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羅斯漢學家弗·維·馬良文是《孫子兵法》研究專家，通過梳理其著作《中國兵家戰略》（其中包括《孫子兵法》譯本），發現馬良文的《孫子兵法》研究立足于中華整體文化和民族特點。這一在中華文化背景與價值觀下解讀中國兵學思想的研究方法值得肯定。對馬良文的《孫子兵法》研究進行闡釋有助于我們掌握中國兵學思想在俄羅斯的傳播，有助于我們逐步建立闡釋中華優秀傳統軍事文化的話語體系。

關鍵詞：《孫子兵法》 俄羅斯漢學 馬良文 兵學思想

俄羅斯漢學家弗·維·馬良文是《孫子兵法》研究專家，通過梳理其著作《中國兵家戰略》（其中包括《孫子兵法》譯本），發現馬良文的《孫子兵法》研究立足于中華整體文化和民族特點。這一在中華文化背景與價值觀下解讀中國兵學思想的研究方法值得肯定。

一、馬良文的《中國兵家戰略》研究情況

《孫子兵法》在俄羅斯得到廣泛傳播，《孫子兵法》俄語全譯本約有九部，其中弗·維·馬良文（Владимир Вячеславович Малявин, 1950— ）的譯本收錄進其2002年出版的《孫子兵法》研究著作《中國兵家戰略》（Китай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中，這是21世紀發行的第一 個《孫子兵法》譯本，也是繼康拉德（Николай Иосифович Конрад，1891—1970）譯本之后的又一廣受歡迎和關注的經典譯本，彌補了康拉德譯本對孫子戰略理論某些重要概念和原則關注不夠的缺陷。《中國兵家戰略》于2005年和2015年分別再版，馬良文搜集了中、日、英、美等國學者六十多種關于《孫子兵法》的重要論述，并進行解讀與評價，意義深遠。

馬良文被稱為“俄羅斯最大的漢學家”，1972年畢業于莫斯科國立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曾先后在新加坡、日本和中國求學、任教，致力于中國歷史、哲學、民族學等領域的研究。馬良文不僅完成《孫子兵法》俄語全譯本，而且“系統翻譯了歷代注疏家的校勘，客觀評介曹操、杜牧等各注疏家”。目前學界對馬良文孫子研究的特點與價值有待進一步挖掘。基于此，本文以馬良文的《中國兵家戰略》為研究對象，嘗試基于譯文分析其對孫子思想的解讀，并對照國內學界的孫子研究，闡釋馬良文的獨特視角，為國內的孫子兵學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中國兵家戰略》由前言、第一章“起源”、第二章“經典”、第三章“結語”組成。馬良文在前言肯定了孫子學說不僅具有指導戰爭的實用價值，更蘊含中華民族統一的世界觀。第一章“起源”分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諸子學派的戰爭觀，并選取代表性論述進行翻譯。第二章“經典”包括評論性文章與多部兵學典籍的俄譯本，收錄了馬良文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和《百戰奇略》譯文以及康拉德的《吳子》譯文。第三章“結語”總結了中國戰略的經驗，并概括中國古代戰略的基本概念，匯總中國兵學典籍書目。本文著重對第一章以及第二章做出解讀。

二、“起源”：馬良文探尋諸子百家的戰爭觀

馬良文以“起源”作為第一章題目，分析諸子百家的戰爭觀，探尋古代軍事思想的來源。

首先，馬良文介紹了中國古代戰爭觀形成的時代背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戰爭頻發、百家爭鳴、思想紛呈。馬良文認為，分裂時期的社會動蕩與戰爭實踐推動了兵學理論的發展。戰爭的必然性和殘酷性使得爭霸者渴望以最小的代價獲得勝利，這就要求指揮者不僅要具備作戰技能與治軍方法，更要掌握謀略才能，也就是“中國戰略的基本原則——不戰而屈人之兵”。馬良文十分關注吳起與荀子指出的中國古代不同地區軍隊作戰的特點，梳理了“中國古代軍事戰略理論的起源”——齊國的兵學書籍，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孫武及孫臏的論著。

