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全新的「左翼政治力量」正緩緩走來。盡管尚顯混亂，但它幾乎得到了前工黨領袖、杰里米·科爾賓的背書......”
“加沙“是否會讓新左翼團結起來反對斯塔默

隨著工黨政府陷入混亂，左翼力量正在重新組織起來。本周，政府和黨鞭在關于斯塔默福利法案上的一系列災難性妥協與變通，最終以一種代價沉重的“皮洛士式勝利”告終。但——最直觀的表現是政府前排議員在議會中含淚的畫面——斯塔默領導的政府如今顯得筋疲力盡。這正是扎拉·蘇爾塔納（Zarah Sultana）和杰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兩位黨內最受歡迎、也最具反叛精神的前議員——宣布組建自己政治運動的良機，而他們就在昨天（7月4日）邁出了這一步。而在過去一周與議員的交談中可以看出，黨內黨外的左翼最可能在政治上對政府施加最大壓力的議題將是加沙戰爭。

伊朗與以色列沖突升級之前，關于加沙的議會態度似乎已達到了一個轉折點。6月4日，外交部部長哈米什·福爾科納（Hamish Falconer）在緊急質詢中面對的，是議員間跨黨派的共識。他們一致認為，必須到此為止了，政府必須采取行動：對以色列實施制裁，并立即停止對其的武器出口。但自中東局勢惡化以來，所有輿論焦點又回到了伊朗、以色列與美國，加沙問題漸漸被擠出頭條與政治議程。但在不滿于政府之所為的議員之間，強烈的憤慨沒有消失。

“福利叛亂”之中沉著堅定的領袖、約克中選區的工黨議員蕾切爾·馬斯克爾（Rachael Maskell）認為，加沙問題將是下一個臨界點。她說：“你能看到當我們見證著這場種族滅絕的展開時，是有多么強的挫敗感。政府就像是在旁邊冷眼旁觀，毫無作為。”她談到了后座議員對政府不作為甚至“共謀”的“極大憤怒”。“過去幾天的情況告訴我，后座議員的重要性愈發明顯，”她說。“我們不斷在回音壁中吶喊，但政府從不回應。”

其他議員也表達了相似看法：來自格蘭奇茅斯和阿洛阿選區的議員布萊恩·萊什曼（Brian Leishman）告訴記者，“無盡的暴力必須停止”。盡管他與馬斯克爾一樣表示不會脫離工黨，但他對政府的表現也毫不滿意：“在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苦難面前，我們表現得無能且無力。這是我們國家的恥辱。”他說：“這個問題最終將在議會中引爆——而且越早越好。”

而扎拉·蘇爾塔納早已開始借力于這種情緒，這無疑會讓政府感到難堪。她長期以來批評政府在加沙問題上的立場，稱其是“種族滅絕的積極參與者”。據傳，她與科爾賓正在努力將目前的“加沙獨立議員群體”發展為一個圍繞該議題的更正式的政治運動，盡管科爾賓對其具體形式和時間表仍保持謹慎。數月來，科爾賓與蘇爾塔納一道在議會中一直圍繞加沙問題發聲。“種族滅絕本就該是一個爆發點，”他表示。“這本就該讓政府陷入困境……每天關于人們在援助點遭槍擊的頭條，早就足夠讓政府醒悟了。”

許多公眾也贊同他的看法。由巴勒斯坦人正義國際中心委托優谷（YouGov）開展的一項民調顯示，55%的英國人反對以色列的攻擊行為。而在這些反對者中，超過80%認為加沙所發生的是一場種族滅絕。許多曾投票支持工黨的選民不會原諒施塔默對“加沙沖突”的處理方法；而科爾賓在這個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很可能使更多選民轉向他的新陣營。

今年6月，科爾賓提出了一項“十分鐘議員法案”(10-minute rule bill)，要求就英國在加沙的角色展開獨立調查，且獲得通過進入二讀。但在上周五，政府拒絕為該議案提供議會時間。科爾賓以此為契機，批評政府拒絕公開其在沖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正試圖掩蓋加沙真相，”他表示，“但不會成功。”他還提到了伊拉克戰爭之后的調查：“這件事還遠未結束。我們會揭露英國在這場種族滅絕中的全部共謀——我們會為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正義。”盡管他的法案暫時終結，但科爾賓的努力不太可能就告終。加沙議題很可能會成為他新政治運動的核心，吸引越來越多志同道合的議員靠攏。

盡管目前還沒有其他議員明確“出走”，但蘇爾塔納或許很快會得到更多工黨議員的加入。就在本周，有26位議員（其中9位來自工黨）投票反對將“巴勒斯坦行動”（Palestine Action）定為恐怖組織——這一決定是由葉薇特·庫珀（Yvette Cooper）主導推動的。反對者中包括克萊夫·劉易斯（Clive Lewis），他質問政府是否也會像對待“巴勒斯坦行動”一樣對待婦女參政運動者(Suffragette，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支持婦女選舉權的英國政治運動，曾遭遇政治迫害)，且表示該組織的行動是“直接行動，而非恐怖行動”。

