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他組織與自組織是規劃設計學科的經久命題，城市設計領域中的相關研究，尤其是基于二者辯證統一關系的方法論研究，目前仍較為稀缺。在創新驅動城市發展的時代背景下，自組織結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凸顯，值得深入探討。本文通過對結構化原理、空間發展模式、適用性及問題優勢的系統剖析和比較，提出復雜系統視野下以自發性秩序構建為核心的規劃設計觀，進而初步建立起能融合兩種范式的“開放框架”思維模型，包括其內涵本質、內容構成和基本特征，作為一種城市設計的底層邏輯。

內容來源：《城市規劃》2025年第4期，第74-85頁

原標題：《城市設計的“開放框架”模型及其實踐——基于兩種結構范式的比較研究》

作者：楊超，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師、正高級工程師、注冊城鄉規劃師，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會員

本文的研究初衷緣于筆者從業近二十年的一線實踐及反思，大量生產的城市空間如同標準化工業產品，其設計模式和方法趨同，在他組織主流范式逐漸成形的同時，也從技術層面加劇了千城一面圖景，帶來空間失語失色失真等諸多問題。

城市作為復雜巨系統遵循自組織演化規律，城市設計的觀念和方法應當與這一空間發展的基本規律相協同；或者說，城市設計的最終落腳點應在“城市”而非“設計”，設計是耦合普適規律與具體時空的技術媒介。他組織（規劃干預）是手段，自組織（城市機能）是目的，即他組織為了自組織而存在，本末不能倒置。如何在比照他組織與自組織結構原理及特征的基礎上，建構起一種能適配并發揮各自優勢、進而走向范式融合的城市設計理論模型，就變得尤為重要且必要。帶著這樣的思考，開始了對“開放框架”的持續探索。

“開放框架”模型的辯證內涵

開放框架，顧名思義，既有總體層面的一定之規、又對個體層面開放包容。“框架”是“開放”的底線或條件，并不直接介入建造、使用和運營等個體或集體行動，而是在規避可預見的負面因素的前提下，通過“對控制的控制”消解不必要的垂直等級和人為管制（如對具體要素和屬性的限定），使結構扁平化而能夠提煉出最少卻最本質的空間設施與算法進行他組織干預的體系構建，用以謀劃戰略、奠定格局和確立基調，同時激活最多的創新要素及其流動組合的自組織可能性。它為個體的主體性賦權賦能，充分引導個體在自發活動、事件和場景的交互聯結中共同締造和遵守某種自然涌現的社會秩序與空間秩序，從而建立起與場地歷史和社會的深度連接，繁育出內涵豐富的空間感知、價值層次和社會生態。

在此過程中，規劃設計也不再是被動地應對和處理變化，而是主動地促成變化、擁抱不確定性。由此，開放框架的簡明、留白和動態屬性亦超越了“少即是多”這一現代性經典話語的美學意涵、經濟理性和文化敘事邏輯，直抵其發生學本質。

開放框架是涵蓋整體區間而超越具體方法和一般模式的底層思維模型，本身仍屬于他組織范疇；也就是說，開放框架并非是某一類型的方法論，而是一種城市設計的底層邏輯，結合環境變量可具體化為在地適宜的方法論，繼而衍生方法群。因此，作為一種原理性的發生、過濾和賦形工具，開放框架較目前主流的規劃設計模式更加接近城市的自組織與復雜性本源，有助于突破理性主義思維的慣常桎梏，拓展學科的知識邊界。

“開放框架”模型的內容象限

2.1 當代：基礎設施與終端空間重構

開放框架的“設施+算法”體系包含由空間上的物質性與非物質性、時間上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所構成的多元內容，可借用四象限法予以分類（圖1）。

▲ 圖1 開放框架的內容構成（資料來源：作者繪制）

象限一最為傳統，以基礎設施與公共空間為核心，整合物質性與確定性的實體要素，包括建筑結構、交通市政、生態景觀、信息網絡和服務器等最顯性的硬件設施并轉化成有形結構，為自組織和變化提供穩定基礎。象限二則運用非物質性的軟件和系統，秘而不宣地創建著無形的社會生存環境和條件，隱性干預城市空間生息演替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各種可見與不可見的網絡協議、政策制度、組織機制、營建規則、技術標準等，屬于頂層設計的范疇，用作利益協調、管理和實施的治理平臺。

有別于象限一在空間生產領域的物質建構，象限三偏重于流通領域，可理解為靈活可變的物質空間終端。其組件形式多樣，包括城市屏幕、建筑立面、街道家具、小品驛站、可替換的空間模塊（如裝配式住宅）乃至某些可居住的移動設備等，共同界定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轉換性中介或接口，空間演化為某種介面。媒介與場景是該象限的核心。作為人與社會最重要的關系介質，尤其在網絡社會萬物皆媒，空間的營造邏輯已逐漸被傳播邏輯所取代；各種虛擬空間透過各種屏幕嵌入日常生活，隨時隨地發生交換和刷新，并反作用甚至決定了實體空間的組織和建造。

