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俄羅斯著名拓撲學家、科學院院士福緬科主導編寫了七卷本叢書《歷史：虛構還是科學？》，正式提出所謂“新編年史”理論，重構了一條遠短于主流歷史體系的時間線。在這條時間線中，新石器時代不過是神話杜撰，古埃及是俄國歷史的翻版，古巴比倫與美索不達米亞是中世紀晚期的移植，古希臘文明是拜占庭歷史的“二創(chuàng)”，古羅馬則是中世紀俄國的鏡像。福緬科聲稱，世界真正的歷史始于公元1000年前后，所謂古代文明，皆為后人偽造。

他最終得出結論：1600年以前的世界歷史遭大規(guī)模篡改，以配合包括梵蒂岡、神圣羅馬帝國及羅曼諾夫王朝在內的多個陰謀集團的利益。這些集團合力掩蓋了“歷史真相”——一個以“俄羅斯汗國”為核心的全球性帝國。

換言之，“新編年史”的本質只有一句話：西方歷史是偽造的，俄羅斯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該理論一經問世，立即遭到學界全方位批駁，《歷史：虛構還是科學？》更是在2004的莫斯科國際書展上，以最差出版圖書之名，獲得了“榮譽文盲獎”。然而這并不影響其在民間的傳播，尤其是在前世界象棋冠軍卡斯帕諾夫的推廣下，僅僅數(shù)年時間，該理論便從俄羅斯本土蔓延到了土耳其、中國、歐洲以及埃及。

據(jù)歷史學家查爾斯·哈珀林2011年發(fā)表的研究，約有30%的俄羅斯人對“新編年史”持同情態(tài)度，一些學校課程和部分政黨綱領中甚至包含其內容。盡管福緬科本人已淪為學界笑柄，成了陰謀論的代名詞，但他的理論依舊在俄羅斯社會中擁有較為廣泛的潛在接受度。

這段往事不禁給人一種強烈的既視感：說白了，國內流行的“西方偽史論”不就是“新編年史”的本土版本嗎？雖然我沒查到其在中國社會接受度的可靠數(shù)據(jù)，但從近些年的傳播速度看，恐怕只會高于俄羅斯。

那么，“西方偽史論”究竟有何魔力？能贏得大量公眾甚至不少高知群體的支持？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談一個十分重要但卻時常被忽略的因素，即歷史這類人文學科的普遍特點—相對較低的學習門檻。這一點可以在歷史學與物理學的對比中體現(xiàn)出來。

首先是內容的抽象程度。歷史學研究的是人類過去的活動，比如“拿破侖為什么失敗”“秦朝何以二世而亡”，這些問題貼近生活，僅憑社會經驗與直覺就能理解。而物理學則研究自然規(guī)律，比如基本力、能量、不可見的粒子，尤其是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內容極度抽象且反直覺，只能靠數(shù)學與模型構建來認知。

其次是語言工具的復雜度。歷史學的語言工具是人類語母語，因此，除了一些艱深的史料需要一定訓練才能理解外，大多數(shù)歷史知識對普通人而言沒有門檻。而物理學的語言工具是數(shù)學，從初中的簡單方程、公式變形、比例問題，到高中的代數(shù)、函數(shù)、向量，再到大學的高等數(shù)學，光是語言難度就將大部分人排除在物理學習之外。

再就是知識結構。歷史學如網狀結構，雖有邏輯，但條條大路通羅馬，先學近代史再學古代史或者先學戰(zhàn)爭史再學制度史，都不會造成學習壁壘。而物理則是高度系統(tǒng)化的金字塔結構，概念之間緊密相連，不懂牛頓力學就學不了電動力學，不懂電動力學就學不了量子場論。

正因為歷史的學習門檻低，讓很多人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懂歷史就能研究歷史。導致一些毫無學術背景的門外漢大著膽子跨行搞起所謂歷史研究，甚至一度有了類似“鍵政”般全民參與的跡象。好像只要是個人，讀過幾本歷史書，看過幾篇歷史文章，就能自創(chuàng)一套歷史發(fā)展體系了。

“西方偽史論”在中國社會的盛行，正是建立在這一龐大歷史愛好者基礎之上的。至于其魔力，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西方偽史論”本質上依舊屬于陰謀論。就像曾經流行過的美國登月造假、共濟會操控世界一樣，擁有天然受眾。他們喜歡這種顛覆性敘事，享受“掌握真相”的感覺。

2.區(qū)別于以往的陰謀論，“西方偽史論”有兩項重大革新，一是出書立傳，比如《希臘偽史考》、《言不必稱希臘》，二是打造了自己的“學術”平臺，即“西史辯偽和中華文化復興學術研討會”。前者構建了一套看似系統(tǒng)的理論，樹立了何新、黃河清等人在歷史愛好者眼中的專業(yè)性與權威性，而后者則為該理論披上了一層學術外衣。這兩點足以震住那些對學術研究規(guī)范不太了解以及缺乏邏輯能力的人。

