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原題為《中國在全球化當中獲得了什么？》。轉自掏史機微信公眾號。

張維迎，1959年出生，男，陜西省榆林市吳堡縣人。西北大學本科，研究生，牛津大學博士畢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合創始人、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

我們今天討論全球化的歷史，需要知道在全球化之前很久，人類有一個走向全球的過程。現代人（“智人”）大約是二十萬年前在現在的東非出現的，十萬年前人類走出東非，先到了西南亞（中東）這個地方，六萬年前已經到了澳大利亞，四萬年前到了歐洲，也到了中國（到中國的時間也可能在六萬八千年前，但這個時間有爭議），一萬三千年前跨過了白令海峽，到了美洲。這樣，大致來講，到一萬多年前的時候，我們人類已經從一個地方走向了地球上所有適合人生存的地方。之后大冰期結束，冰蓋的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人類從此被分割在三大不同的世界，即歐亞非世界區、美洲世界區，以及澳大利亞、巴布亞新幾內亞世界區。

這三個世界之間的人類上萬年沒有什么來往，盡管在每個區域內還是有交往的，如連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但分割一萬多年之后，也就是從五百多年前開始，這三個世界又開始相互聯系起來了，開啟了一個我們現在叫“全球化”的過程，這個全球化開始的標志就是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所以，過去的五百年都可以被認為是人類在一萬多年前失散之后，重新走在一起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出現與人類理念的轉變有很大的關系，如果哥倫布不相信地球是圓的，他不會往西航行尋找印度結果卻發現了美洲（但哥倫布至死時仍然認為他找到的是印度），至少這個過程會推遲很晚。所以我相信這里面一個很重要的啟示：理念的轉變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化給人類帶來普遍的好處。我們知道，至少過去的一萬年里，人類所有進步全是來自合作，而不是基因的變化。并且，合作的范圍越大人類進步越快，這就是全球化的意義所在。全球化使得人類的合作可以在全球范圍展開，這是人類過去五百年進步速度急劇加快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在今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全人類的智慧，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人相互學習、相互合作。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你中有我，我有中你，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孤立進步。全球化導致人類更深入、更全面地合作，從價值鏈看，今天很少有一個產品是單獨一個國家自己生產的，隨便一瓶礦泉水都是全球生產的，因為它的價值鏈在全球分布。這就是中國過去三十年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人類社會的運作遵循兩種邏輯，一種是強盜邏輯，一種是市場邏輯。所謂強盜邏輯就是，你想幸福，就使別人不幸福。而市場邏輯意味著，你自己要幸福，首先要讓別人幸福。過去五百年的全球化，就是亞當·斯密講的市場邏輯在全球范圍的不斷擴展，直到今天，這個過程仍然在繼續。過去二百年，盡管中間有強盜邏輯，但整體上是市場邏輯獲得成功，貿易自由不斷擴大。歷史證明，什么時候市場的邏輯居于主導地位，人類就會進步；什么時候強盜的邏輯占了上風，就會帶來人類的倒退。

在1914年之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但是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市場的邏輯中斷了。之后保護主義一直盛行，到二戰結束的時候，按照國際貿易衡量的全球化水平一直沒有恢復到一戰之前。二戰之后，人類重新開始了由市場邏輯主導的全球化。這里面，日本和德國是兩個典型的例子。這兩個國家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想要用強盜的邏輯來征服世界，我們知道，最后他們失敗了。二戰之后，他們用市場的邏輯征服世界，最后成功了，都變成了經濟強國。

中國在全球化當中獲得了什么？我曾根據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數據計算出不同地區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相關系數的歷史變化。1820年之前，相關系數接近于1，意味著各國之間生活水平沒有什么大差距。之后不斷下降，最后達到1973年的0.148，這就是所謂的世界“大分流”。之后相關系數開始上升，2003年達到0.52，預計2030年達到0.73，這可以稱為是大合流、大融合。這個大分流和大融合都是與中國高度相關的。其實所謂的大分流，也就是說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相差越來越大，主要是由于中國的落后和停滯。同樣，過去三十年人口規模與GDP規模相關性越來越高，也是由于中國的快速發展。一百多年前，當我們與全球化的潮流遭遇時，我們是被動的，包括搞洋務運動，其實也是逼出來的，那時我們沒有真正加入世界。但是到了改革開放，我們是主動的，我們主動走向世界，主動利用了市場邏輯，而世界市場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就成為了我們的“后發優勢”。楊小凱曾經警告說，后發優勢可能轉向后發劣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但是不管怎么講，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就是利用了這個后發優勢，我們沒創造什么新的技術，沒創造什么新的管理方式，但我們的經濟成為世界第二，這就是全球化給我們帶來的東西。

