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孫子兵法》的文體類型多樣、復雜，有奏議體、論說體、語錄體、對話體、格言體等。其中，格言體特征表現(xiàn)在以韻句結(jié)構(gòu)全篇，句式相對整飭，多排比、對偶、比喻、對比等修辭。分析歷代文獻征引《孫子兵法》者，集合其中被征引頻次較高的語句，比較其特征，發(fā)現(xiàn)基本符合此前對格言體特征所作的論斷。據(jù)此進一步印證，《孫子兵法》是一部以格言為主的著作。

關(guān)鍵詞：《孫子兵法》 銀雀山漢簡 文體特征 格言體

作者簡介：熊欽暉，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先秦令文書的生成與文體流變研究”（24CZW023）階段性成果。

《孫子兵法》作為先秦時期重要的軍事文獻，其文體方面的特征及意義并未得到足夠的關(guān)注。先秦文學尚處于萌芽階段，文體的分類意識并不突出。觀《孫子兵法》之文體，既能看到其文體類型的多樣性，也能看到其中突出的格言體特征。

一、《孫子兵法》文體類型辨析

正如烏爾利希·韋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所言，對于文學作品體裁的劃分，很難有一個清晰而不含混的界限。真正的文學作品包含多種體裁成分，只是程度和方式有別。“先秦時代是我國古代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初期階段。從我國文體史看來，也是我國種類眾多的各式文體開始萌芽的重要時期。”先秦時期文體意識尚處于萌芽階段，著作的文體歸屬問題較后來更為復雜。兵學領(lǐng)域的代表性著作《孫子兵法》便呈現(xiàn)出多樣的文體特點。

（一）奏議體

奏議文是公牘文的一種，主要指臣下給君王的上書。早在商、周時代，已有奏議性的文字流傳下來，如《尚書·無逸》一篇，便是周公旦對成王的告誡。

傳世的《孫子兵法》雖已難窺其奏議體面貌，但此傳本為戰(zhàn)國后期兵家后學對孫武軍事思想及言論統(tǒng)一編纂潤色的成果，非孫武手書之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吳越春秋》則稱：“（吳王）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孫武創(chuàng)作兵法的部分原因當為進獻吳王，由此推知，《孫子兵法》的原始文本或為奏議體。《虛實篇》“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敗哉？”這種聚焦對越國作戰(zhàn)的內(nèi)容，很可能源于向吳王所上的奏議文本。

雖然傳世《孫子兵法》的體制已與奏議體相差甚遠，但文中對國君進行規(guī)諫的內(nèi)容仍多處可見，如《謀攻篇》“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火攻篇》“主不可以怒而興師”，《用間篇》“五間之事，主必知之”。這些對國君進行規(guī)諫的文字可視作《孫子兵法》原始文本奏議體的遺存。

（二）論說體

《文心雕龍·論說》有言：“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論說體的特征在于借用多種言論來講明一個道理。簡單來說，論說文就是說理的文章。《孫子兵法》的論說體特征十分突出。

首先，《孫子兵法》論點明確，主旨集中。《孫子兵法》的十三篇內(nèi)容，每一篇側(cè)重的主題都不盡相同。如《計篇》論證的主題是“廟算”，即戰(zhàn)前籌劃的重要性；《作戰(zhàn)篇》論述的是戰(zhàn)爭與經(jīng)濟的關(guān)系；《火攻篇》論述的是火攻的威力及方法等。不同篇章論述軍事學的不同方面，同時又彼此相互關(guān)聯(lián)、相互印證。

其次，《孫子兵法》的論證結(jié)構(gòu)嚴謹，邏輯縝密。在圍繞不同論點展開論證的過程中，能夠做到層層遞進，首尾呼應。如在《謀攻篇》中，為論證“全勝”為戰(zhàn)爭取得勝利的最佳方法，文中首先列舉了用兵之法中何者為取勝之上策，何者為取勝之下策，分析為何攻城之法為下策。點明論題，取勝之上策在于“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孫子謂之曰“全勝”。在明確“全勝”的內(nèi)涵之后，書中進一步論述取得“全勝”的條件。最后總結(jié)，“全勝”的核心在于“知彼知己”。該篇文章中涵蓋內(nèi)容廣泛，但始終圍繞著“全勝”這一論題展開，做到了雜而不亂。