3.雖然我們常把抵制西方中心論掛在嘴邊，但不可否認的是：以對全球的影響力與塑造程度而言，西方歷史是現(xiàn)代世界形成中最重要的一條主線，不了解西方歷史脈絡，就無法理解我們所生活的時代。

然而，在我們的歷史通識教育中，為了強調中華文明的“連續(xù)性、統(tǒng)一性、先進性”，西方歷史被過度邊緣化了，成了為理解中國史而存在的背景板，占比很小，且大部分集中于1500年后的近代史，古代史只占5%-10%，比日韓都要少，也更淺薄。

盡管從民族認同的角度看，這樣的安排無可厚非，但其帶來了的問題是：公眾缺乏系統(tǒng)的歷史知識背景，尤其是從古希臘到古羅馬再到中世紀的因果鏈條，好像西方突然就從“黑暗愚昧”的中世紀躍進到了地理大發(fā)現(xiàn)和工業(yè)革命。知識空白帶來的割裂感為“西方偽史論”提供了廣闊的解釋空間。

4.一個不言自明的結論是，“西方偽史論”在國內的發(fā)展離不開互聯(lián)網的普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去中心化。好處是信息生產與傳播不再由權威機構與公共知識分子掌握，像我這樣的自媒體以及無數(shù)普通人也能通過網絡各抒己見。不過壞處是，話語權雖從金字塔形變成了橄欖形，但認知水平依舊是金字塔形的。

于是，在一個人人都能講史、寫書的互聯(lián)網時代，在一個低門檻創(chuàng)作+高情緒渲染+算法推薦的流量時代，傳統(tǒng)史學界的觀點必然會因為復雜枯燥的特性，在誘惑力上敗給那些顛覆常識的“驚天真相”。比起從西方古代史的演進中理解工業(yè)革命，偷自《永樂大典》的敘述肯定要快得多，爽的多，也易懂得多。

5.如果說互聯(lián)網的普及是催化劑，那民族主義就是第一推動力，其在時間線上是與西史辯偽運動的發(fā)展軌跡高度重合的，只是內在因素要復雜的多，既有歷史創(chuàng)傷、祖先崇拜、民族認同，也有文化自卑與意識形態(tài)沖突，這與“新編年史”在俄羅斯大行其道的原因是相似的。

因此，我們才急于證明自己，證明中華文明才是世界的中心，再不濟也要證明我們的獨一無二、自古有之。在這方面，除了“西方偽史論”，古人類學也是個很好的例子。盡管人類起源于非洲已有十分確鑿的證據(jù)，是學界的主流共識，但依舊不乏專業(yè)學者宣揚“多地區(qū)起源說”，每當中國境內發(fā)現(xiàn)了新的古人類化石，他們便等不及要認祖歸宗。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原因雖有重要程度之分，但并非線性孤立，而是相互影響。比如當我們將歷史創(chuàng)傷屈辱化，賦予其一種代際傳播的特性時，不可避免的會激發(fā)對外敵意，進而產生民族主義情緒，在與理智漸行漸遠后，從陰謀里尋求民族認同、消解文化自卑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正因為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與共振放大，我們才會看到這樣荒誕的一幕：一批不學無術的門外漢，一個陰謀論式的邊緣學說與一群呼雀躍的信徒。

更諷刺的是，在幾位偽史論元老被封禁后，偽史圈竟開始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官方打擊反而印證了偽史論的正確性，如果真有足夠的證據(jù)反駁，為什么歷史學界默不作聲？

這當然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實際上，多位歷史學家曾在多個場合對某些問題作過澄清，比如關于金字塔的真?zhèn)?，當時正在埃及開展考古工作的郭子林就專門回答過。不過有一點這些人倒是說對了，至今還沒有哪位歷史學家逐條且全面批駁過“西方偽史論”的各種觀點。

這一點其實很好理解，因為大家真的很忙。像西方偽史論中那些一拍腦袋就能得出100個的所謂“新發(fā)現(xiàn)”，雖然判斷可信度很簡單，但要做到有理有據(jù)的駁斥還是極其耗時的，需要引用考古學、文獻學、語言學等各種證據(jù)來交叉印證。就像多位西方古典學學者在接受《南方周末》邀請時說的，他們不愿為了這些荒謬的言論浪費時間。

偽史論者們如果真想得到學術界的嚴肅回應，最簡單快速的方法就是按照學術規(guī)范，先將自己的成果寫成論文投稿到有影響力的專業(yè)期刊，而不是像黃河清教授那樣閉門造車，寫了一本二十多家出版社都不接的書，然后因為毫無學術價值無人搭理，就自詡為勝利。

在這一點上，偽史論者甚至不如中醫(yī)，后者至少知道往核心期刊上發(fā)文，哪怕是增刊子刊，也敢一次次將藥物送檢FDA，哪怕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