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曾經意味著什么？

它意味著你可以養育兩個孩子，去高質量的公立學校。

它意味著擁有一棟房子，不需要多大，但是是自己的。

它意味著工作日六點準時下班，和家人一起歡度周末。

《夾縫生存》描述了如今中產階級家庭的真實境況：社會保障越發薄弱，生育成本不斷上漲，懷孕歧視和性別歧視頻現、中年失業成為常態，越來越多的白領難以擁有正常的工作時間，更別提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作者采訪的對象包括大學教授、律師、護士和兒童保育員等，這些傳統職業的回報已經遠不如當年。面對著高額的房租、沉重的醫療和教育負擔，他們不得不為了維持表面上的體面疲于奔命。對如今這一代人來說，想要過上父母當年的生活似乎已經不可能了。

高學歷的窮人為什么越來越多？

文/ 阿莉莎·夸特

來源/《夾縫生存》

博林（Bolin）教授，或者像她讓學生直呼其名那樣，叫她布里安娜（Brianne）吧。博林有時就像個隱形人。當我來到她教寫作課的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大樓時，我問前臺的助理如何找到她。“博林？”她一邊掃視著教師名單，一邊問道，語氣充滿疑惑，“對不起，我沒有看到這個名字。”這里找不到布里安娜·博林，盡管她在這兒一年教四門課，已經教了許多年。她連電話分機號都沒有，更不用說辦公室了。

博林匆匆趕到大廳，表示要帶我參觀一下。她扎著馬尾，頭發是紅色的，戴著一副書生氣的黑框眼鏡，左側太陽穴附近的鏡腿上纏著紅色的電工膠帶。眼鏡已經壞了好幾個月了，但是她買不起新的。博林為這次會面特地打扮了一番：一件黑色背心（她后來告訴我是在舊貨店買的），牛仔褲（也是舊貨店買的），還有一個解剖學風格的黃銅心臟吊墜，用黑色細繩串著掛在領口。

博林十分期待這個夜晚，這對她來說是難得的休息時間。她是一個8歲殘障男孩的母親，兒子名叫芬恩。芬恩父親的未婚妻曾經答應幫她照顧孩子，但最近她焦慮到沒法享受這段休閑時光。布里安娜剛剛得知，再過幾個星期，那個女人就要和芬恩的鐵匠父親結婚了，那段時間他們沒法幫忙照顧孩子。重擔再次回到了博林肩上。

在她帶我參觀了計算機實驗室還有學生的抽象攝影作品和影像裝置之后，我們在學生休息室坐下來聊天。那里擺放著時尚的現代家具，擁有面朝格蘭特公園和密歇根湖的無敵景觀。此時，博林看上去更多的是氣憤而不是焦慮。作為兼職教授，她教一門課能掙4350美元，一年掙的錢不會超過2.4萬美元。就在此刻，她的銀行賬戶里只有55美元，信用卡欠著3000美元。她租的兩居室房子一個月要975美元，租金已經拖欠一個月了。

那間房子位于芝加哥西郊，旁邊是鐵軌，每隔20分鐘就有一趟列車轟隆隆地開過。她的書架上塞滿了讀研時買的詩集和哲學書，里面的內容已經爛熟于心；她還收集20世紀60年代法國的黑膠唱片，但卻要靠食品券才能養活自己和兒子。而且，因為工作不提供醫療保險，她和兒子都被納入了貧困者醫療補助計劃，一項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聯合為低收入者提供的醫療保障。在伊利諾伊州，像芬恩這個年齡的孩子被納入醫療補助計劃的前提是家庭收入水平不能超過聯邦貧困線的142%。這個數額在2014年大概是22，336美元，2017年則是23，060美元，而博林的收入連這個水平都達不到。事情本來不該是這樣的。

英文專業出身的博林知道這句話已經被說濫了，但是她忍不住一直想：事情本來不該是這樣的。她在下州的東伊利諾伊大學上學時曾經醉心閱讀。她回憶起自己“和一個朋友一起住在拖車場，讀弗吉尼亞·伍爾芙和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小說，沉迷于凱魯亞克和金斯伯格等‘垮掉派’的叛逆之作”。她擁有本科學位和一個研究先鋒派詩歌的碩士學位。她并不指望自己成為學術之星，畢竟東伊利諾伊大學不是芝加哥大學，但她確實覺得自己會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不錯的薪資。“我喜歡好東西——我其實有點小資，”她說，“我以為到35歲的時候，我能穿上沒有破洞的衣服，在銀行里有一些存款，但我只能在Goodwill商店購物。我穿5美元一件的香蕉共和國西裝外套，很快就穿壞了，因為它已經被別人穿得很舊了。這是夢想的代價，沒什么丟人的，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錯了什么。”

