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名士與陳寅恪》是華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蔡振翔教授寫的一本學術論文匯編。雖說是匯編, 前后卻也自有聯系, 代表著教授的學術觀點, 看了他的論著, 結合我個人這多年來所歷之世事、所思之疑慮, 成此文, 獻給讀者。

《竹林名士與陳寅恪》有自序和《竹林名士交游考》《讀(藏書紀事詩) 》《從華文教育到華語教育》等四篇學術論文。在自序中, 作者言道:“其中《竹林名士交游考》與《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陳寅恪》兩文較有分量, 所以我就參照這兩篇的題目為這本論文選取名《竹林名士與陳寅恪》。”作者說, 雖然竹林名士與陳寅恪相隔了一千六百多年, 但由于陳寅恪先生對魏晉清談、竹林名士等問題的考究, 而他正是靠陳寅恪所指引的方法與途徑結合他本人對魏晉史料的研究, 較為深刻地了解和把握了二者, 故得此書名。

作為研究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的一個知名學者, 蔡教授也給研究生上課, 開設的課程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專題》, 聽他的課是一次思想的旅程。至今回味起來, 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馬寅初、周揚、巴金、陳垣、金岳霖、傅斯年、胡適、陳寅恪……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名人, 一個個在中國現當代史上彰顯一時而他們的命運又無不與中國現代政治的發展緊緊關聯著的人物, 在蔡教授的講授中, 活生生地再現在我們研究生面前。蔡教授既有講述他們的生平, 又有點明他們各自的觀點, 對有的人只是寥寥數語, 就點明了這些名家的觀點及其政治態度, 對有的人則點下了濃墨, 重重地描上了一卷生動的人物連環畫。這個人便是——陳寅恪。

在給我們講陳寅恪之前, 蔡教授先給我們介紹了知識分子這個詞的來源和定義。蔡教授說, 其實知識分子這個詞是舶來品, 一個來源“源自于東歐,主要指得是19世紀俄國的一批歸國的留學生。俄國人講的知識分子專指這批從沙皇專制統治下落后的俄羅斯到社會相對昌明的西歐留學回來的學生, 他們主張用西歐的社會思想、民主政治、生活方式來改造當時落后的俄國;另一個來源出自西歐, 特指1898年以法國著名作家左拉為代表的一批人, 針對當時轟動一時的德累福斯案, 寫了《我控訴——為德累福斯鳴不平》, 斥責官方的黑暗、民眾的冷漠, 他們與德累福斯案的主角德累福斯沒有半點社會關系, 完全是出自社會的良知, 站出來為社會上這些蒙受不幸的人、為遺落的社會良知而叫屈、而鳴不平。作為知識分子, “不僅在于讀書多, 更重要的是, 他們的心靈必須具有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他們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的事情。而經常喜歡對時政和社會發出一些批評性的言論, 就是西方式知識分子最主要的特點”。按西方的標準,知識分子指得是這些具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腦力勞動者。這個詞在引入中國后, 被泛化為讀過書、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蔡教授說:“他們只能稱為文化人。”按蔡教授的說法, 那些一心只讀圣賢書、整天呆在實驗室做試驗的人可以稱為學者、杰出的科學家, 而不是知識分子。

在分析完了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區別后, 蔡教授回顧了建國后中國社會各項制度的變遷, 說1952年所進行的高校院系調整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極為深遠, 實際上是將原先的歐美式的教育模式變成蘇聯式的教育模式, 改變了過去培養通才的辦學思路, 培養出來的只是懂得某一方面知識或技術的工具型的專才, 而不是培養有知識、負責任、高素養的公民。更為要命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開始實行的糧食和其他重要生活用品的統購統銷政策, 實際上控制了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 而戶口制、檔案制和個人單位所有制則限制住了人身行動自由,
“計劃的經濟只能導致計劃的思想”。蔡教授語:“文教科衛等部門全都行政化、機關化, 知識分子實際上變成了國家干部, 他們的創作和研究是在行政命令下進行的。”

蔡教授介紹了蔡元培、傅斯年等學術界的名人, 正是這些學者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辦學方針,使得北京大學和后來的臺灣大學成為中國享譽國內外的知名學府, 在這兩所大學里, 人才薈萃, 鴻儒云集, 各種思想的交流與碰撞, 產生出中國學術上一片百花齊放的少有景觀, 結出了碩碩累果。陳寅恪的代表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是在此學術自由的背景下產生的。當然, 陳寅恪另有《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著作, 但那是以一種相當隱晦的手法寫就的, 乃當時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下的無奈之選。像《論再生緣》當時陳寅恪只是自費油印了一百零五本, 托人帶一百本到香港,
1958年,余英時在香港《人生》雜志上發表了《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后》一文。陳寅恪讀后, 曾感慨說:“作者知我。”這也從反面說明懂得陳寅恪當時寫作思想的人并不多。寫《柳如是別傳》似乎有悖于他早期的學術研究, 作為一個文史大師、一個研究隋唐史的大家, 陳寅恪應有更重要的課題去研究, 卻為一個明末清初的江南名妓的身世考證花了十多年的工夫, 耗費晚年的諸多心血, 頗讓人迷惑不解。其實, 陳寅恪正是“通過考證陳端生與柳如是的身世遭遇……結合自己的身世遭遇, 表達對社會現實進行批判的強烈愿望, 抒發對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熱烈頌揚”。陳寅恪在為王國維紀念碑寫碑文時, 寫下“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的字句來表達他自己的心聲。然而,當時的政治環境已非昔比, 批斗之勢風急雨驟, 稍不留神便會惹來滅頂之禍, 憑一個學者的良知, 對政局的變化又是不吐不為快, 故此, 只能以撰寫詩詞和考據歷史事實的曲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看法。

在這里, 我只是簡略介紹了陳寅恪晚期的思想, 對他的軼聞趣事就不再詳解了, 有興趣的讀者自會尋書細讀。我讀完此書, 深有感觸的是:到底什么是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 他們在中國現代的歷史舞臺上將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樣的作用?其實, 稍微研究一下中國的歷史便會知道, 但凡亂世期間, 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之時, 便是中國思想最自由、學術最繁盛的時候, 像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明末清初以及近現代的外辱侵華、民國動蕩時期, 中國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思想家和流芳百世的學術巨著, 反而是在思想大一統的情況下, 思想和學術的自由湮滅了, 萬馬齊喑, 百派蕭條。

我對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 也就是——士, 沒做什么深入的研究, 也不敢發一些獨到之見解, 只是稍微翻閱史書, 知道魏晉年間有玄學名士阮籍、稽康等使酒任性, 玩世不恭, 在司馬氏以“名教”衛道士身份實行高壓政策,鎮壓異己時, 拿起老莊玄學的武器, 以藐視禮法的行為進行消極對抗, 他們以大膽的理論和行為揭露當權者鼓吹名教的虛偽, 在譏評時事、臧否人物、揚清抑濁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對世風的扭轉、政風的改進, 功不可沒。在世人“皆為利來,皆為利往”“奔走于道”的世俗社會里, 在官官本本位位、、權權錢錢交交易易的的陋習與俗見下, 倘若有有那么一批不為名、不為利, 關心民生國事, , 為“天下興亡 , 匹夫有責”的使命感驅使 , 能撇開個人身世榮辱 , 以“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做一點點有功于當朝后世的、不負學者良知的的益事, 便無愧于“士”的稱謂了。

轉自《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 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