真實或虛構的場景、氛圍和細部在媒介編織的多重網絡中僅成了無數平行世界之間可供社交、購物、娛樂和資訊獲取的消費背景或腳本，使得具體、錨固的差異性地點（place）與抽象、流動的全球空間（space）相互疊加，發展出多模態的虛實組合，構成了當代社會空間的二分法。媒介通過場景構造了空間，空間也在媒介化與場景化的過程中把自身納入信息傳播、社會認同、權力分配和文化建構的符號表達體系之中，重新成為全球社會的價值（再）生產和交換基礎。

2.2 未來：去中心化的算法城市主義

象限四更具指向未來的趨勢性與暢想性，一切規則都變得不確定和不可視。從目前以web3.0及區塊鏈為代表的分布式技術趨勢來看，自組織的規模和效應將指數級放大，并借由傳播媒介的共時化能力，把空間置于結構性的瞬逝狀態與流動化的生產過程當中。

時空的深度數媒化將從根本上改變非物質化的表達和流通，一方面，個體借助AI等新科技工具可獲得內容生產與低成本創業的極大便利和更多資源；另一方面，通過極致擴展抽象機制的可通約可計算邏輯，促成數據對物理空間與現實生活的普遍占有、管理和統計，涵蓋了空間關系與經驗的一切內容和形式，足以占據、復刻和改造所有人的所有生活的所有方面，從而鋪設出一整套底層的空間規訓話語，即“一連串程序化的、功能性的、符號化的社會圖景和生活程式”，實則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分離結構，一種普全的分眾算法，或可稱作“算法城市主義”。

這套程式包含各種大數據工具和治理術，其細分顆粒度能把日常生活的各個環節都轉化成經濟理性的抽象計算，完成數字資本主義對日常生活的切割、分析、功能化和算法化，并全部統籌進媒介消費所締造的時空坐標、節奏和流動性當中。同時，其強大的社會整合能力囊括了幾乎所有個體，將獨立生活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因為個體的價值認同若以整體生活的抽象性為基礎，其自身也必然是抽象的。自由與控制始終共在。當時間與空間成為媒介之網的調控機器，終極的意識形態改造（哪怕是以“自由”為名）便產生了。在此趨勢下，總體層面的數字倫理重建、群體層面的社會設計實踐和個體層面的超級個體話語或將承擔起不同程度的社會抵抗職責，（局部地）修正算法分眾的治理規則，形成城市文化的群島圖式。

可以看出，開放框架中的軟硬件空間規則共同形塑了城市空間運行的操作系統，其中的非物質性規則越來越展現出對物質性要素的組織力和支配力，揭示出隱含的進路線索，即由象限一的有形結構正在向著象限四的無形結構轉換和迭代。而無論形式如何，它們都具備基礎性、生成性、層次性和多樣性4個基本特征，并在城區、社區、地段、建筑等多重尺度上完成了若干不同類型的設計實踐（圖2~圖5）。

▲ 圖2 城區層面：韓國遷都規劃之DOGMA事務所提案（資料來源：復合型行政中心城市建設推進委員會，復合型行政中心城市建設廳. 韓國首爾遷都規劃競賽作品集[M]. 武鳳文，傅博，馮遼，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0：72-79）

▲ 圖3 社區層面：荷蘭Oosterwold住區自建模式（資料來源：https://www.mvrdv.nl）

▲ 圖4 地段層面：智利低收入社區的“半宅”模式

（資料來源：焦萬納·克雷斯皮. 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設計與建造[M]. 郭滿，田陽，李悅，譯.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8）

▲ 圖5 建筑層面：藤本壯介的建筑基礎設施系列圖式（資料來源：作者繪制）

結 語

當下正處于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度轉型期——近年的經濟下行現象是對資本生產方式“由實向虛、從合到分”轉變的不適應癥狀，前者突破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實體局限而全面虛擬化，后者則從原先的共同體社會（如地緣、民族、單位、國家等）加速轉向原子化社會形態——這就需要與之匹配的空間組織模式與治理模式。無論是從規劃管理向治理的思維轉變、還是設計方法論的范式轉變、抑或是鼓勵社會資本參與重大項目的政策轉變，都要求從他組織主導轉向他組織與自組織相結合?！伴_放框架”作為一種強包容性的哲科思維模型，為這一轉型提供了新的空間研究和設計工具，進而推動城市設計從空間美學的形態塑造走向空間機制的模式創新，以適應新的經濟社會環境。

編輯/排版｜王淑蕓

封面圖/圖片｜圖蟲網

供稿｜清華同衡 詳細規劃與實施分院 詳細規劃與實施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