其次，馬良文解讀了儒、墨、道、法諸家學說的戰爭觀。他認為，儒家推崇道德，相信道德修養對個人、社會、國家的意義，在戰爭觀上體現為：第一，儒家不主張戰爭也不否認其合理性，認為戰爭應該具有道德性質，如道德訓誡的作用；第二，儒家在中國傳統政治和戰略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主張君主與將領應以道德凝聚戰斗力，取得成功。

對于墨家，馬良文指出，墨家主張“兼愛”，但是其邏輯存在內在矛盾，因為人很難給予所有人同樣的愛，即使這樣的愛可以帶來利益。墨子及其追隨者過度相信抽象推理，結果形成了一個封閉教派。墨子的“兼愛”原則使其認為戰爭會帶來災難性后果，因此在戰爭觀上表現為極力反對戰爭，只允許對搗亂分子和強盜進行“懲罰性”征伐。墨子阻止戰爭發生的方法是勸說諸侯國君放棄備戰，并幫助弱國增強防御能力。馬良文認為，墨子作為“中國古代最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卻極大地促進了防御戰術和工事的發展，這是一種“歷史諷刺”。

言及道家，馬良文認為老子主張自然無為，倡導回到最初的自然狀態，因此他反對戰爭，主張統治者應努力避免戰爭。莊子對道家思想做出創新，一方面，與老子一樣提倡無為；另一方面，莊子指出了戰爭的本質，超越了這一實踐活動中主體與客體、理想與現實、目標與手段的對立。馬良文認為老子的“黑暗”智慧激發了中國“最復雜、最陰險的戰略方法”，莊子關于“無形中統治世界的精神力量”的思考，對中國政治理論而言不可或缺，由此肯定了道家思想是中國文明的基礎之一。

至于法家，馬良文直言法家為專制統治辯護。在馬良文看來，法家將法律視為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它能夠以統一的標準強制約束所有人的功過，以滿足統治者的欲望，因此法家認為軍功是衡量人的社會地位的標準，認為戰爭以掠奪土地、獲得戰利品為目的是合理的。因此統治者只有獎勵耕戰，才能形成國家的強大實力，最終稱霸天下。法家在推崇統治者絕對權威的同時，否認統治者的權力與人格修養相關，認為法律的約束比人為干涉更有效力。

最后，馬良文總結多樣的中國古代哲學流派，稱其融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文化。馬良文認為，第一，中國古代戰略思想融合了諸子百家的觀點，不同思想流派看似多樣但相互關聯、彼此制約，融合成一種統一的價值觀。這種多樣思想的組合與統一決定了中國戰略傳統的豐富內涵；同時，中國傳統戰略思想的多樣來源使其對戰爭問題的態度復雜而模糊。第二，戰略傳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從形成原因來看，中國戰略思想的形成是古代中國人的一種革命與創新，源于人們克服舊的禮儀約束進而創造新文化的渴望，因此馬良文認為中國的戰略傳統是文化進步的一部分，不受道德、禮儀的約束。從內容價值來看，《孫子兵法》作為一門關于戰爭的藝術，不是對戰爭的提倡，也不只是關于戰爭的理論，而是融入孫子生活的謀略思想，可以指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戰略思維更是“中國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中國文化和民族性格而言不可或缺。馬良文進一步將其與西方戰爭觀進行比較，認為歐洲古典戰爭觀以消滅敵人為目的不具普遍意義，而中國戰略思想則具有更廣泛的應用價值。

