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抗戰文獻數據平臺合作，推出“抗戰回望”系列，選取抗戰期間的報紙、圖書、日記等史料加以介紹，希冀帶領讀者前往歷史現場，觸碰抗戰時中國軍民的精神與生活。

《四月攻勢敵情匯編》由第九戰區前敵總司令部參謀處編譯，出版于1939年7月。“四月攻勢”系1939年3月27日南昌淪陷后，蔣介石下令各戰區反攻這一軍事行動，其中又以反攻南昌為主，不過經過為時一月的反攻后，最終仍未能克復南昌。

羅卓英、劉膺古題詞

本書的序言指出：“我們的戰略，是消耗戰，能夠在每一次戰役里，都給它以重大的打擊，那么拿破侖莫斯科的慘敗，眼看敵人會在我們國境里第二次遭受到。”劉膺古為該書的題詞亦是“敵軍進入愈深則我勝利越近”。盡管這兩句話未必沒有“持久戰”的思想，不過此語多少還是為克復南昌未成功圓場。

全書主要由反攻南昌概要、繳獲日軍各部隊、陸軍省的命令、會報、編制表、陣中日記、教材、地圖等文件組成，日軍士兵的日記、書信、口供與繳獲日軍文件中反映出的國軍此次反攻的戰績。

在書前的《編纂大意》中，作者王逸曙指出本書“均為直譯，不加飾詞”，此外尚有一部分繳獲文書已先行呈繳，故未列入此書。在編后記中，該書譯者則指出本書“深望閱者們慎重保管，尤須注意勿流入敵人或漢奸之手，致將來增加偵查敵情之困難”，可見該書的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譯者之一王逸曙本名金弘壹，朝鮮人，此時在羅卓英部工作，工作內容包括審問日軍俘虜、翻譯繳獲文書，1945年任韓國光復軍參謀長，回韓國后任陸軍士官學校校長、陸軍綜合大學校長等職，軍銜中將。

本書篇幅較長，包含大量的繳獲文書，本文將僅介紹其中的日軍士兵日記部分，以窺其時的日軍士兵心態、日軍的有關狀況。盡管其時日軍內部對于思想與言論有著較高程度的管制，一般士兵的真實情緒未必能形諸書信與公開場合，但此時對個人思想的管控尚未如在其他地方所見的那樣，及于個人日記，這一點在接下來引錄的日軍士兵日記即可看出。因此觀察日軍士兵的日記，十分有助于把握他們的真實心態與所見所聞。

高田正明，東京人，隸屬第106師團第147聯隊第1小隊第1分隊。他于1939年3月3日在日記中寫道：“下次戰斗，會暴尸異國，也未可知。想起自身的命運，悲痛欲絕。”第二天，中隊長傳達師團長進攻南昌的指令，他便寫道：“現在及將來之我，確如風前之燭，夫復何想？”3月7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以絕望二字來形容此時的心情，我以為是最好的形容詞。”

由此可見，高田正明的日記里反映出強烈的悲觀色彩，盡管這未必上升到對整個國家與民族的前途的悲觀，也不一定和反戰或是反省相聯系。3月21日，進攻發起后，他看到友軍橫在地上的一百多具尸體，頓有兔死狐悲之感——“國內人士，不知戰地情況，依舊祈禱‘武運長久’吧！”4月13日，高田正明在日記中寫道：“每個士兵都懷抱著滿肚皮的反抗，但未看見發表出來。”這兩條日記均反映出當時日軍士兵的內心世界，與我們透過當時日軍的一些公開出版物、公文所看到的相異。

3月10日，亦即日軍當時的“陸軍紀念日”（紀念1905年3月10日日軍在日俄戰爭中攻下奉天），高田正明報怨部隊在這一天里沒有發下香煙：“所謂的‘陸軍紀念日’，什么也不給，待遇有稍微改善的必要。不發香煙與甜的食品我們是最憤慨的。”第二天，他又說：“沒有香煙抽，真是殘酷的待遇，這是戰斗前的待遇嗎？這種待遇，不止現在吧！其他的東西，什么都領不到，這樣的生活，繼續到何時呢？”

香煙盡管非生活必需品，但是在高度緊張、艱苦與危險的戰斗環境中，其對于維持士氣，穩定軍心而言，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以解放軍為例，1947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后，盡管條件艱苦，但是部隊仍努力“有計劃地解決部隊吃煙的問題”。但是，面對環境的惡化，這一點自然不容易保持，同樣是在1947年，中共中央華東局即決議全軍所有干部、戰士一律取消發給紙煙。

高田正明的日記里，對日軍后勤的反映自然不獨香煙。4月7日，他看到墻壁上寫滿、畫滿宣傳“日本軍到處雞犬不留”與“日本兵用刀刺雞用手牽狗”的抗戰標語、宣傳畫時，他苦笑不止，并說：“糧秣沒有來，每日皆反覆征發中國米，不好吃，若無調味，真不堪設想。故連日各隊皆出發征發蒜與其他野菜。”4月9日，繼而寫道：“日軍稍停之處，田園為荒，雞豚絕跡。”此外，有關強征婦女、放火燒屋、四處搜刮等日軍暴行在他的日記中均有記錄。

子安喜重，輜重兵，隸屬于第101師團第157聯隊第3大隊。1939年3月6日，他看到一群補充兵在練習拼刺刀，于是在日記中寫道：“雖然對此無恐怖之必要，現在是正練習著肉體的沖鋒，但是仔細思量，不覺淚涌下來。”同時，此時上級要求儲備糧食，一次不要下太多米，他又寫道：“無論如何空著肚是不能打仗的。聯隊長的訓示‘增進健康’不過是空文而已。”由此可見，他的日記與高田正明的日記相似，都反映了日軍士兵對個人命運的悲觀與對補給不足的不滿。

