？

我們不妨捫心自問：成年之后，你和父母多久聯系一次？有多少年輕人，為了不讓家人擔心，習慣了獨自扛下所有，早已和父母形成了“沒事不聯系”的默契？

將這場悲劇的全部責任推給一個悲痛欲絕的家庭，不僅殘忍，而且是一種懶惰的思考，它讓我們忽略了那個更深層、更普遍的問題。

這究竟是父母的失職，還是一面映照出我們所有人親密關系現狀的鏡子？當我們審判他們時，我們審判的，或許也包括我們自己。

這場悲劇真正觸動的，是現代人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恐懼：社交網絡越發達，我們似乎越孤獨，我們住在鴿子籠一樣的公寓樓里，與鄰居幾年不見一次面，甚至不知道隔壁住的是誰。

我們有幾百上千的微信好友，卻可能找不到一個可以在深夜傾訴心事的人，指責父母的人，又何嘗不是在害怕呢？

因為我們從他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們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以一種“社會性死亡”的方式，在物理世界中孤獨地死去。

如果他有一個習慣在周末約他喝酒或健身的朋友，發出的信息遲遲沒有回復，這個朋友會不會覺得奇怪，多問一句，或者直接去找他？這樣是不是就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