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德國最優秀的思想家們在想什么？哲學在暴政面前真的毫無作為嗎？英國作家和思想史學者萊斯利·張伯倫研究了韋伯、阿多諾等十幾位哲學家的經歷后發現，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里，他們仍在守護人性的光輝，重新思考理性、技術與人的關系，努力在廢墟中尋找重建人類尊嚴的方式。這種思想上的堅持，就是對極權最有力的反抗。本文摘自《黑暗時代的哲學家》第三章中的“應該如何理解技術”一節。澎湃新聞經浦睿文化授權刊發。

黑暗時代的哲學家，[英] 萊斯利·張伯倫，岳麓書社·浦睿文化，閭默凡譯，2025年5月版，328頁，78.00元

德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所經歷的工業城市化變革，在當時尚未受到席卷俄羅斯和意大利的大膽的未來主義思潮的影響。不如說，此時在德國占主導的情緒，更接近于四分之三個世紀前狄更斯與羅斯金筆下的遍布煙囪和貧民窟的英國對技術所表現出的敵意。狄更斯所關注的，是大眾社會中物質和精神享受的供應匱乏，以及社會正義的缺失帶給人的焦慮感，而羅斯金更擔心教育與品位的淺薄化，以及這一趨勢對人性造成的影響。在強大的物質文明的威脅下，德國中產階級此時體會到了某種類似的、遲來的文化焦慮。從內燃機到齊柏林硬式飛艇、火炮和坦克，德國機械文明逐漸顯露出其在戰爭領域的可怕潛能。但“一戰”的失利似乎預示著新篇章的到來。似乎已經到了重估機械對現代社會的貢獻的時候了。

赫爾曼·黑塞（HermannHesse）率先發聲，他將機械描繪為既暴力又愚蠢的東西。在1926年的詩作《機械的戰爭》中，機械裝置抓起人狠狠擲向水泥墻面，以此展示自己的殘暴，但它因為自身沒有智力又顯得愚蠢。機械只是理性計算的產物，它象征著當代意識中非人化的頂峰。正是機械使得德國人在1914—1918年間高估了自己的實力。1927年，黑塞的小說《荒原狼》中反英雄式的主人公哈里·哈勒爾在望向未來時，似乎忍不住要回顧戰爭的歲月。技術的力量能夠在任何地方制造出噩夢般的慘劇：

車輛，其中一些是裝甲汽車，在街道上追趕行人。它們把他們壓下來，要么把他們摔在地上，要么壓在房子的墻上壓死。我立刻明白了，這是一場準備已久、期待已久的人與機器之間的戰爭，現在終于爆發了。四面八方都是死人和腐爛的尸體，四面八方都是破碎、扭曲、半燃燒的汽車。飛機在可怕的混亂上空盤旋，許多屋頂和窗戶上伸出的步槍和機槍正在向它開火。

但在更加熟悉技術之后，對它的態度似乎也變得更加積極。哈里·哈勒爾接著說道：

在每一面墻上都是自發和華麗的標語，巨大的字母像火炬，召喚國家站在人的一邊反抗機器，反抗那些身材肥胖、華衣美服、噴著香水的財閥，他們利用機器從尸體上榨干油水，并給自己換回了碩大無比、像惡鬼一樣哇哇直叫的汽車。把工廠點燃吧！在貧瘠的大地上留出一些空地吧！移開廢物，這樣草就能重新長起來，樹林、草地、石楠、溪流和沼地也能回到這個塵土和混凝土的世界。

這時新的觀念開始萌發，即只要正義之師能夠掌握技術，就勢必掀起社會革命，甚至能拯救大地。這種新的受技術進步驅動的社會變遷圖景，既激發了社會主義者，又激發了民粹主義者的樂觀情緒。但還要先等哲學家為技術下一個定義。

不論從時代還是從觀點來說都算是最后的新康德主義者的恩斯特·卡西爾，出生于一個十分富有的德國猶太家庭，其家族與瓦爾特·拉特瑙的家族都參與到了德國急速的工業化轉型中。自俾斯麥建立聯邦德國的繁榮歲月起，旁系眾多的卡西爾家族先是在布雷斯勞，而后又在柏林修建房屋，建造工廠。橡膠是家族經手的重要商品。而用來印刷報紙的紙漿也屬家族的經營項目。在20世紀20年代家族最為著名的產品，是一種在收聽無線電時能幫助將干擾降到最小的電線。卡西爾身上并沒有那種對機械的恐懼，盡管不一定是由于其家族的工業領域背景——同樣實業出身的瓦爾特·拉特瑙就十分懼怕機械。但這正是因為這位最后的新康德主義者堅信，康德哲學必然能吸收并解釋它遇到的一切現象。

對于卡西爾來說，哲學是包括科學和人文知識在內的一切知識的基礎。既然機器也是人發明出來的，哲學當然能包含并解釋機器。然而為了解決德國人性觀遭遇的困難，必須創造出一種能夠包含技術的、經過改造的康德理論，并用它來處理有關知識與想象的問題。卡西爾所進行的理論嘗試意義非凡。在科恩試圖通過科學賦予康德哲學現代性的時期，卡西爾曾在他門下學習過數學理論。卡西爾也是一位頗有知名度的文學評論家，精通作為現代德國詩歌之父的歌德的作品。由于他本人在眾多領域表現出的驚人能力，他直到最后仍相信康德的普遍主義。