《孫子兵法》還采取了多樣的論證方法。如對比、蟬聯(lián)、引證、喻證、例證等。《孫子兵法》中多處運用對比，強化了矛盾對立。如“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篇》）；“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形篇》）；“先處戰(zhàn)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zhàn)地而趨戰(zhàn)者勞”（《虛實篇》）等。

蟬聯(lián)指一個詞或句子既是上句的結(jié)尾，又是下句的開頭。蟬聯(lián)的方式往往更能突出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一個句子在作為結(jié)論的同時，又成為下一句的前提，從而構(gòu)成一個嚴密的邏輯鏈條。這一方法在《孫子兵法》中多次出現(xiàn)，如“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于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于丘役”（《作戰(zhàn)篇》）；“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行軍篇》）等。

《孫子兵法》中引證、喻證、例證等論證方法的運用亦十分純熟。引證諸如“《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軍爭篇》）。喻證諸如“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謀攻篇》）；“勢如彍弩，節(jié)如發(fā)機”（《勢篇》）。例證諸如“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用間篇》）等。不一而足。

（三）語錄體與對話體

在《孫子兵法》文本及佚文中，仍然能找出語錄體和對話體片段。從廣義上講，語錄指的是對自己或他人言論的記錄。作為一種文體，語錄體記錄的言論還需要是一種闡述性的觀點。文章一般以“某某曰”領(lǐng)起，同時可以單獨成篇。《孫子兵法》每一篇均以“孫子曰”領(lǐng)起，且均有闡述性觀點輸出，亦可單獨成篇。但與《論語》等典型的語錄體著作相比，《孫子兵法》已不再表現(xiàn)出口語化特征，同時在整體篇幅上也有明顯擴充，篇章之間已不再相互獨立，而是具備系統(tǒng)性。

《九地篇》中有兩個“敢問……曰”的句式。“敢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這些都是《孫子兵法》原始對話體的遺存。另外，在銀雀山出土的漢簡中，學者輯出《孫子兵法》的五篇佚文，其中有兩篇是對話體。一篇名為《吳問》，在此篇中，吳王詢問孫子晉國六將軍“孰先亡，孰固成”，二人就此展開一段對話；另一篇名為《見吳王》，全篇由對話組成，圍繞孫武初見吳王時，吳王令其操練女兵一事展開。由此觀之，語錄體與對話體亦在《孫子兵法》中留有遺存。

二、《孫子兵法》的格言體特征

除奏議體、論說體、語錄體與對話體外，《孫子兵法》中還體現(xiàn)了格言體特征。

（一）格言體的概念與特征

《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將格言解釋為：“含有勸誡和教育意義的話，一般較為精練。”《辭源》中解釋為：“含有教育意義可作為準則的話。”《辭海》中解釋為：“可為法式的言簡意賅的語句。”從文字的本義來看，“言”是言語之意；“格”，《說文解字》中將其釋為“木長貌”，清段玉裁注“格，至也”，進一步解釋道：“凡《尚書》格于上下、格于藝祖、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是也。”從段玉裁的解釋來看，格與天意、神靈有關(guān)，格言有神降之言或人王以神的名義進行訓誡的神圣意義。概括來說，格言指的是句意精練，可作為法式的短語或句子。

對先秦格言體的特征，學者們各有見解，如陳桐生認為，格言的特點是“言簡意賅，一針見血，直指要害，對世人起到指導、教育、規(guī)勸、警誡等法式作用”；王志鵬認為，格言的特征是“語言凝練、言簡意賅、直擊要害、富有節(jié)奏，讀起來朗朗上口”；張陽認為，格言體文獻“一般采用精簡短語、韻句、偶句、排比等修辭方式”“寓意豐富，有生活哲理、教育意義或規(guī)則、規(guī)范之屬性”。學者們對格言特征的表述雖有所差異，但均在強調(diào)格言語句簡短、意義深刻的特征。

概言之，格言體文獻當具備如下特征：從形式上講，全篇主要以韻句結(jié)構(gòu)，句式相對整飭，多排比、對偶、比喻、對比等修辭，以便于誦讀與傳播；從內(nèi)容上講，應言簡意賅，以少量的文字蘊含意蘊豐厚的內(nèi)容，要富于教益，可用于訓誡或說理。《孫子兵法》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皆表現(xiàn)出了相應的特征。

（二）《孫子兵法》的格言體特征

1.以韻句結(jié)構(gòu)

