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占理兒。

已經記不清這是今年第幾次看到騙彩禮案件了。

今兒又來一起，簡單介紹下吧：湖北黃先生和孫女士，通過婚介一見鐘情，當天就做了結婚的決定，黃先生也同意了女方15萬的彩禮要求。

在支付彩禮后第二天，倆人興高采烈的領了證，黃先生也如愿以償的跟孫女士睡了覺。可就在黃先生意猶未盡的時候，第四天孫女士就再也不肯露面了。

黃先生也大概猜出了怎么回事，于是就把孫女士告上了法庭，要求離婚，并且退還全部彩禮。

法院這邊一調查，果真如黃先生所料，孫女士在此之前結果4次婚，也都是相親、一見鐘情、高額彩禮、領證結婚，上床睡覺、拍屁股走人。

最終法院“調解”結果為：解除婚姻關系，孫某歸還部分彩禮，畢竟人家‘付出’了，黃先生也‘如愿’了。

大家可能覺得孫女士這為了騙彩禮，是真下血本。可我卻覺得人家最起碼還是有‘職業道德’的，畢竟人家完全可以在發生關系后，控告黃先生強奸。

深入了解后我發現，不是她有‘職業操守’，而是低調才能持續用這招賺錢：她這類女人，跟婚介長期合作，婚介那邊不斷挖掘客戶，孫女士這種婚托則利用美貌、身子，迅速抓住男人的身心，彩禮到手后，迅速分賬。

與以往不同的是，人家真跟你睡，真跟你過幾天日子。不過想想也是，如今這么開放了，十來萬彩禮到手了，跟客戶睡幾次，也算是回饋了。

在這起案件曝光前，我沒想過“騙婚”能被玩出這么多花樣，所以又找了兩個相似的經典案例：

第一個案例：

山東濟南的小玲，2020年，她經人介紹認識小周，見面當天就說“對眼了”，小周痛快給了8.6萬彩禮，兩人10天內領證。婚后第15天，小玲以“回娘家”為由消失，電話不接、微信不回。

小周起訴離婚時，法院查到——這已經是小玲4年內的第3次離婚訴訟。前兩次婚姻中，她同樣快速領證、收彩禮、消失，但前兩任丈夫都因“怕丟人”沒要求退還彩禮。

在法庭上，小玲理直氣壯：“我是真結了婚的，憑什么退錢？”法院最終判她退還8.6萬，但判決書里特意注明：“此前兩段婚姻解除后，原告均未主張返還彩禮。” 言外之意——她的“生意”能持續，全靠前幾任的沉默。

第二個案例

河南的小霜，2022年3月，她經媒人介紹認識小亞，5月領證，收18.6萬彩禮；7月懷孕，當月因“胎兒異常”流產；小霜8月起訴離婚。

小亞同意離婚但要求返還彩禮，法院一審以“已共同生活且懷孕”為由駁回。

小亞不服向法院申請再審。法院再審發現：小霜此前已和6名男子結婚，每段婚姻都是“快速懷孕-流產-離婚”，每次都能收15萬到20萬不等的彩禮。

再審法官在判決書中寫：“小霜多次短期內結婚、懷孕、離婚，明顯以收取彩禮為目的。”但考慮到“懷孕流產的事實”，最終判她返還10萬。小霜凈賺8.6萬，而她為這8.6萬付出的“成本”是——次懷孕流產。

而之前的6次婚姻，她賺了多少錢，我們不得而知。

這三個案例，照出了當下“婚姻投機者”的生存邏輯：有人靠“時間管理”打擦邊球，有人靠“前科不追責”吃老本，有人靠“身體投資”換高收益。

她們的共同點只有一個——把婚姻當生意，把結婚證當“提款憑證”。

傳統婚姻是什么？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屋一飯”的承諾，是“生同衾，死同穴”的羈絆。但在這些“婚姻獵人”眼里，婚姻是“限時任務”：

時間維度上：從相識到領證不超過1個月，從領證到消失不超過3個月；

價值維度：婚姻的核心不是感情，是“彩禮金額”——15萬是行情價，18.6萬是“優質標的”；

風險維度：結婚證不是保障，是“止損工具”——一旦拿到錢，立刻啟動“離婚程序”，把婚姻的“有效期”壓縮到最短。

這種異化的婚姻觀，暴露出三個殘酷的現實：

彩禮文化的畸形：部分地區把彩禮從“誠意象征”變成“硬性指標”，甚至明碼標價“本地姑娘行情18萬起”。黃先生在調解時說：“我想著15萬是潛江的平均價，不算高，結果成了她的‘啟動資金’。”

婚姻的工具化：對部分人來說，婚姻不是“找個伴兒”，是“找個提款機”。男人想通過婚姻完成“傳宗接代”的KPI，女人想通過婚姻實現“財富躍遷”。

法律的滯后性：現行法律對“以婚姻為手段的財產侵占”界定模糊。你說她詐騙？人家真領了證；你說她騙婚？人家真跟你睡了，民法典里沒這個罪名；你說她違背公序良俗？法院最多調解返還部分彩禮，連“婚托”都算不上。

這時候再看“一夫一妻制”的初衷，你會發現真的很偉大！

一夫一妻制被稱為“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發明”，它終結了“三妻四妾”的剝削，讓女性從“財產”變成“主體”，讓男性從“資源掠奪者”變成“責任承擔者”。

所以，網上有人說一夫一妻制是保護女人的，可如今看來恰恰相反。一夫一妻現在是男性的保護傘，讓彩禮騙子一次只能騙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