馬良文“中國哲學思想與生活緊密結合”的觀點與研究思路，一方面肯定了中國戰爭與戰略思想的文化內涵，另一方面也形成其中國哲學研究的整體性和民族性特點。中國戰略傳統具備深刻的哲學思想來源與內涵，孫子以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為哲理基礎，以兵者詭道理論為核心，以全勝為最高境界，在中華民族整體的思想文化背景中看待中國戰略傳統的視角在國內學界受到普遍認可。倪樂雄表示：“研究戰爭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既可解釋純軍事領域無法解釋的現象，使我們對人類軍事事務獲得新的觀察點，進而深入理解人類戰爭現象，同時又使一向給人以凌空蹈虛之感的文化研究落實到現實的一個具體領域——戰爭領域，從而使文化研究亦獲得一定的深度。”馬良文探討戰略傳統的民族文化內涵，對展現軍事理論的內在價值觀與文化對戰爭的現實意義均具有促進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馬良文關于孫子兵學思想與諸子百家關系的論述側重點與國內學界不同。馬良文側重尋找孫子與儒道等思想流派之間的相通觀點。比如，他表示“道家哲學家能出人意料地準確并生動地描述一種普遍甚至本質上唯一可能的戰略方案。孫子宣稱，那些堅定遵循這一方案的人必將取得勝利”，以此論述統一的中華民族價值觀對孫子思想的支撐，尤其凸顯道家思想的作用。在國內學界，有學者關注孫子與諸子思想的異同。比如，曾廣開認為儒家對戰爭的論述沒有從戰爭實際出發總結經驗，否認戰爭的必然性，而孫武從諸侯爭霸的現實出發闡釋了戰爭的必然性。有學者認為《易經》與《孫子兵法》均主張巧用天時地利、為將之道、集中兵力、奇正并用、速戰速決，且二者均貫穿了兵以詐立、避實擊虛、因敵制勝的戰略戰術。也有學者將孫子兵學與諸子思想的關系歸結為后者對前者的影響。比如，曾廣開表示孫武借鑒了老子的觀點，認識到戰爭的重要性和破壞性，提出速勝和全勝的觀點，發展了老子關于戰爭本質的認識以及“弱之勝強，柔之勝剛”等辯證思想；孫武還繼承了管仲等法家思想家關于軍用物資儲備、軍隊建設等觀點，提出“因糧于敵”“智信仁勇嚴”等軍事思想。姚振文指出儒家的仁本戰爭觀從倫理角度對兵家的暴力運用問題加以約束，因此“兵儒互補或兵儒合流是貫穿中國古代歷史的文化現象，以至于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戰爭倫理觀念”。對“諸子互補”現象及其對中國傳統兵學發展影響的歷時梳理，展現了多變的復雜歷史背景下，儒釋道等各家學說的興衰與兵學隨之產生的變化。國內學界的觀點是明確漢學家觀點傾向的基本參考，對馬良文的整體性研究有所補充。

三、“經典”：馬良文分析《孫子兵法》的哲學內涵

在《中國兵家戰略》第二章“經典”的評論性文章中，馬良文從軍事原則、戰爭形式、戰略設計、作戰力量等方面探討戰略行動的本質。

第一，關于軍事原則的重要作用。對于《孫子兵法》的戰略典籍地位，馬良文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戰略是一種有效的行為，該如何描述和理解這一行為的本質；二是戰略是“永恒運動、變化、無限”的，該如何界定戰略的對象與本質。馬良文表示上述問題的解決需要在人們意識活動中假設因果關系，而目前西方文獻中關于戰爭目標和手段相關性的討論也沒有得出明確結論。因此在他看來，“有必要通過澄清《孫子兵法》語言的特殊性對其展開討論，即與特定的文本相關”。孫子的語言經典之處就在于其簡單的話語蘊含著無盡的深意，“最完整、最系統地概述了中國戰略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它具有非凡的表現力”。同時，《孫子兵法》具有指導實踐的實用意義。《孫子兵法》的語言清晰，對戰爭的描述也可以適用于商業、管理和日常生活等人類實踐，不僅從戰爭的性質、動機、目的等理論層面來論述，更是從實踐者的角度出發，甚至因為語言太過實際而遭到批判。在具體實踐中孫子同樣對本體感興趣，尋求技術方式和本體的結合點，告訴人們如何在存在中行動、在對抗中獲勝。馬良文結合理論與實踐分析，肯定了孫子的語言富有深刻內涵、從戰爭實際出發、關注戰爭中個體存在的價值，將孫子來自戰爭實踐的理論表述為“智慧”——既是對當下實踐的總結， 也是對永恒規律的認知，這種智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馬良文認為，《孫子兵法》作為兵學典籍，反映了真正的戰略行動目的不是超越自身，而是回歸于“道”：“戰略變化的永恒性，或者說行動的純粹有效性，正是中國戰略以及整個中國傳統的終極現實——大道——的本質。”孫子從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一般規律，回答了戰略行動的本質問題。由此，馬良文肯定了兵學典籍《孫子兵法》對于戰爭行動和生活工作的戰略指導意義。