如今許多政治言論都在強調讓更多人進入大學的重要性，而且確實有很多證據證明，提升學歷可以帶來更好的財務前景。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的今天，良好的教育可能已經無法確保你不在貧困線上徘徊了。2007年至2010年間，擁有研究生學歷卻要接受食品援助或其他形式聯邦援助的人數翻了將近三倍，而擁有博士學位的受援助者從9776人上升到了33，655人。更具體地說，2013年使用食品券的家庭中，至少有28％的一家之主是多少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據肯塔基大學經濟學家的一項分析，這一數值在1980年僅為8%。讓父母及其子女不堪重負的部分壓力也在于此，高學歷窮人悄悄地與受到懷孕歧視的女性站在了一起。

如果連高學歷的美國父母都養不起孩子，這對其他父母意味著什么呢？如果一個懷孕的員工明知自己專業領域的工作選擇很少，又怎么敢因缺少育兒假或工作條件太差就奮起斗爭呢？如果一個員工需要承擔自己根本負擔不起的日托費用，她怎么會覺得自己還有資格抱怨？她知道得到和保住一份工作有多難。例如，一項由500位兼職教師參與的調查顯示，62%的兼職教師年薪不足2萬美元。如果他們還敢抱怨，可能連自己賴以生存的課程都沒得教了。

在今天的美國，一個人可能很難將自己的文化和社會階級地位傳給自己的孩子。畢竟，等到孩子們上大學的時候，還能負擔得起和父母同等水平的教育嗎？能付得起高昂的研究生學費嗎？他們能夠維持自己父母在社會地位上的信心——對自己專業技能的信仰嗎？甚至，他們會有職業生涯嗎？

就像博林在她教書的大學里一樣，高學歷窮人在我們整個國家都是隱形的。“住在拖車場，沒人知道或在意我有個博士學位。”曾經的語言學兼職教師彼得拉如是說。她住在俄勒岡州的尤金市，有一個孩子，靠福利和食品券生活。明尼蘇達州的圖書館員、網站開發工程師米歇爾·貝爾蒙特承認，她的朋友們基本上都不知道她過得那么拮據。她說：“所有美國人都以為他們只是暫時陷入困境的百萬富翁，我也不例外。”從這些教授以及其他受過大量培訓和教育的勞動者身上，可以看到中等危險階級的所有典型問題：債務、過度工作、孤立，以及貧窮帶來的自卑。他們基本沒有休閑時間，連跟伴侶一起喝點淡啤酒，或者跟朋友聚在一起訴訴苦、聊聊八卦的機會都極其難得，也幾乎沒有什么假期。

他們中的許多人告訴我，盡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遠低于自己，但在經濟上卻更為寬裕。當我跟這些中等危險階級的父母聊天時，他們也對此感到荒謬和自責。難道追求一個高尚的職業、想要一些好東西也是一種罪過嗎？現實讓他們覺得好像確實如此。他們的生活也不像年長的同事那樣擁有更多保障，當然也無法復制他們本被期望遵循的生活軌跡。

博林自己在網上跟一大群像她一樣奔波的兼職教師保持著聯系，其中一位是她在大學時認識的朋友，歷史學碩士賈斯廷·托馬斯。他目前在兩個學校教書：一個是帕克蘭學院，一個是從芝加哥往南三小時車程之外的湖濱學院。托馬斯一個學期教四至六門課，2017年湖濱學院每門課給他1675美元，帕克蘭學院則是每門課3100美元。他說，課酬支票要在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后才能收到，所以在那一個月里，他只能讓兩個女兒每天吃通心粉、芝士和烤土豆當晚飯（他對兩個孩子沒有完全監護權，所以不滿足申請食品券的條件）。“我說：‘對不起，我買不起什么東西給你們，甚至連一個冰激凌都買不起。’”說著，他的聲音開始哽咽起來，“我為了幫兩個女兒實現夢想，就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夢想。”雖然他一直跟著從事建筑行業的父親賺外快，但手頭依然很緊張。“我想送女兒去上音樂課，她挺有天賦的。但我現在沒有辦法讓她發展自己的才能。”