毫無意外，科爾賓也投了反對票。他說：“將「巴勒斯坦行動」定為恐怖組織，是國家權力的嚴重濫用。”此次投票的反對派由“議會之母” （「1」）戴安娜·阿博特（Diane Abbott）帶頭，還包括伊恩·伯恩（Ian Byrne）、納迪婭·維托姆（Nadia Whittome）和理查德·伯根（Richard Burgon）。這一法案以385票通過后不久，部分工黨后座議員呼吁政府撤銷這些“叛變者”的黨鞭資格（「2」）（本周，另一個主張相同目標、采用相同配色的新“直接行動”組織出現，其名稱正是——“葉薇特·庫珀”。）

政府目前尚未對這些“叛變者”施加任何懲罰。但如果在新政黨勢頭初起之際撤銷他們的黨籍資格，只會將更多議員甚至選民推向科爾賓和蘇爾塔納的陣營。“Stack data strategy”分享給《新政治家》的分析顯示，工黨正在失去更多左翼選民，而非右翼（該黨目前僅保留2024年選民中的60%）。因此，一個有清晰領導力和策略的新左翼運動，可能對工黨在下一次大選中的多數席位構成嚴重威脅。與此同時，斯塔默試圖從“改革黨”手中奪回選票的策略，也會因此顯得風險極高。

但左翼政治一直是一個競爭激烈的領域，還有其他力量也在爭奪這些選民。綠黨的倫敦議會成員扎克·波蘭斯基（Zack Polanski）5月宣布參與競選黨魁，以“生態民粹主義”（eco-populism）為口號強勢登場。他顯然試圖模仿科爾賓式的左翼領導風格，甚至拉攏了一些科爾賓主政工黨時代的支持者，比如經濟學家格蕾絲·布萊克利（Grace Blakeley）和詹姆斯·米德韋（James Meadway）——后者就是為了支持波蘭斯基而加入綠黨的。據稱，自波蘭斯基宣布參選以來，綠黨黨員人數有所增加。

對波蘭斯基而言，政府在加沙問題上的無能正是綠黨的機遇。“加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道德試金石，這正說明了為什么綠黨需要更多議員，也說明了我為什么要競選領導人。”他在電話采訪中表示。“我希望看到政府對此明確表態，而不是含糊其辭。”他說：“我們之所以在議會中聽不到更多關于加沙的聲音，只是因為當選的人不對。”競選中，波蘭斯基也在與工黨左翼議員對話，幾乎是在鼓勵他們加入他的陣營。“我對左翼議員公開和私下說的是一樣的，”他說，“不是你們離開了工黨，而是工黨拋棄了你們。”（今年5月我采訪他時，他還說，如果當選，將“為克萊夫·劉易斯和扎拉·蘇爾塔納鋪上紅地毯”。）而就在蘇爾塔納與科爾賓組建新黨計劃混亂公布之際，波蘭斯基表示將“拭目以待”其細節，但他重申：“我仍然認為，如果他們能加入這個擁有4名議員、800多位地方議員的政黨——綠黨，我們都會變得更強大、更有行動力。”

這是一個極度緊張的時刻。政府在加沙問題上的應對早已在黨內左翼播下不滿的種子。如果斯塔默決定對投票反對“巴勒斯坦行動”定性為恐怖組織的議員撤銷黨籍資格，這可能會引發更多的叛離與分裂。而此刻，一個全新的左翼政治力量正向威斯敏斯特緩緩走來。盡管尚顯混亂，但它幾乎得到了現任首相的民粹主義前任、杰里米·科爾賓的背書。而如果首相繼續對加沙問題視而不見，這將只會讓左翼力量愈發團結。

1．“Mother of the House” 是英國下議院里一個榮譽稱號，授予現任女議員中在位時間最長者。與“Father of the House”（父院級議員，指在位時間最長的男議員）類似，“Mother of the House”并無法定職權，僅是一種基于慣例的稱呼 。此稱號自動授予“連續在位”時間最長的女性下議院議員。例如，自2024年7月5日起，黛安·阿博特（Diane Abbott）因自1987年連任至今，成為新一任“Mother of the House” 。雖然“Mother of the House”不是下議院正式規定的職位，其地位類似于“Father of the House”，但這種基于慣例的榮譽得到了議會高層的確認與使用。該稱號最早被使用于20世紀初，最初用于形容南希·阿斯特（Nancy Astor），英國第一位真正進入下議院的女性議員。后來，哈麗雅特·哈曼（Harriet Harman）在2017年被官方認可為“Mother of the House”之后，這一稱呼開始被廣泛接受 。和“Father of the House”一樣，“Mother of the House”唯一較正式的職責是，在議會新一屆開幕時協助發誓順序中占先位——在議長、Father of the House之后、首相之前進行宣誓。

2．「黨鞭制度」廣泛的存在于英國以及「威斯敏斯特體制」中的政黨中——比如愛爾蘭、印度、澳大利亞等國；主要用于確保政黨在重大事件上全體一致，防止議會黨團中的成員背叛政黨的政策。文中所描述的「撤銷黨鞭」（remove the whip)意味著：當一些議員在重大投票之中違反了政黨意見，「首席黨鞭」將會暫時這些議員的黨員資格。叛變的議員將會成為「獨立黨員」(independent MP)，直到懲罰撤銷為止。

稿件來源于“New Stateman”雜志“Could Gaza unite the new left against Keir Starmer?”一文，公民伯里克利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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