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催收國標《互聯網金融個人網絡消費信貸貸后催收風控指引》正式發布實施，作為我國首個聚焦貸后催收業務的國家級規范，填補了互金行業貸后催收環節長期存在的規范空白。

然而，在催收國標實施至今近100天的時間里，柒財經觀察到，與國標相悖的催收頑疾仍難以清除，第三方催收機構仍頻頻越過紅線，而金融機構對于第三方的管理亦存在紕漏……

相關投訴平臺顯示，國標實施后，暴力催收的投訴量仍在高速增長，由70萬條增長至近80萬條，單月平均新增超過3萬條。

與此同時，短視頻平臺上開始大量出現打著“律所”旗號的“債務協商”廣告，一些希望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債務人，又落入了精心編織的債務化解陷阱，成為暴力催收、債務協商騙局的雙重受害者。

01單月新增3萬條投訴

由于失業后只能找到一些零工，家住江蘇蘇州的馬迪（化名）收入有限，兩個月前，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他不得不停止了還網貸。他此前聽過別人被催收的經歷，但當軟暴力催收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才真正理解了那種憤怒和無奈。

“他們擺明了就是要惡心我，每天換不同的人催收電話，最多的時候一天十幾個，翻來覆去就那幾個問題，就是想通過這種騷擾的方式，讓我覺得不堪其擾趁早還錢”，馬迪認為這事實上就是一種軟暴力。

“我剛開始還想跟他們好好溝通，希望他們理解我的困境，但他們根本不想聽，就只是單方面指責，說為什么別人失業了都能很快找到工作，為什么你就不能？你要不要反思一下是不是你自己的問題？”

這種毫不體諒、不分青紅皂白一味指責的姿態，讓原本就情緒低落的馬迪難以忍受。而更讓馬迪情緒失控的是，電話那頭的催收人員還揚言要聯系馬迪的親友，要派人親自上門催收，或者到戶籍所在地催收，他們聲稱如果馬迪不處理逾期，他們有權利這么做。

馬迪還發現，與這些威脅相呼應，催收人員在呼叫號碼方面也做了精心安排。起先，催收人員使用的是號碼歸屬地為杭州的座機，后來改為歸屬地是馬迪目前所在地蘇州的手機號，再后來又變成馬迪戶籍所在地的手機號。通過變換呼出號碼，催收人員試圖讓馬迪相信他們在不斷逼近，隨時都可能采取線下行動。

馬迪的遭遇絕非個例。黑貓投訴平臺顯示，截至目前，以“暴力催收”作為關鍵詞的搜索結果多達79.91萬條，其中絕大部分都與互聯網金融平臺相關。而據第一財經3月中旬統計，這一數據約為70萬條，也就是說，3個月時間里，僅黑貓一個平臺上即新增了近10萬條投訴，增量超過此前多年累計投訴量的10%。

02兩大催收頑疾尚未清除

據柒財經大致梳理，針對互金平臺，借款人反映的催收問題，主要分為兩大類，首先是高頻催收，有借款人每天可以接到多達30個催收電話，其中既包括人工通話、又包括自動語音通話。

這種高頻撥打催收電話的行為，明顯違背了《互聯網金融個人網絡消費信貸貸后催收風控指引》（以下簡稱“催收國標”）的規定。

催收國標按照催收行為性質的不同，將催收分為“告知式催收”和“交互式催收”，前者是“單方面督促”，后者是“交互式溝通”，但無論哪種，以語音形式實施時，同一金融機構及其合作的第三方催收機構，每日撥打債務人的電話頻次均不得超過3次。

此外，對于催收作業工具，催收國標也做出了明確規定，例如，在金融機構方面，催收作業工具包括官方的催收電話號碼、短信電信網碼號等，而非金融機構的官方催收作業工具，則應事先向金融機構備案，如果變更催收作業工具應事先向金融機構更新備案信息。

但無論馬迪還是黑貓投訴中為數眾多的借款人，均提到了催收人員通過變換號碼高頻撥打催收電話，其中包括看上去像私人電話的手機號碼。針對這種現象，有催收從業人員向柒財經表示，類似的手機號碼其實一般并不是真實的號碼，驗證的方法很簡單，“用你自己的手機回撥過去，一般都會提示是空號”。

事實上，這多半是催收公司或者催收人員自己購買的虛擬撥號軟件，這么做的目的是為了規避風險，因為如果使用官方催收電話，很容易被借款人取證，而如果使用這些虛擬號碼，則很難追溯。而且就像馬迪的遭遇那樣，催收人員還可以通過變換號碼歸屬地，并輔以派人上門催收的威脅，從而更加有效地向借款人施壓。