先秦格言體文獻多以韻句形式創(chuàng)作，《孫子兵法》中的韻句數(shù)量繁多，每一篇中都能找到大量韻句。此外，在銀雀山出土漢簡中，學者所輯出的五篇《孫子兵法》佚文，雖殘缺較多，但從其中較為完整的句子觀之，仍能見到不少韻句，不難推測完整篇目中韻句更多。由此可見，先秦時期的《孫子兵法》幾乎全篇以韻句結(jié)構(gòu)。據(jù)統(tǒng)計，《孫子兵法》中的韻句數(shù)量龐大，達243條。不僅如此，書中的用韻格式也呈現(xiàn)出多樣化特征，其中三句韻58例，占比最高，其次是虛字韻47例，二句韻42例。此外《孫子兵法》的用韻格式還包括交韻、疊字韻、間韻、包韻、首尾韻、遙韻、連句韻等。同時，韻句在各個篇目中分布相對均勻，使得《孫子兵法》在整體和局部上均呈現(xiàn)出韻語化特征。

2.句式相對整飭

格言對句子的嚴整程度要求較高。《孫子兵法》雖然是多種句式參差排列，但是從局部來看，仍以四言和五言居多。全文共1335句，四言句有439句，占比最高，是其文本結(jié)構(gòu)的主要句式。五言句有265句，占比僅次于四言。四言與五言句式總占比超過50%。

在四言、五言之外，雖雜有其他句式，但這些句式從局部來看同樣表現(xiàn)出較高的整齊度。舉例如下。

一言：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計篇》）

二言：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計篇》）

治亂，數(shù)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勢篇》）

三言：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shù)，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shù)，數(shù)生稱，稱生勝。（《形篇》）

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九地篇》）

六言：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虛實篇》）

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yè)，趨諸侯者以利。（《九變篇》）

七言：

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形篇》）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火攻篇》）

八言：

屈人之兵而非戰(zhàn)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謀攻篇》）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虛實篇》）

九言：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形篇》）

先處戰(zhàn)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zhàn)地而趨戰(zhàn)者勞。（《虛實篇》）

由上可知，《孫子兵法》的文字雖看似錯落，實則遵循內(nèi)部的嚴整與統(tǒng)一。

3.多排比、對偶等修辭

格言體一般多用排比、對偶、比喻、對比等修辭，使得文意在傳達時一氣呵成、寓意深刻。此類修辭在《孫子兵法》中隨處可見。例如排比：“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計篇》）；“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計篇》）；“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謀攻篇》）；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zhàn)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謀攻篇》）；“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軍爭篇》）。對偶：“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篇》）；“守則不足，攻則有余”（《形篇》）；“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勢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jié)也”（《勢篇》）；“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虛實篇》）。比喻：“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形篇》）；“勢如彍弩，節(jié)如發(fā)機”（《勢篇》）；“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軍爭篇》）；“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后如脫兔，敵不及拒”（《九地篇》）。對比：“未戰(zhàn)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zhàn)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計篇》）；“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虛實篇》）；“知此而用戰(zhàn)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zhàn)者必敗”（《地形篇》）；“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九地篇》）。

由上可見，《孫子兵法》中多見排比、對偶、比喻、對比等修辭。此外，除句式工整的對偶句，全文還有許多句意對仗之句，如“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篇》）等，占比達到全書的67%，該類句子有與對偶句類似之功能。

4.句意精練、富含教義

格言體文獻在形式上借助韻句、修辭等方式增強誦讀節(jié)奏感，同時在內(nèi)容上要求句意精練、富含教義，以期在簡潔的文字中表達最為豐富、可作為法式的內(nèi)容。

《孫子兵法》開篇即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此句雖不過短短數(shù)語，但在最大程度上強調(diào)了軍事的重要性。因為軍事關(guān)乎百姓生死、國家存亡，故而國君和將領(lǐng)不可不對此予以足夠重視。

在《形篇》中，孫子說道：“勝可知，而不可為。”此句旨在強調(diào)如若準備充足， 勝利是可以預知的，但如若敵方一直沒有露出破綻，也是難以取得勝利的。這一短句一方面指出了做足準備后取得戰(zhàn)爭勝利的概率很大，因此將領(lǐng)在開戰(zhàn)之前要做到準備充分；另一方面又點明了即使有萬全的準備，也并不能確保戰(zhàn)爭一定取勝。所以將領(lǐng)既不應在開戰(zhàn)之前生出驕恣之心， 也不應在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因沒有取得勝利而過分責己責人。如若換位思考，此句又可理解為只要做足了準備，即使對方實力強大， 也可保證我方不被擊敗。短短七言，內(nèi)涵卻如此豐富精警，不可不謂之格言。