第二，關于戰爭形式的象征意義。馬良文描述了中國儀式的重要性及其在戰爭中的象征意義。儀式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僅是日常行為的規范，更是代表宇宙秩序和人性的“體”的體現，是人的內在心理和精神活動的外在表現。儀式被視為一種象征性的行為，超越了具體的對象性行動，它是想象與現實的相互滲透，具有傳遞信息的媒介作用，能夠預示實際存在。馬良文認為正是象征性的現實證明了“中國戰略的主要論點：‘兵者，詭道也’”，中國戰略強調現象與本質、開始與結束、必然與偶然的非二元對立，以及空和滿、有和無、秩序和混亂、運動和靜止等對立面的相互滲透，正所謂“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用兵的方法變化無窮，有時看似混亂的形態下實則隱藏著避實擊虛、以實擊虛等變幻莫測的取勝謀略。

第三，關于戰略設計的預見性和整體性。馬良文認為“預見性知識”可以讓人清晰地判定未來，即根據事物之前的狀態預見其之后的狀態，作戰雙方的每項行動都可以從其一貫的行為中預先有所窺見，這是中國傳統的關鍵主題之一，同時也是對歐洲人來說最神秘的主題。他引用道家和兵家概念加以解釋。比如《莊子·外篇·知北游》所言“夫昭昭生于冥冥， 有倫生于無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再如《六韜·龍韜·軍勢》所說“善除患者，理于未生； 善勝敵者，勝于無形”，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取勝于無形之中。至于預見性在戰略決策中的運用，馬良文指出，“戰爭是人的內在現實，它源于對個人自我意識起源的認識，而領悟內心的努力本身就會激發他人的敬畏和恐懼。這一思想為中國各派思想所認同，盡管儒家賦予其道德色彩，道家從內在有機完善的角度對其進行解釋，而法家和兵家則將其視為有效力量的保證”，強調認清己方軍隊情況并預見形勢變化的重要性。因此要全面觀察戰場形勢以把握戰爭發展趨勢，做到知彼知己并作出預見性設計。

對于中國戰略的整體性，馬良文從中西方戰略思想的差異做出闡釋。他認為西方強調獨立主體的重要性，人以自己的主體行為影響客體世界，比如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的公共政策行為和尼科洛·馬基雅維利（1469—1527）的命運任意支配理論；而東方世界則相反，強調相互關系和作用，努力達到和諧相處的狀態，因為大道是多樣且包容的。因此中國戰略遵循萬物和合共生的原則，以不變應萬變，通過觀察敵人的變化決定自身行動，在這一過程中敵我雙方是統一的。此外，馬良文對孫子關于戰爭中“統一”概念的層次劃分還包括對抗敵人軍隊的統一以及戰略計劃的整體性。在馬良文看來，孫子對整體性的重視成為其戰略的一般原則，他將孫子的整體性論述歸納為三個維度，分別是戰爭的全面性質、戰略對軍事行動的全面考慮以及戰爭進程和結果的全面評估，即孫子強調取得全勝。