如果持續高頻“騷擾”借款人不奏效，那么催收人員的第二個“殺手锏”就是聯系與借款人有關聯的第三方。柒財經梳理大量投訴帖子發現，催收人員聯系第三方的范圍，除了比較常見的借款人的親朋好友之外，還進一步擴大至借款人戶籍所在地的村委會、借款人的房東，更有甚者，還聯系了借款人前妻的單位。可見，部分催收人員為了最大限度向借款人施壓，可謂不愿放棄任何一根“稻草”。

根據催收國標規定，催收人員僅在兩種情況下可以與債務人的聯系人聯系，一是“無法聯系到債務人，為及時恢復與債務人的聯系”，二是“債務人已死亡、被認定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為建立與其可能存在的財產繼承人或利益相關人聯系”。

不過，針對第一種情況，到底什么狀況屬于“無法聯系到借款人”，催收國標并未明確規定，而是將界定權交給了借款協議——“金融機構與債務人可通過協議約定等方式明確無法聯系到債務人本人的具體場景等”。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機構具備絕對的主動權，通常而言，借款人都不會太留意這些約定內容。

而對于目前種種難以根除的催收頑疾，有法律人士認為，除了催收國標在某些細節上存在一些模糊地帶之外，更為關鍵的是，催收國標雖然是國家標準，但并未上升到法律法規層面。

據天眼查，公開信息顯示，催收國標由全國金融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歸口，主管部門為中國人民銀行，由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同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通信企業協會、中國互聯網協會、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和相關行業機構共同起草。

而作為標準化文件，催收國標并不具備法律上的強制性，這一點，在催收國標文件引言中即有明確體現。對于適用范圍，引言明確指出，“金融消費者可依據本文件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相關行業自律組織可依據本文件對個人網絡消費信貸貸后催收實施自律管理”。

“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也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監管機構來執行監督，那么它的約束力就會打折扣。”上述法律人士進一步表示，此外，催收機構目前的角色定位是“接受金融機構委托提供催收外包服務”的機構，且并無專門的持牌或資質要求，因此在實踐中，監管部門普遍通過對金融機構施加合規要求的思路間接將催收業務納入規制范圍，催收機構需要配合金融機構完成相應的合規整改，這就意味著合規的傳導鏈條更長，中間的不可控因素也相對更多。

03“債務協商”騙局高發

催收國標的出臺，讓深受暴力催收困擾的廣大債務人看到了到了曙光，看到了政策端在保護消費者權益方面的決心。

然而，在催收國標在具體執行、落地層面尚需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當下，一些希望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債務人，卻又落入了一些打著法律旗號的“債務協商”陷阱，成為暴力催收、債務協商騙局的雙重受害者。

柒財經在抖快等短視頻平臺，經常能刷到打著律所旗號的債務協商、債務化解廣告，聲稱通過專業律所專員和銀行/平臺進行協商，可以取消罰息、屏蔽電話、規避起訴等等。

但據中國經營報記者暗訪，這些號稱處理貸款逾期業務的“律所”背后，其實真正在運作的是“法律咨詢公司”，律所只負責引流，通過“高大上”的形象獲取客戶信任，再打包交給后端“咨詢公司”進行操作。

而這些后端咨詢公司，利用債務人急于解債的心理，引誘債務人簽訂委托合同、繳納定金，然后通過偽造證明材料、代接催收電話等制造幫客戶維權的假象，但實際上并不解決任何問題。最后的結果是，在承諾的解決問題的期限到期后，曾經信誓旦旦要幫債務人維權、化債的“專業人士”最終失聯，而繳納了定金的債務人卻難以追責。

這樣的案例也同樣大量出現在投訴平臺上。比如，截至目前，在黑貓投訴平臺上搜索“律所”+“債務協商”關鍵詞，相關投訴已超過1500件。但面對騙局，債務人維權更加困難重重，據中國經營報記者調查，如果客戶舉報這些“律所”未能達成約定，最后只能追責到咨詢公司，因為律所只表面導流獲客，后續即使產生糾紛，也不會對律所和律師的評分評級產生任何影響。

至于咨詢公司，其中很多本身就是催收員開辦的，一邊收取催收費用，另一邊收取協商費用，掙“兩頭錢”。

歸根結底，無論是暴力催收還是“債務協商”騙局，真正的根源都在于貸后催收尚未完全實現合規有序。如果催收方嚴格執行催收規定，那么便不會出現暴力催收，而如果催收規定被嚴格執行，如果債務人沒有感到自己的權益遭到了侵害，那么打著律所旗號的債務協商騙局也便沒有了可趁之機。

催收國標的發布實施，為加強行業自律管理、提升從業機構合規管理水平、識別暴力催收等違法違規行為提供了權威依據，是貸后催收行業邁向規范健康發展的關鍵一步。但從目前現狀來看，催收國標在在具體執行、落地層面還需打通“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