此時在他心中，技術不過是想象力的新的部分罷了，它與藝術想象力并列。二者的地位就如古希臘哲學中技藝（technê)與詩（poesis）的地位一樣。這便是哲學在1930年的使命：

假如哲學仍然忠于自己的使命，或者說，假如它仍然想保留自身作為文化的邏輯意識的代表這一身份，它就必須像在理論知識、語言與藝術領域中那樣，去探索使技術效率提升與技術演化“成為可能的那種條件”。

1930年的長文《形式與技術》，涵蓋了卡西爾一生研究的大部分內容。戰爭時期，他將精力用來重新發掘康德哲學的價值，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是《自由與形式》——至今仍是理解德國唯心主義的民族性和美學觀的必讀之作——以及《康德的生平與思想》。在1914年，當其他新康德主義哲學家狂熱地支持德國的沙文主義政策時，卡西爾卻屬于反對德皇的侵略野心的另類。1919年他加入新成立的漢堡大學，成為一名講師，1920年他又成了首席哲學教授，此時他開始了對“符號形式哲學”為期十年的研究。像胡塞爾一樣，他自始至終都是啟蒙運動的支持者，而在動蕩的1930—1932年間，他將自己的精力轉向了對啟蒙運動歷史的研究。在1929—1930年擔任校長職務時，作為猶太人的卡西爾公開地表達對自由風氣的懷念，盡管漢堡大學與魏瑪共和國都誕生于自由氣息濃厚的1919年，但如今二者都感受到來自政治極端勢力的壓力。有人會指責卡西爾對當時的政局變化視而不見，但這其實是因為他堅信，作為批判性的觀察者，哲學家不應直接對社會和日常生活進行干預，這一信念與他過人的勇氣并不沖突。

《形式與技術》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書中對技術問題——與人際關系的問題與理性的問題一道，構成了當時最為重大的三個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而在于它在德國哲學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卡西爾幾乎創造出了第四種康德批判哲學。因為卡西爾認為哲學的首要特質是其道德內涵，所以它“最適合”代表“文化的邏輯意識”，而憑借這種邏輯意識，卡西爾創造出了一門針對技術領域的專業知識的批判哲學。

康德在1781—1790年間，先后將純粹理性、道德與審美判斷力作為批判的對象，而卡西爾效仿康德，認為技術不過是另一種人類用來改造世界的先驗機能。“不論是在思考還是在行動中，在語言還是在有效的活動中，世界的形式都不是某種被人感知并接受的東西；不如說，人必須主動地去‘創造’它。”

海德格爾在他的《存在與時間》（1927）一書中，針對技術問題給出了一些深刻卻背離康德的評論，《形式與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對海德格爾的回應。另外，在1929年的著名論戰中卡西爾落敗于海德格爾，通過這篇文章，卡西爾多少也能一雪前恥。但《形式與技術》中還包含了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反駁。卡西爾提出，技術自身具有“固有不變的、亟待實現的規律”。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利益與無視人的意愿的歷史規律，背離了所謂普遍人性的觀念，而卡西爾堅稱普遍人性確實存在，并且有關技術的先驗能力就被包含在它之中。這就是技術的法則。技術是人類天然具有的能力。在掌握技術的意義上，普羅米修斯和20世紀造機器的工人并沒什么兩樣。像先驗的理性、審美判斷力以及對道德法則的覺察能力一樣，技術也是賦予日常體驗以形式的手段。由于康德教導過人類永遠有能力把握自身命運，卡西爾并不懼怕技術。這也是他最重要的貢獻。用康德的眼光看待技術，就會立即賦予它人性與道德價值。

卡西爾充滿自信的態度，或許能引發我們今天關于生態責任的思考。但時值兩次大戰之間，情勢緊急，希特勒奪取政權后正準備利用德國的強大工業能力，將它轉化為戰爭中的優勢，在這一背景下，卡西爾的聲音或許顯得太過微弱了。“在評價技術前我們先要理解它。”“我們要理解技術的‘本質’，或者說‘它的純粹創造性的意志與力量’。”在時代迫切尋求實踐領域的指導時，卡西爾仍然遵循亞里士多德的教誨，堅持認為哲學家的使命是創造理論。

卡西爾用一種道德—詩學的眼光看待時代變遷，這種視角早于黑格爾，甚至可以直接追溯到歌德。卡西爾與西美爾共享一個混雜的知識淵源，但西美爾之后轉而利用社會學作為自己的新康德主義觀點的補充。卡西爾用生物學做比喻，認為人類文明發展中包含的“純粹創造性的意志與力量”造成了文化領域生命力的增強，以及文化形式的演變。但卡西爾終究是歌德而不是達爾文的傳人。他接受了歌德關于有機體復雜性的觀點，認為人性——人類主體——通過賦予接觸到的物質材料以形式，辯證地創造了自身的文化。我之前已經提到過，唯心主義哲學為了避免意識與客觀世界間涇渭分明的界限，創造出了辯證法這一理論工具。我已經展示了西美爾對這一工具的運用。從德國文化的眼光來看，物質進步必須通過主體與客體、心靈與世界之間的本質上辯證性的相互作用來理解。它是心靈與自然之間激烈的互動，是對立面之間不斷理解、不斷接納的過程。

