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濟南街頭掖縣人提著“掖縣”大字燈籠昂首闊步，連黑道也避讓三分；同一座城里，他們的同鄉督軍張宗昌正鋪開宣紙，提筆揮毫——這位被罵作“狗肉將軍”的軍閥，筆下竟有顏真卿的渾厚筋骨與清代劉墉的圓潤筆意。

更荒誕的是，這個被譏為“三不知將軍”（不知兵多少、錢多少、姨太太多少）的粗人，此刻正以山東大學校長身份批閱辦學經費，桌上還攤著他主持刊印的《十三經》序言，紙墨精良震驚學界。

一、“狗肉將軍”的文墨真功夫

若只看張宗昌的斑斑劣跡——橫征暴斂五十余種雜稅，鎮壓工人運動制造“青島慘案”，確實配得上“混世魔王”的惡名。但翻開山東省檔案館的記錄，這位草莽武夫的書法卻顛覆了后世想象：其楷書深得唐代顏真卿、柳公權精髓，骨力洞達；行書則融入章草筆意，墨色飽滿如清代“濃墨宰相”劉墉再世。一幅贈日本友人的《琵琶行》行書條幅，字勢挺拔如黃庭堅，氣韻連貫似帖學大家，連專業藏家也難信出自軍閥之手。

更矛盾的是他對傳統的敬畏。主政山東時，他三顧茅廬請清末狀元王壽彭出山任教育廳長，又聽總參議楊度建議，耗重金重刻儒家《十三經》。這部典籍采用頂級宣紙與楠木匣裝幀，序言雖由楊度代筆，但張宗昌堅持伏案摹寫，一字一畫親自“署名”。當這部史上印制最精良的《十三經》發往各校時，連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暴君做了翰林院的事。”

二、山大創校與打油詩冤案

張宗昌最被低估的貢獻，莫過于重組山東大學。1926年，他下令合并山東公立法政、農業、工業等六所專門學校，在濟南東郊創立省立山東大學，首次讓“山東大學”之名登上歷史舞臺。他每月撥付辦學經費兩萬五千銀元——校長月薪400大洋，教授360大洋，遠超當時平均水平。即便首任校長王壽彭因保守理念辭職，張宗昌仍試圖延請大儒辜鴻銘接任，未果后竟親自掛名校長。這一舉動看似荒唐，卻為日后山大復興埋下火種。

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流傳至今的“張宗昌打油詩”公案。“大明湖里有蛤蟆，一戳一蹦跶”“大炮開兮轟他娘”等“神作”，被網民捧為“軍閥中的泥石流詩人”。然而其女張春綏澄清：父親極少提筆，祝壽詩、挽聯均由秘書劉懷周代寫。考據發現，所謂《效坤詩鈔》不見于任何民國檔案，而“轟他娘”詩句最早出自1974年臺北出版的段子集，實為時人諷刺其“求雨炮轟天庭”的惡搞。一個尊孔讀經、撥款辦學的軍閥，就這樣被后世按頭成了“薛蟠體”代言人。

張宗昌并非孤例。民國軍閥中，吳佩孚是正牌秀才，詞作雄渾蒼涼；段祺瑞以天津武備學堂第一名畢業，留學德國研習軍事；閻錫山赴日讀陸軍士官學校，晚年著書立說；白崇禧16歲考取廣西師范學堂，常年霸榜第一名。就連被嘲“不學無術”的蔣介石，也留下“朝霞映旭日，梵貝伴清風”等意境清雅的詩句，日記更顯文采。

這些武夫對文化的態度，映照出亂世中的人性復雜面：張宗昌刻《十三經》卻縱兵劫掠，韓復榘辦鄉村教育卻槍殺報人。恰如史家評述：“他們像揣著文房四寶的土匪——墨是黑的，血是紅的，而歷史慣于把兩者攪成一團混沌的暗紫。”

1932年，張宗昌在濟南火車站被鄭繼成刺殺身亡。民眾放鞭炮慶賀時，他題寫的“山東大學”校牌仍掛在濟南校門；重刻《十三經》被師生悄悄轉移，成為抗戰烽火中幸存的文化火種。

今天，當我們調侃“張宗昌寫詩”時，或許更該記住：那個大字不識幾個的掖縣少年，成為督軍后苦練書法至深夜；那個橫征暴斂的軍閥，把稅收砸向教育和古籍——亂世中的文化堅守，從不需要完美圣人，只需有人在血火中拾起一片殘紙，便足以為后世開一扇窗。

【參考資料】：《張宗昌與山東文化教育事業》（《蘭臺世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閻錫山日記》《白崇禧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馮玉祥詩選》《吳佩孚詩文集》《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