第四，關于作戰力量的合理運用。首先，馬良文表示中國戰爭觀受地理環境的影響，孫子承認了戰爭的變化性，最基礎的變化就是軍隊部署和行動必須根據地理環境進行調整，要求指揮者具備對不同地理特征的敏感性和適應性。隨后馬良文闡釋了孫子關于戰前部署和機動的奇正、虛實兩對辯證概念，奇和正、虛和實相互對立又彼此轉化，而對立概念的戰略意義在于相互作用、轉化的瞬間，通過“欺騙”來實現。“按照孫子的說法，戰爭的藝術或者說‘欺騙之路’就在于一方能夠轉化并呈現為另一方”，“戰爭就是欺騙之路，將兩個看似不相容的概念——真理和謊言結合起來”。提到“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馬良文認為把奇正和虛實放到整體性中看更具象征性，比起具體內容更強調方法，因為對立概念相互轉化所構成的循 環“以不可思議的、沒有起點和終點的大道循環為原型”，虛實、奇正也不是指固 定的內容，所以要求指揮者洞悉敵我戰備虛實，“理解敵我雙方的真正力量源泉”，從而準確預判戰場變化趨勢，做到既出奇又多變。馬良文將孫子的軍事思想總結為對中國“道”的表現，“孫子軍事藝術的所 有‘巧妙’之處在于戰斗部署的不同方面之間不確定的、微妙的關系，以及戰略行動作為大道形象的表現和實質”，如奇正、虛實相生的循環以“道”的終極本源——“無極”開始，以萬物生成的起點——“太極”結束，戰略思想回歸于“道”本身便是無形的，沒有固定的取勝模板可供套用。可見，通過合理運用虛實與奇正之變，掌握戰爭主動權對于奪取勝利十分重要。馬良文關注到孫子對于戰爭中矛盾的認識和超越，這就是《孫子兵法》所蘊含的辯證法思想。

馬良文進一步對比中西軍事思想，闡釋了“勢險”和“節短”的戰術原則。馬良文認為，中國軍事戰略中沒有西方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所重視的“軍事行動中的間歇”，因為“缺乏最終形式是所有轉變和行動的前提”，這一點構成了中國戰略中“勢”與“節”的組合。“勢像中國戰略的所有關鍵概念一樣，預設了對歐洲思維來說難以理解的結合，即跟隨事件流動以適應當下變化的環境”。馬良文將“勢”對事件和環境變化的把握類比為生活中的情緒，既然我們不能創造或消除情緒，不如利用情緒；借助蔡邕關于書法《九勢》的思想說明，創造和實現“情境潛力”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創造性行為。“節”則是“勢”累積之后的瞬間打擊，對敵人最為致命，馬良文稱其為“中國軍事科學最神秘的論點”。善于指揮作戰的將領應該在主觀上造勢，使戰場形勢朝著有利于我方的方向發展，掌握戰場主動權，實現“求之于勢”并最終取得勝利。在馬良文看來，孫子對主動權的主張“與歐洲首次由馬基雅維利提出的視角接近，即承認在政治和軍事戰略中只有兩種可能性：‘領導他人’或‘被他人領導’”，為了獲得戰爭勝利必須贏得主動權。

在闡釋了孫子思想的概念之后，馬良文總結，孫子的戰略思想包含著人類認識和實踐的結果，孫子具備從具體事件中發現變化、總結規律的洞察力，這一表述與從具體見一般的歸納法相似。同時他指出，孫子的兵學天賦，表現在其對戰爭之道的把握上，這就是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戰爭目標。通過驗證亞歷山大大帝與波斯國王大流士的戰爭以及庫圖佐夫與拿破侖的對抗契合孫子戰略思想，馬良文對《孫子兵法》的現代價值和世界性意義給予肯定，并指出孫子的戰略思想在管理和商業等領域同樣具有指導意義。

結語

《孫子兵法》在世界各國廣泛傳播，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突出代表，體現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和戰略傳統的當代價值與世界性意義。通過解讀馬良文的《中國兵家戰略》，我們了解到俄羅斯漢學界對《孫子兵法》的關注內容與思路，這有助于促進國內外學界的對照研究。馬良文在中華民族歷史文化背景中看待孫子兵學思想，并結合各思想流派進行分析，這值得肯定。馬良文對《孫子兵法》哲學思想的分析集中在對虛實、奇正、形勢等辯證概念的論述上，這與其研究中國歷史和哲學的學術背景以及在中國生活經歷密切相關。此外，仍需進一步考察馬良文對孫子哲學思想與西方思想的比較，并結合國內孫子學研究，推動構建闡釋中華優秀傳統軍事文化的話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