不過，他的不滿也許未必停留在口頭，1939年1月4日，部隊里舉行天皇敕諭“捧讀式”，第二天隊長并要來巡視宿舍，他于是在日記中寫道：“真討厭！一到警備的時候，馬上就有什么巡視、檢查，剛在火線上僥幸保存了一條生命就拿出什么軍紀、風紀來，在四十歲的男子面前，說這些亂七八糟的話，真是討厭！”

由這一條日記可見，子安喜重其人應該是四十多歲了，對于這種情況，后來岡村寧次總結道：如果結婚多年或者深受世俗生活影響的中年士兵占多數的話，隨著純潔性與遵守軍紀的精神的消失，軍紀、風紀就會容易紊亂。

不過，他對上級的不滿未必全是來自對上級管束的不滿，1939年3月19日，子安喜重寫道：“官長命令做集積彈藥的壕，藏人的壕卻不要做，他們（指官長）的壕連掩蓋也要做上！……軍隊里面階級是要講的，上官可以任意處置一切，口里說是敬愛團結！心里完全兩樣，不把我們的生命當作生命！”可見，日軍內部這一種官僚作風多少加劇了軍紀的惡化。

不可否認的是，日軍并非沒有自覺地維護軍紀與維護日軍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但是這一行為與其侵略行徑是必然產生矛盾的，最終只會由此產生許多糾葛。1939年4月3日，子安喜重準備進南昌城征發馬糧，結果為步哨所阻攔，步哨說：“奉命非有中隊長以上之證明不得入城。”事實上就是不允許他們進城征發，他于是憤而在日記中寫道：“補給品什么都不發給，征發又不許可的話，除了餓死之外，尚有何法？打起仗來任意殺人，這時候甚至征發也不許可；這不過是宣撫班所賜，如果這樣是對的話，還不如由中國撤兵回去，還來得痛快！”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8月14日（日期可能有誤），子安喜重目睹日軍步兵第三聯隊“被中國軍隊襲擊，碰著痛苦的事情，形容憔悴”，于是便在日記中寫道：“東京的軍隊都是不能打仗的。”（步兵第三聯隊編成地為東京）此外，他的日記亦記錄了日軍施放毒氣、燒殺搶掠、奸淫婦女、毆打民夫等暴行。而從他的日記來看，他對這些罪行，并非沒有感覺到“羞恥”、“可恥”，但是在那樣的環境下，他不惟自己也參與其中，同時也未在日記中有更多的反省。

第157聯隊第1、2大隊死傷表

秋間修一郎，隸屬于第101師團第103聯隊第2大隊第5中隊，東京人。1939年3月23日，他在日記中記下，第157聯隊的重傷者有145名。此時第157聯隊亦正在參與進攻南昌的作戰，日軍稱之為“修水渡河戰及南昌攻略戰”。根據第157聯隊下轄三個大隊后來的戰斗詳報，第157聯隊2月1日至4月5日大約死傷153人（死54名，傷99名，不過其中的第三大隊筆者僅見3月23日以前的死傷數字，可能是該部在后來的“南昌攻略戰”中沒有傷亡）。此外，在第157聯隊編撰的《我聯隊之戰史》中，“修水渡河戰”（1939年3月19日至3月23日，事實上，2月1日至此該部的主要作戰經歷也就是這一次作戰），第157聯隊戰死59人，戰傷將校5人，戰傷準士官以下竟付諸闕如。若此日記中記載的數字完全準確，則不難推知日方戰報中的數字當有一定程度上的縮水。

《二十八年二月修河對陣間敵對我陣地偵察圖》

此外，秋間修一郎的日記中亦記錄了前述日軍暴行，他對于這類暴行盡管積極參加，但也不免流露出曖昧的態度：“雖說是以年輕的女人該為軍人安慰，但是慘酷啊！”

川喜一郎，隸屬于第101師團第103聯隊第5中隊。他的日記與其他人日記相較沒有太多新鮮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子安喜重1939年4月3日曾準備進南昌城征發為步哨所阻，第二天，川喜一郎即在日記中記下，日軍即將在南昌城內征發糖與罐頭，可見在補給困難這一現實面前，日軍想要維持軍紀終究是緣木求魚。

宮川軍曹，隸屬于第101師團第103聯隊第2大隊第5中隊。從宮川的日記中可見，抗戰初期的淞滬戰場，國軍的交通破壞作戰做得較為徹底，亦收到了一定的成效。1937年11月2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因道過壞，大家都要哭。”12月22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敵橋皆毀，工兵甚忙。”

以上便是這本書中有一定價值的日記片段，當然，其他這里沒有摘錄的日記中，有價值的還有不少，特別是尚有不少日記記錄了日軍每天動向、死傷人數與國軍反擊、敵后游擊的情況，限于篇幅，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事實上，四月攻勢繳獲的諸多文書中，國軍自身也十分重視其中日軍士兵的個人日記。1939年5月18日，白崇禧致電蔣介石，轉報陳誠5月14日發來的電文，呈報此次戰役繳獲的日記情況，并稱“其后續部隊多已疲乏不堪，落伍者每中隊平均十分之四、五。敵因糧食缺乏，隨地掠奪，用農民谷物、牲畜為食，并利用耕牛為運輸工具”，同時談到“有獸兵十八名強奸一十八歲女子，該敵亦自承慘酷”。由此可見日軍日記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