再如《軍爭篇》中，論及取勝之法， 孫子說道：“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句闡述了軍隊士氣和將領(lǐng)心理的重要性。正因為這兩者如此重要，所以在戰(zhàn)爭時既要保證我方的士氣銳利，我軍將領(lǐng)的心理不被對方把握，又要尋找敵方士氣怠惰的時機，擾亂敵方將領(lǐng)的心理防線。此論在后世的戰(zhàn)爭中不斷被應用并得以檢驗。

《火攻篇》中，孫子言：“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這一句的情感色彩極為濃烈，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沒有什么比百姓生死、國家存亡更為重要的。作為掌握百姓生死和國家存亡的國君和將領(lǐng)，卻往往因為自己的情緒影響了戰(zhàn)爭局勢，導致戰(zhàn)爭失敗、國破家亡。此句的警醒意味明顯，因而也成為后世賢君良將時刻銘記于心之箴言。

諸如此類的語句，在《孫子兵法》中反復出現(xiàn)，因而從整體上建構(gòu)了《孫子兵法》全文的格言性質(zhì)。

三、從后世征引看《孫子兵法》的格言體特征

判斷格言的重要標準，一在文獻中的廣泛征引，一在口頭的廣泛流傳。《孫子兵法》作為《漢書·藝文志》“兵書略” 分類下唯一流傳千年的兵學文獻，其中眾多的語句在歷代不同文獻中被數(shù)次征引， 這充分證明了它的格言屬性。歷代文獻征引《孫子兵法》者眾多。如宋人綦崇禮在其著作《兵籌類要·鎮(zhèn)靜篇》中以“靜以幽，正以治”（《九地篇》）來說明兩軍交戰(zhàn)之時，面對突發(fā)情況，將領(lǐng)沉著冷靜、巋然不動的重要性；明朝名將王鳴鶴引孫子之言“善戰(zhàn)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勢篇》）說明在戰(zhàn)場上，己方應主動創(chuàng)造有利的態(tài)勢；元人楊維楨在其著作《東維子集》中以孫子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形篇》），對比今時之用兵“攻者直撞，守者急退”，指出當時用兵打仗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結(jié)合《孫子兵法》中被征引頻次較高的語句，比較其特征，發(fā)現(xiàn)其基本符合此前對格言體特征所作的論斷。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計篇》），句式整齊，屬于韻句和對偶句；“知彼知己，百戰(zhàn)不殆”（《謀攻篇》），句式整齊，屬于韻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形篇》），句式整齊，屬于對偶句和比喻句；“善戰(zhàn)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勢篇》），屬于韻句；“兵形象水”（《虛實篇》），屬于比喻句；“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虛 實篇》），句式整齊，屬于對偶句和比喻句；“靜以幽，正以治”（《九地篇》），句式整齊，屬于韻句和對偶句。

據(jù)此進一步印證，《孫子兵法》是一部以格言為主的著作。

結(jié)語

《孫子兵法》作為一部先秦時期的兵家經(jīng)典，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文體類型，包括但不限于奏議體、論說體、語錄體、對話體、格言體等。在這之中，它的格言體特征尤為突出。

考察《孫子兵法》傳世文本及銀雀山出土簡本及佚文，從文本形式上看，韻句所占比重達90%以上；文本句式相對整飭，以四言、五言為主，其他雜言句式在局部范圍內(nèi)同樣表現(xiàn)出統(tǒng)一性；此外，《孫子兵法》多排比、對偶、比喻、對比等修辭。從文本內(nèi)容來看，《孫子兵法》用語精警凝練，時常在短小的句子中表現(xiàn)出精深的道理。因此我們說《孫子兵法》是一部以格言體為主的先秦軍事文獻。

先秦時期是各種文體發(fā)生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孫子兵法》作為一部完整的、流傳至今未曾間斷的先秦典籍，它理應在先秦文體研究領(lǐng)域占有寶貴的一席之地。對《孫子兵法》的格言體特征進行探討，是對《孫子兵法》文本呈現(xiàn)的再認識，對《孫子兵法》文本性質(zhì)的再認識，也是對先秦軍事文獻、先秦文獻文體問題的重要補充。我們應該看到，《孫子兵法》作為一部享譽世界的先秦典籍，能夠流傳數(shù)千年而保有鮮活的生命力，與它本身的文學特性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厘清《孫子兵法》的文體特性，或許能夠成為我們探究先秦時期文體問題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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