歌德對辯證法的理解深刻地影響了卡西爾對技術的看法。根據這種看法，發展并不是線性的，因而技術不應被看成僅僅是文化的又一個新內容。不如說，它是與文化并列的某種基本潛能，隨時伺機而動。技術為人與世界的互動創造了新途徑。它的出現使得文明向其更高形式的演化過程變得更為復雜。

在大眾文化領域極力渲染對機械的恐懼的拉特瑙，此時已經去世。但曾與他對話的卡西爾此時引用了他的話：

假如考慮一下……世界的生產狀況，經濟領域表現出的瘋狂，都應當讓我們感到恐懼。我們的商店里充滿著多余的、瑣屑的、有害的、令人憎恨的商品，幾天之后就會被人拋到腦后的一時風尚的產物，以及各種能引人沉醉、提供刺激、令人麻木的物質……每個新的財政季度，像這樣的一堆垃圾就會堆滿每間商店和倉庫。生產、運輸和消耗它們，需要幾百萬人的勞動；生產它們需要消耗原材料，占用設備與廠房，還占用了大概三分之一的工業力量與勞動力。

拉特瑙顯然是對的。資本主義對原材料和勞動力的無窮無盡的欲望令人害怕。但卡西爾援引萊布尼茨關于造物主的說法，一次次地反駁拉特瑙。他相信技術能把權力交到人的手中。造成的破壞是可以逆轉的。最理想的世界仍然可以被創造出來。

當時的德國被夾在美國與蘇聯所代表的兩種現代化路徑之間，正迫切尋求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學模型。像卡西爾一樣援引柏拉圖的說法，在這時有幫助嗎？其實并沒有，但此時的任務是要取代馬克思，重新解讀歌德1797年的敘事詩《魔法師的學徒》。馬克思認為這部作品描繪了資本家對局面失去控制后的亂象。但為了避免任何政治上的暗示，卡西爾選擇用《高爾吉亞篇》中達那伊得斯姐妹的水罐的典故來做比較。達那伊得斯姐妹是阿爾戈斯國王達那俄斯的50個女兒，被神明懲罰要用水罐裝滿一個甕，但由于甕上有洞，水總也裝不滿。“現代技術以及現代經濟……正是達那伊得斯姐妹的水罐。”相比之下，這個意象給人的沖擊力要小得多。當時最有沖擊力的，應數弗里茨·朗的電影《大都會》中工人被纏繞到大鐘的指針上的畫面。盡管卡西爾勇敢地反抗了當時政治領域的非理性潮流，但他拒絕看到技術進步給人類生活帶來的負面影響。

卡西爾的批評者海德格爾將技術看成截然不同的東西：它既不是沖擊性的圖像，也不是敘事的歷史中富有象征性的符號，而是西方哲學出于對抽象理性的執迷而一直試圖壓制卻終究破土而出的另一種唯物主義的話語。對海德格爾來說，“技術”一詞記錄著另一種看待哲學歷史的眼光，而他現在就要來講述它。

與卡西爾一樣，海德格爾精通拉丁文和希臘文。他認為，既然希臘哲學“扎根于”技術的概念，與技術融為一體，通過援引希臘哲學就能得到一種總是已經（immerschon）準備好理解技術的哲學。“總是已經”這種說法似乎與康德的先驗官能概念十分類似。看來即便是海德格爾也無法完全擺脫康德的影響。但他的高明之處，在于通過這種機智、狡猾的術語挪用，將研究對象從知識的條件轉向了此在——我們在世界上的生存方式——的條件。他并不喜歡辯證法，對黑格爾的理論也有自己特殊的用法。以上種種都足以表現出海德格爾異于常人的理論立場。他將自己視為一位后達爾文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經過《存在與時間》（1927）中對此在與工具的關系的研究，他對技術也不再抱有敵意。此在可以幫助我們適應環境。但德國此時已經陷入恐懼。不論卡西爾還是海德格爾，沒有哪位哲學家能平息機械帶來的恐懼。

海德格爾與卡西爾辯論的兩年后，也是卡西爾關于技術的長文發表一年后，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1931年的《人與技術》一文面世，其中反映了元首的教條。畢竟像德國當時那樣的技術進步，任何成功的政治領袖都會加以利用。像韋伯與弗洛伊德一類富有洞察力的晚期唯心主義者，都不愿在德國套用美國式的工業—文化模型，他們過分清高，看不上美國無知的大眾，以及傳送帶式的大生產表現出的剝離人性的特征。但斯賓格勒對蘇聯模式也是又恨又怕。此時在團結技術與文化這一任務上，德國感受到來自正反兩個方向的壓力。

來源：[英]萊斯利·張伯倫