學術界人士懷揣高學歷文憑，卻還在向下流動，但不只是他們，其他受人尊敬的職業也正在失去往日的榮光。據全國法律就業協會披露，最近法學院畢業生的就業率從2007年的近92%下降到了2012年的84.7%和2016年的87.5%；2012年法學生背負的學生貸款平均約為14萬美元，比2004年上漲了59%。此外，建筑、市場研究、數據分析、圖書出版、人力資源和金融等專業領域也沒有從經濟衰退導致的就業機會萎縮中恢復過來，而這些都是要求碩士學歷或者受到碩士青睞的職業。

在我看來，讓這種壓榨變得更嚴重的是一句經常聽到的口號——“做你熱愛的事情”。這句口號力勸中產階級成員以追求夢想為生。出于善意的導師和公司反復吟誦這句格言，我自己就經常聽到它。那些勸誡別人“做你熱愛的事情”的人既扮了酷，又能從他們的員工身上壓榨出更多的勞動力。這個建議旨在糾正一種舊觀念：工作應該是盡職盡責的，甚至是卑躬屈膝的，而不是充滿熱情的。如今工作越來越被認為對一個人的個性、意義感和價值感至關重要。但如一些歷史學家所言，這種觀念不是從來就有的。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人們工作主要是出于經濟上的急迫需要，他們夢想著一個不需要工作的天堂，一個流著奶與蜜的地方（當然，貴族們根本不工作，靠著財產就能生活）。

把目光轉回現在，我正在WeWork共享辦公空間的一張桌子上寫下這段話，而這個口號就顯眼地印在這家公司的T恤上。我注視著這悖論一般的景象，暗暗希望那位正穿著這件T恤在給咖啡續杯的年輕女士能在別的地方實現它。我又想起我認識的許多父母：有年輕的，也有人到中年的。他們曾經聽從了這句格言，結局卻是好壞參半。我們都去做自己熱愛的事情，要怎么才能養活自己？這個世界又會變成什么樣？對于那些記者、科技創業公司的員工，以及其他舉步維艱的“創新”企業的員工來說，這種勸誡甚至可能變成一種綁架。他們拿著微薄的工資，長時間地投入工作。而這些工作本身的魅力和它可能帶來的聲望，就是對他們的獎賞。

如學者勞倫·伯蘭特在她的書《殘忍的樂觀主義》中所寫的：美國人可能正沉浸在一種叫作“殘忍的樂觀主義”的氛圍之中，這種氛圍“出現在當你渴望的東西成為你發展的障礙之時”。在“做你熱愛的事情”所包含的那些難以實現的目標背后，是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幻想。而個人的保障和前景被忽略了，身為芝加哥大學教授的伯蘭特寫道，這些東西包括“向上流動、工作保障、政治和社會平等，以及幸福長久的親密關系”。以至于在美國已經不再幫助我們實現生活和事業“雙豐收”的時候，我們卻依然相信自己可以“什么都要”。像我這樣的創意工作者所擁有的“做自己熱愛的事情”的經歷，有時可以被視為伯蘭特所說的“愚蠢的樂觀主義”，“是最令人失望的事情”。

正如德光美彌（ Miya Tokumitsu，音譯）在她的《做你熱愛的事情：以及其他關于成功和幸福的謊言》一書中寫的 ：在美國，許多公司充分利用“做你熱愛的事情”這句口號來更好地剝削雇員，以至于它已經淪為一句空話。類似的例子有很多，從科技公司到高端連鎖餐廳，再到喬氏超市那樣的商店，都堅持認為他們的雇員很快樂，或者應該表現得很快樂。當然，也有一些更為隱秘的剝削方式，那些在“做熱愛的事情”的蠱惑之下一條道走到黑的兼職教授、中小學教師和新聞工作者對此心知肚明。他們可能在某一天發現，自己迫于職業要求辛勤勞作卻幾乎一無所得，而這一切都打著追尋自己真正的愛好的旗號。

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我曾經幾次為了找到工作而放下自己的“創造力”去做編輯，經此我意識到了對于熱愛之事的堅持背后，原本就存在著一種令人不適的階級偏見。如果對于熱愛之事的堅持實際上基于某種特權，對于這些擁有特權的人來說，他們承擔的風險更小，即使失敗了也不會傷筋動骨，可以從頭再來。那么，那些沒有這種特權的人又會怎樣呢？我有時覺得，我們這個時代是“中產階級的末日”。在這個時代，我們就像在玩一個“疊疊樂”生存游戲，而生孩子的決定會進一步撼動這個已經搖搖欲墜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