人們通常認為，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如果不做假設，我們很難理解歷史。1792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以向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派馬戛爾尼勛爵率團訪問中國，目的是與清政府進行外交談判，擴展英國對中國的貿易和交流。英國當然希望獲取一些特權，因為在當時的中國，通商仍然是一種特權，沒有政府的允許不行。從今天的標準看，英國提出的這些要求即使不能說盡皆合理，也不能說很過分。至少，英國人想在北京設個辦事處，想擴大貿易區，不算過分。設想，如果清政府能以平等的主權國而非“藩屬”對待英國，認真研究一下英國的要求，與其談判達成一個對等的協議，同意英國在北京設立辦事處，開放幾個口岸，同時也要求在倫敦設立一個中國辦事處，鼓勵中國商人去英國做生意，之后的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可能會有所不同。

我們經常把當時的西方國家稱作“列強”，既指他們強大，也指他們是強盜。確實，中國的大門就是被這些“強盜”用“堅船利炮”打開的。但就我理解，這些列強最初來到中國，還是希望按照市場的邏輯從事商貿和交流。試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國的當權者能理解市場的邏輯，順應全球化的大趨勢，主動開放門戶，改革體制，再有一個合適的外交戰略，中國或許就不僅不需要割地賠款，而且可能有希望與列強平起平坐，如日本的經歷所顯示的那樣。但我們拒絕了市場的邏輯，最后被強盜的邏輯征服了。由此，我們有了現在所知道的這二百年的中國歷史。

不要以為沒能力當強盜的人就不用強盜邏輯來思考問題，情況往往相反。現在一些人在看待國際關系問題的時候，經常持有零和博弈的觀點，認為你贏了一定是我輸了。據說加入WTO談判的時候，談判代表跟中央領導報告說，中美要達成雙贏的協議，這時有人說，中美之間怎么可能有雙贏？這就是強盜邏輯的思維方式。

我為什么一開始講那個大歷史？因為人類本來就是從一個地方來的，中國人也是“人”，不要認為中國人不是“人”，只是“中國人”。人類都來自一個地方，這個事實很重要。今天人類所有的文化差異，都是過去幾千年期間形成的，不是原來就存在的，更不是基于基因。而且我們知道，這種差異可能被過分夸大了。兩千年前軸心時代的思想家（我稱之為“制度企業家”），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他們為人類制定的游戲規則許多是共通的，盡管表述方式可能不一樣。即使在今天，中國文化與西方有差異，但我們用科斯的理論解釋中國現象仍然是很有說服力的，這也說明東西方之間就人性而言沒有什么差別。

我們老在強調中國特色，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的文明也是與外界合作的結果。什么是中國的？如果從起源講，很少有什么東西是純粹中國的。我們吃的小麥不是中國培育出來的，是中東來的，我們吃的玉米是美洲來的，除了稻米等少數作物外，幾乎沒有什么東西是中國人自己培植和馴化的。甚至可以說青銅器也不是中國的，而是從西南亞兩河流域過來的。那里使用青銅器的歷史比我們早1000年。而且考古發現，沿著絲綢之路，越往西，出土的青銅器年代越早，這意味著在絲綢之路之前，可能還有一個所謂的青銅之路。

我們要特別警惕在全球化當中的民族主義思潮。在全球化時代，如果我們不能夠按照世界通行的游戲規則來行動，我們就不可能全面享受人類合作帶來的好處。同時我們要認識到，現在有很多“中國特色”的規則（如官商勾結），伴隨著中國加入世界也在走向世界，一些中國企業喜歡用這些規則征服世界，一些外國企業也“入鄉隨俗”，我覺得這是很可悲的事。中國加入世界之后，會使得這個世界的商業文化變得更好還是變得更壞？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為了人類的未來，也為了中國人自己的未來，我希望我們能夠按照符合人類本性的一般價值，而不是按照逆向的特殊價值觀來行動。我相信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有個很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